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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保定往事(2009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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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平县南峪村:偏僻小山村蕴育人民币的摇篮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各解放区前方打蒋军捷报频传,后方挖“蒋根”——搞土改节节胜利,全国形势一片大好。然而,战争物资消耗加大,各根据地之间货币不统一,难于流通和贸易,制约了解放区的经济发展。因此。党中央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委派董必武为主任,调整华北、西北、华东等解放区的货币、贸易关系,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

  统一货币就要有统一的银行。这个银行叫什么?董必武询问了华东解放区主管财经的几位领导,他们建议称“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副经理何松亭认为称“中国人民银行”比较合适,因为新中国成立指日可待,新成立的银行不仅要完成统一各解放区货币的任务,还应该与新建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联系起来。董必武采纳了何松亭的建议。

  半月后党中央批准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名称。1947年深秋,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在距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仅二华里远的夹峪村成立。中央调曾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的南汉宸为筹备处主任,调晋察冀边区银行副经理何松亭与石雷等人参加筹备工作。同年11月中旬石家庄解放,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形势的发展更加凸显货币不统一带来的弊端,中央决定立即发行统一的新货币,并决定把印钞厂设在南峪。

  南峪,是阜平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省市地图上根本无法找到它的位置。就是这个小山村,1947年底至1948年初发生了一件影响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大事——第一张人民币诞生了。

  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各国钞票上都印有开国领袖的肖像,所以人民币的票版制成后,先送到毛泽东那里征求意见,并准备选一张他满意的照片印在钞票上。毛泽东看了票版摇了摇头说:“我是党的主席,并不是政府的主席。这票子是政府发行的,还是别印我的头像吧。如果以后能当政府主席再印不迟。”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人民币上的领袖像改为反映解放区生产建设的画面。

  1948年初,南汉宸请董必武为人民币票版题写行名。董老谦逊地推辞,说自己的字不好看,建议请他人书写。南汉宸说我见过董老的字,很漂亮,适合印制在新版的人民币上。于是,董必武在西柏坡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里挥毫写下了“中国人民银行”6个端庄大方的毛笔字。这几个字一直用到现在。其中“国”字和“银”字过去是繁体,后来改成了简体。

  1948年10月3日,经过党中央五大书记同意,人民币在阜平县南峪村开机印刷。村里盖起三排坐北朝南的机房。银行的工作人员住在村子附近,对外一律称“新大公司”,人们都不知道这里是印票子的工厂。与南峪村相邻的光城村一陈姓村民的姑娘,与住在该村的原晋察冀边区银行行长关学文的警卫员相恋成婚,很长时间里她竟不知道自己丈夫每天跟着的那个人就是银行的领导。南峪村村有好多在“新大公司”工作的人解放后都随厂进了城。

  1948年12月,华北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暨人民币正式发行。解放区人民从此告别清政府的制钱、北洋政府的银圆和国民党政府的纸币,堂堂正正地花上了自己的票子——人民币。
  ——《中国新闻网·保定新闻》顾俊文、高明乡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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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时期黑暗的保定西关

  

  西关图

  日伪时期马俊良先生的父亲在大西门外桥西路南边,经营一家建华轩牛羊肉铺,他在西关的扶伦小学读书,下学后帮助父亲卖肉,学习、生活在西关,因此熟悉这一带日本人的驻军、经商情况,以及日军对保定西关一带犯下的罪行,笔者除了采访马老先生还走访了多位保定的老人,并查阅了一些有关日伪时期西关的史料,经过整理、制出草图,现撰文叙述如下。

  日军在西关犯下的滔天罪行

  保定旧城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有四关之称。关,即出入城的要道,可是人们习惯将大西门以外广大区域称为西关。清末民初芦汉铁路通车,火车站设在西菜园附近,车站的建立迅速带动了西关各项事业的发展繁荣,如在文化方面先后建立起直隶农务学堂(河北农大前身),河北大学、育德中学,保定二师、扶伦小学等大中小学校;商贸、店铺、集市,几乎城里有的西关都有,西关形成了一个繁华闹市。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依靠飞机、大炮、坦克车等先进武器大举南下进攻保定,首冲之地就选在了西关。

  9月16日,日军开始轰炸保定,火车站的站房、月台均遭到严重毁坏,飞机追着火车头轰炸,火车站里外硝烟弥漫,站房的防空洞被炸弹击中,里面躲藏有车站工作人员、护路军警、候车难民,二百余人全部遇难。

  9月24日拂晓,日军炮兵集中火力向西北城角轰击,城墙被炸开两条豁口,之后日军占领了西北城角,接着大西门失守,日军从西关通过大西门入城,进而保定沦陷,国民二十九军撤退。日军进城后大举烧杀,屠杀群众二千多人,仅在北关被集体屠杀就达五百余人。

  “七.七”芦沟桥事变前,我父亲闪恩寿在火车站前经营“鸿恩祥”干鲜店,出售糕点、瓜果等食品。日军占领车站时被抢空倒闭。

  1937年9月,为了便于调动部队,在保定火车站附近的育德中学、保定二师、河北大学校园大量驻军,先后驻保的有第六师团、第五师团、第二十七师团等主力部队,日军把保定作为驻军基地,从西关出发不断地向冀中、冀西进行大扫荡,施行“三光政策”,从1937年9月至1938年底,一年半的时间就制造了徐水县于坊、高阳县莘桥、定县王褥、蠡县王辛庄等几十个大惨案。

  从城里出大西门瓮城,顺城墙往北,近西北城角处城墙下是个杀人场,据护城河北岸薛刘营村的老人介绍,他们隔河就能看到每当杀人时,用卡车拉去中国人,日本兵牵着洋狗,监督他们将坟坑挖好,然后威逼后边被押去的人活埋前边挖坑的人;一批顶一批,迫使中国人自掘坟墓,非常残忍,日军杀人不计其数。

  1939年,西关有个永义电料行,掌柜叫邓相环,与满城抗日武装建立了关系,他组织了三个人为抗日武装秘密制造电池,做好一批,就派一伪警察送到满城。4月,被日本宪兵队破获,掌柜和伪警察被抓进宪兵队,受尽酷刑,最后二人被枪杀。

  日军占领保定后,学校全部停课,河北省立农学院遭受严重毁坏,据《河北农业大学校志》载:“河北省立农学院(与河北大学同院)日寇侵华期间,占据该院,使该院蒙受重大损失。计:建筑类拆毁房屋642间,农具类1773件;仪器类6560件;图书类76672册(全部损失)……,折合国币110亿零4578元”。

  1940年8月一天,日本宪兵逮捕了特务大队长田玉池(大汲店村人),田在任大队长期间,系两面人,曾为我满城敌工人员购买炮镜、枪支等,还把二儿子田庆祥秘密送到满城县抗日政权参加革命,他购枪一事被特务告了密,日本宪兵队在保定二师刑讯时,用大皮鞋将他踢晕了,误为已死,装入麻袋扔在院内南边大坑活生生地喂了洋狗。

  车站往北,近小集街处,原很荒芜,是大片坟地,这里有座小庙叫蚂蚱庙,(现保定铁路第一子弟小学校址),就在这里曾有两位武工队员进城买药被日军捕获杀害。

  河北大学院内(惠友超市处)的日军,把中国人抓到里边,多被残杀或被狼狗咬死吃掉,院内原有一座假山,山中有防空洞,洞外是杀人坑,老百姓叫它做“万人坑”,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用推土机推平假山时,在假山中曾发掘出几箱隐藏下来的枪支。

  1942年日军为了调动部队方便,在大西门城墙南面拐角处开了小西门,(现裕华路护城河的新华桥南)保定扶伦小学是由铁路部门办的铁路子弟学校,(现铁路第一小学校),据在扶伦小学读过书的陈连会先生介绍,他上学时是一日本女教师教授日语,每天两节日语课,学生们必须用日语会话,经常组织学生进行日语作文、讲演比赛,进行强化教育;马俊良先生也曾就读扶伦小学,往事记忆犹新,那时每天要升日本国旗,唱日本国歌,上体育课也说日语,上体育课全部改为了军事训练,训练时报数时喊:“依其(一)、泥(二)、桑(三)、西(四)……”,口令“向左”、“向右”、“解散”、等全部用日语。每天都要接受日语强化教育,日语教师有个身材很矮,名叫中村次郎的,人很厉害,经常动手打人,老人摸着鼻梁上的疤痕说,他一个耳光把我打在门吊环上,鼻子鲜血直流,还骂我“八格亚路!(混蛋)”,老人讲话时很激动,因为他对日本侵略者怀有深仇大恨。同学们都不愿做亡国奴,厌恶学日语,大家都知道小日本快完蛋了,每当美国、国民党的飞机飞临保定上空,大西门城门楼上一拉警报,同学们借报机一哄而散,我们一帮男生跑步去小闸游泳(保定影剧院后边),女生找地方去玩耍,飞机走后谁也不回校上课。

  日军占领保定八年,给保定人带来巨大灾难,其罪责累累,罄竹难书。

  日本人在西关驻军、开设商店等情况

  为了适应日本人的军事、生活需要和强化治安,在西关由日本人、和一些韩国人(保定人称他们为高丽棒子)开设了很多餐馆、妓院、洋行、学校以及电影院、菜市场等。西关形成了日本人的娱乐、消遣的“特区”。所有这些企业,又都与日本人的特务机关有联系,他们负责监视中国人的活动。

  出大西门往西,城墙下是日本人的“企腾洋行”、“三菱电锯木材加工厂”,桥东路北是红星旅馆;过大西门护城河桥往西的花椒园,有“三井菜市场”、“大丸仓库”,此仓库是军粮库兼加工厂,仓库周围设有堡垒,再往北是杀人场,这里活埋的多是八路军;过护城河桥西是西关大街(光华路),大街路北面是“新东京咖啡馆”;再往西十字口西北角是亚西亚饭馆;再往西是大成当铺、梅花糕饼小吃店、金星洋行、久米商店、日华电料行、大丸公司、日华饭馆、北极屋冰棍房;松鹤妓院、长琦家妓院(均是随军妓院)。

  西关大街路南是马老先生家的建华轩牛羊肉铺,顺河往南是中国人开的望河楼茶馆,一些中国人买了日本人的毒品就到望河楼茶馆吸毒,这些烟鬼骨瘦如柴,经常有人躺在河坡而死,造成倾家荡产,人们对这些人称做“倒卧”。在第六次强化治安时,经常有很多饿死的中国人横倒竖卧在河的两岸。

  路南边往西方向依次有ラシギ酒馆(音:拉西给)、泰星长洋行、日光百货洋行、日华饭馆、往南拐南二胡同里有久米妓院,出胡同再往西是日本电影院、マサシ(音:玛撒西)都食堂、南边胡同里有军人会馆、再往西是神社(日本人、学生路过都要向神社敬礼)、后来迁往曹锟乐寿园杏花村(现农大东校区),还有国际运输株式会社,(向日本据点运送军火物资和从当地掠夺的大量财富),朝日新闻社。

  西关大街十字口往北是黄花馆,路东现黄花馆小学校是“东本原寺”,寺内的日本和尚,整日诵经祭奠日本兵亡灵,对面是“大政旅馆”、“松鹤家旅馆”后改为“日本铁路公寓”(实际都是妓院)。

  西关大街十字口往南金台驿街,路西是“合和洋行”,是日本人和韩国人合资办的,路西育德中学院内(现留法勤工纪念馆),驻扎有“大森部队”,育德中学后墙外是日本人的育才学校;金台驿街路东有韩国人金、崔、朴、王、李姓,开的冷面馆、美人馆和服装裁缝店,这些店铺都公开销售“白面”(毒品),再往南,西下关路东,二师学校内和路西河北大学院内(现十方商贸城)都驻扎着日军精锐第六师团“松田部队”。在学府胡同原保定日报印刷厂对面路东是日本人的冷库,往南河北大学院南边(现二中分校)是日本陆军医院,收容日本伤残兵,据当过日本人“卜役”(勤杂人)的老人介绍,在日本兵发动侵略的初期,医院内的重残兵,经过治疗后,都由天皇“赐死”(烧死),以保所谓“大和民族高尚之人种”,1943年后日军节节败退,多是老弱残兵了,也就不再搞“赐死”了。

  火车站往南(现建华南路)有铁路公寓、中原煤炭公司,(日本人将煤炭运往日本,将煤底子掺上土卖给中国老百姓,一燃而尽),在霍家大院(农学院)有日本驻保领事馆、本部在北京,保定设警察署,下设四个系:总务系、司法及特高系、户系;劳务组合(把华人运到日本做劳工)。

  日本财团凭借军事力量的庇护,兵商一家,在西关势力最大的是“久米洋行”,经理久米是日军退役中将,他不但经营军需物资并开妓院,当时有个顺口溜:“老久米,老狐狸;虽然庙小妖风大,心狠手辣了不的。”大丸公司在保定镇一方,海军是他的后台,经营日杂、五金交电,还经营军需物品、粮食。

  八路军武工队在西关英勇杀敌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我国大好河山遭到日寇铁蹄的践踏。日军开进保定,面对日军的烧杀抢掠,我方以各种方式抗击日军的侵略。

  如阜平抗日义勇军第三路指挥部向保定火车站传来密令,保定车站的中共书记张树荣到阜平去报到,张书记装扮成车夫于9月25日拂晓赶到阜平,总指挥刘秀峰和政治部主任曹洪涛向他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要迅速成立一支以铁路工人为骨干的敌后武装力量,开展铁路斗争,支援我军前线作战,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很快,一支由31人组成的铁道游击队诞生了。张树荣任队长,周凯为指导员兼任副队长。保定铁道游击队成立后,便战斗在千里铁道线上,他们割电线、炸桥梁、扒铁路,袭击军车、烧毁仓库,搅得日军昼夜不宁。1941年春节刚过,游击队得到上级指示,有一列从北平开往新乡的客车,其中第9节坐的全是去河南采访日军扫荡战绩的记者,第8节是保护记者的日军。上级要求游击队要痛歼鬼子兵,但不要伤害记者,以扩大八路军影响,打击敌人的气焰。那一天,车站内外气氛紧张,日军巡逻队出出进进。副队长周凯带领队员埋伏在方顺桥一带。为了探清虚实,两名游击队员提前摸进火车,其中一名躲进厕所,装扮成一名检车工,手提小锤,侦查了敌人的状况。列车刚刚驶离方顺桥,就听一声巨响,密集的火力立即射向8号车厢,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跳下火车的多被击毙,敌人见势不妙,一面顽抗,一面命令列车后退,车上的两名队员见状,立即跳下车,飞身进入机车头,击毙了日本司机,并将一枚手榴弹投向机车锅炉,火车顿时瘫痪了。9号车厢的记者趴在车厢下面,哭喊成一片,游击队漂亮地完成了任务。

  1938年3月,我军夜间偷袭保定火车站、南关,活捉日军34名,伤90余名,获大量军用品。

  5月,我游击队绕过敌人的碉堡,袭击了保定火车站,同时,破坏了保定漕河之间的铁路和桥梁。

  1940年11月26日,我便衣队袭入保定,扰乱敌人召开的祝捷大会,并袭击了敌兵司令部及部分日本商店,一分区政治部侦察员,在保定西关活捉日本津田司令部宪兵两名,缴获步枪百余支,三万发子弹,战马、骡子20余匹,胜利班师。

  1944年12月1日深夜,我清苑县大队穿过封锁县,到达西关寡妇桥(河北农大西门北边桥),敌工人员李贵亭率人连夺七道岗哨,夜袭驻河北大学之伪绥靖第六集团军司令部(现惠友超市、十方商贸城),毙死中校、中尉、少尉教官三名,伪军参谋人员等12人,俘伪军29名。

  今日保定西关高楼鳞次栉比,商贸繁荣,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六十多年前的保定西关痕迹一点也没有了,唯一见证日伪时期保定军民进行占领与反占领斗争的,也只有火车站前饱经历史沧桑的歪脖古槐树了。

  日军占领保定期间,在西关设立了他们的政治、军事、文化、商贸中心,统治、残杀、剥削中国人。当年日本宪兵、伪警横行,碉堡林立,西关到处是阴森、杀气腾腾的恐怖景象,此文仅举几件事例,日军犯下的野蛮罪行,它给保定乃至河北、华北地区的人们带来巨大灾难。中国人民被欺辱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今天,中日人民友好,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那段国耻民族恨历史。
  —— 《保定晚报》闪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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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苑文艺史上第一张铅印报纸
 
  《苑蕾》是清苑县文联于1984年9月创办的文艺月报,也是清苑县文艺史上第一张铅印报纸。报纸为四版,共办60期,到1997年8月停刊,与清苑县委创办的《清苑报》合刊。但是,成千上万的读者,至今还深深地怀念着她。

  我对《苑蕾》独有情钟,因为从创刊开始我就当这张报的责任编辑。我清楚记着,等报纸印刷出来,我手捧创刊号,闻着淡淡的墨香,凝神细读着……在这期上,有原县委书记段翰清的发刊词,著名作家李英儒致清苑县文联的书法贺词“保阳风采薮,清苑翰墨林”。还有浩歌、谷悦武等人的小说,我的散文《瓜棚月下玉笛声》、李新锁的诗《思考》等……这一期共印2000张,等一发往社会,便吸引来几百名老中青文艺爱好者,围着《苑蕾》大做美好而神圣的文学之梦。在她的带动下,近20个民间文学社团,像雨后春笋般纷纷诞生。于是,清苑的文学事业便异常红火起来;于是,我这个编辑也就随之忙活起来,给许多作者看稿、改稿;于是,我就甘做雨露浇新苗……于是,我就拿自己微薄的工资,为许多乡下来的文友打饭,拿“一亩泉”酒和花生米,宴请他们,和他们谈文论道。近十年来,《苑蕾》培养出了许多作者,后来,他们从这块园地走出去,有的成了诗人、作家,有的凭写作才能谋求到了铁饭碗,有的当了官,有的成了大企业家。长城汽车总经理王凤英,就是从《苑蕾》走出去的。当时,她在清中上高中,经常向我们投稿,我见这个中学生人长得俊俏,文写得很有灵气,就大力培养她,把画她的肖像《家乡姑娘》,发于报端,把她许多的小说、散文,刊于头条。后来,她凭文才而上,渐渐脱颖出一个风云女杰。

  而今,文艺萧条,《苑蕾》也被市场经济的大潮冲退了。但是,我还依然把我们文联编印的60期报纸合定成册,珍藏在我的书橱里。因为,在那个时期,在这块百花园里,曾出现过清苑县文艺的万紫千红;因为,她在原保定地区各县创办得最早,最有影响力,曾风光耀眼于清苑大地;因为,她惹我常思文友,不断回忆和感念与他们相处的那段美好时光。
  —— 樊新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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