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唐尧氏 唐尧氏是我国古史传说中一个尽人皆知的古族。对于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顾颉刚先生是疑古派的代表,1923年,他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所谓古代史是层层加码逐渐编造出来的,他说:“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而且“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受疑古派影响,出现了“神话历史化”论。论者认为,儒者为了适应他们的主张,“把神话传说来加以理性的诠释,这样,神话就变做了历史。”拉长了历史,神话却日渐消亡了。茅盾和袁珂主是说。
与此相反,徐旭生先生的古史观认为:“①传说时代所留传下来的一部古史资料,比正史中所记载史实更为可靠;②传说史料大都有历史事实为核心,并非子虚乌有;③对于掺杂神话的传说,与纯粹神话界限应当分辨。不能把古史一股脑儿送到神话的保险柜中封锁起来;④古代人并不作伪,《尧典》《皋陶谟》《禹贡》《五帝德》《帝系》《五帝本纪》所载靠不住的材料,那是因为古人在做综合工作时所用的方法不够精确,并不是古人有意造谣。如果认为《尚书·立政》内含有尚贤思想,就宣布它是受了墨家思想影响,是战国时人伪造,这样的论证是脆弱的,是不能成立的。”他对当时史学界中那股极端疑古风进行了回敬。
歧见互竞,各执一端,莫衷一是。所以关于唐尧氏的传说的文献记载,是否为比较可靠的信史,至今仍是一个哑谜。于此,我认为疑古学派用“默证”方法,从考订古文献记载的时间来确定传说时代的真伪,而忽视文献记载是否反映了传说时代的社会面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原则,既不能“凡古必真,”又不能虚无主义地否定一切,而应当从文献和考古学的结合上考证考古学的哪种文化是唐尧氏的遗址,这种考古学文化和传说的文献记载是否一致地反映了唐尧氏所代表的历史进程的社会状况,这些问题一经解决,关于唐尧氏的真伪问题就不辨而明了。我是刚刚接触和学习,仅提出自己的粗浅看法,向师长们请教。
一、与唐尧氏有关的考古学文化
坦白地说,目前还未发现唐尧氏古族的具体文化遗留和实物。但是传说时代在唐尧氏前后及与其同时的许多古族的文化遗址已经发现或可能发现了。
中华民族的“炎黄”祖先,本是传说时代的古族。《国语·晋语四》:“少典娶于有 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黄炎二氏族兴起,迁徙与活动的区域,与陕豫地区的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及客省庄二期文化集中分布的区域大体相符。在先周文化和辛店文化、寺洼文化遗址中,发现大量带有“W”铭文的铜器。邹衡同志认为“陕西的“W”族就是文献所说的姜姓族,也可能就是所谓炎帝族,最早是住在宝鸡和周原一带,大概是可以说得过去了吧。”洛阳出土的古鼎,其族徽W的上面还有一“火”字,则《左传》哀公九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的记载,正好为“火W”族徽作了注脚。邹衡同志还主张宝鸡姬家店和晁峪一类遗址的早期,“可以暂时叫它‘姜炎文化’。”
周族中有一个著名的“天族”(50余件带天字族徽的铜器),邹衡同志考证天族是姬姓,即黄帝族的族徽。先周时带“天鼋”器传世者甚多,郭沫若同志认为“天鼋”为轩辕氏(即黄帝)。还有“天兽”的族徽,依其形状分为六类。邹衡同志说:“《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与炎帝族在阪泉之野作战时,正好是用了六支不同图腾的军队:熊、罴、貔、貅、朦、虎(《大戴礼记·五帝德》谓黄帝‘教熊、罴、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稍有不同)。难道这完全是巧合吗?……这些族徽总不能说与黄帝族没有关系吧。”邹衡同志断言:“黄帝族早期活动地域也许就在洛河之东北—带,以后才发展到泾谓地区。”夏曾佑先生肯定地说:“故言中国信史者,必自炎黄之际始。”
《世本》:帝喾有四妻,生四子。“……简狄生契,庆都生尧……”据此,契是尧的异母兄。契是商人的始祖,从契到汤,已传十四世。《世本·居篇》:“契居蕃。”(《水经·渭水注》引。《通鉴地理通释》引作蕃)丁山论定商人发祥地在今永定河一带。邹衡认为“仅就契居蕃的地望来看,丁氏之说基本上是可信。”又说:“成汤以前,商人活动地,最早大概不出先商文化漳河型的分布区,也就是在今天河北省西南部和河南省北部的一大平原上,其中心地点应该就在滹沱河与漳河之间。这一结论。无论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是能够大体与之相符合的”。《史记·夏本纪·索隐》引《连山易》:“鲧封于崇。”崇的地望,《太平御览》卷39引韦昭注:“崇、嵩字古通用。夏都阳城,嵩山在焉。”邹衡说:“嵩山附近敕县之地,发现有早期夏文化遗址,这个传说于此或者是有些根据的。”
《书·尚书序》引《汤诰》:“古禹,皋陶之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安,”(《史记·殷本纪》引同)邹衡说:“这里所说的地望范围,与夏文化分布的三个地区大致是相合的。”《墨子·兼爱篇中》:“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鱼窦,以泻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注后之邸,滹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渚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这里所涉及的地望范围,与夏文化影响所及的区域也是大体一致的。”
《孟子·万章上》、《古本竹书纪年》、《世本·居篇》都云:禹都阳城。《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居阳城,后居阳翟。” 《太平御览》卷39嵩山下引书昭注阳城在颖川(赵歧《孟子注》同)。阎若据《四书释地》阳城箕山之阴条考证说:“阳城,山名。汉颖川有阳城县,以山得名,洧水所出。唐武后改曰告成 ,后又曰阳邑。五代周省人登封。”据徐旭生氏说,在告成镇及其附近的八方,石羊关等地发现了多处夏文化遗址。 “在告成镇附近……五渡河与颍河交汇处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堡,这些为进一步探讨夏代甚至夏以前的都邑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关于阳翟,在今河南禹县境。”现已在吴湾发现大范围夏文化遗址,禹居阳翟之说,或可得到考古上的证明。
共工氏,《书·尧典》郑注本云“尧之水官。”《书·尧典》、《庄子·在宥篇》、《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涯南子·修务训》等均言尧流共工于幽都,或幽州。《史记·五帝本纪》谓舜“言于帝(尧)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说明共工氏是与尧同时的古族,可能还是唐尧氏部落联盟的成员。邹衡认为“共工是确实存在的,古有共水,共国可以为证。”并说:“河北龙山文化最主要应该属于何种古族的遗留呢?经过我们初步考察,认为这个古族很可能就是古史传说中有名的共工氏。”
《经典释文》卷二,周易井卦下:“《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云:‘化益,伯益也,尧臣。’”《孟子·万章上》:“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这个尧臣作井的传说。是否真实呢?在河北龙山文化邯郸涧沟遗址中发现了两口最早的水井。邹衡经考证说:“无论从水井的最早出现,玄鸟故事以及箕山地望等方面来考察,都与关于伯益的传说有关,所以河北龙山文化涧沟型至少应包括伯益之族或其所属部落在内。”
邹衡还根据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夏文化二里头型早期的联系和区别,以及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觚、爵、鸡彝、瓦足器等四种来自东方的现象,论证“在夏朝以前,还有虞的存在。”并说“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似乎可以说,犹如周礼继承商礼,商礼继承夏礼一样,夏礼可能是继承虞礼而来的。”
上面,用一定篇幅从考古学论文中作了部分摘录。这些摘录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学的结合上证明了徐旭生氏所持的关于传说时代所流传下来的一部古史资料,大都有历史事实为核心,并非子虚乌有,向壁虚造。范文澜说:“春秋战国时人,尤其是儒墨两大学派,都推崇这三个古帝(尧、舜、禹),因而关于他们的传说,比黄帝以下诸帝更多些,真实性似乎也大些。”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按着这个方向努力,唐尧氏的文化遗留的发现,只是时间问题了。
二、唐尧氏的传说和龙山文化
二者契合地说明了原始社会的逐步瓦解。
唐尧氏生活在大约公元前23世纪中,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即父系氏族公社的中晚期。“这个时期,可以溯源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经尧、舜、禹直到夏代前期,持续了数百年之久,从血缘性的氏族部落到地域性的部落联盟。” “尧、舜、禹是部落联盟解体前最后的三个大酋长。”据《尧典》所反映的情况看,这一部落联盟中包含九个部落,一百个胞族和众多的氏族。清人崔述说:“尧时万国。”这种部落联盟已经超出了原来的血缘关系的界限,按地域互相结合,是氏族机构到国家的过渡形态。
根据对龙山文化各类型标本的测定,“大体上落在公元前21-26世纪之间……相当于古史传说中唐尧虞舜的时代。”关于唐尧氏的种种传说,在龙山文化中大致有迹象可寻,二者契合一致地说明了原始社会的逐步瓦解,从而有力地证明唐尧氏传说的基本可靠性。
《管子·侈靡》:“尧之时……山不童而用瞻,泽不弊而养足,耕而自养。”说明尧时的生产水平呈现出了新的发展局面,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渔业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已能够生产比较维持其生活的必需品为更多的生产物。因此,在各个村落中都有大量的窖穴。“王湾龙山灰坑几乎都是圆形袋穴,一般没有深窖。涧沟龙山则相反,圆形袋穴较为少见,而多直壁圆坑和不规则状锅底形坑。”生产有了剩余,占取他人的剩余生产物或人对人的剥削已成为可能的和有利可图的了,于是创立了奴隶制的经济前提。
《淮南子·览冥训》:“昔者黄帝冶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尧典》:“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传说那时人们已经积累了不少关于天文历法知识。农业生产是按照季节和气候条件进行的。从当时父系氏族公社发达的锄耕农业并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以及定居生活来看,掌握一定的天文历法知识是完全可能的。1978年在湖北随县发掘的战国早期曾侯乙的墓中,发现一幅珍贵的天文图象。正中篆书一个“斗”字,代表北斗七星,围绕斗字写有角、亢、氏、房……翼、轸等二十八个字,这是我国古代二十八宿的名称。二十八宿是测天象、编历法的基础。依据太阳运行在鸟、火;虚、昴等星宿的位置能够确定春、夏、秋、冬四季。这幅两千五百年前的天文图,是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认识自然逐步积累和完备起来的。《汉书律历志》说黄帝时就有“调历”。
《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孟子·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使禹治之。”洪水的有无或禹是否治水,现不易考。《论语·泰伯》说禹“尽力乎沟洫。”当时的农业部落,出于发展农业的需要,开始了防治水患的工作,这是必然的。《世本·作篇》说尧臣“伯益造井”,在河北龙山文化涧沟遗址中发现最古的两口井。邹衡认为“与关于伯益的传说有关”,涧沟遗址“至少应包括伯益之族或其所属部落在内。”
《韩非子·五蠢》:“尧之王天下也,斫冬日鹿裘,夏日葛衣,茅茨不翦,采椽不断,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尸子》卷下:“尧瘦、舜墨、禹胫不生毛……人之言君天下者,瑶台九累而尧白屋,黼衣九种而尧大布,宫中三市而尧鹑居,珍馐百种而尧粝饭菜粥,骐麟青龙而尧素车元驹。”
在母系氏族社会,人们已把兽皮做衣料,当时已知道鞣软皮革。陕县庙底沟和华县泉护村发现布痕,“仰韶时代的麻布每平方厘米的经纬线一般为6x9至12x15根,而齐家文化者可达30x30根。良诸文化中最细的麻布是20x30根。”说明纺织业的进步。传说中的“葛衣”“大布当是野麻纤维,用陶、石纺轮捻成的细线织成的平纹麻布。而且还有丝织物的发现,其密度竟达到47x47根(即每英寸120根)。”养蚕的历史确在反映这个时期的龙山文化中出现了。
龙山文化的房屋建筑也与上面所说的“茅茨不剪,采椽不断”的“白屋”相吻合。考古发现,这种文化的房屋一般是木架结构,开始用夯土筑房基,用土坯(即恩格斯所说的乾砖)砌墙,壁脚敷有草拌泥,并用白灰抹地面和墙壁。邹衡指出汤阴白营龙山文化晚期遗址“这种都设有炊灶的小型房子,可能反映了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生活。”还说“这些房子的建造,不仅有大小之别,且有精陋之分,尤其是在一座房基中还发现用小孩做奠基牺牲的现象。这反映了当时氏族各部已开始贫富分化,甚至有可能存在阶级差异和阶级压迫。”
上面所说的尧“素车元驹”,说明在发达的农业基础上,畜牧业也有了显著发展。饲养的动物种类增多了。龙山文化中发现人们已经开始养马,而且六畜马、牛、羊、鸡、犬、豕都是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发展起来的。《管子·地数》:“伯高对(黄帝)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铝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左传》说禹铸九鼎。《越绝书》卷11外传《宝剑记》:“大禹之时,以铜为兵。”这些传说在龙山文化和早夏文化中亦有反映。“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些铜器,如河北唐山大城山的两件穿孔小铲,含铜率分别为99.33%和97.97%;甘肃武威皇娘娘台的铜刀和铜锥,含铜率分别为99.63%—99.87%和99.87%,永靖大河庄的一件残铜片的含铜量也达96.96%,这些器物所含杂质都很少,可以算是标准的红铜器了。”在禹的早夏文化二里头遗址“第一段大概还处于青铜器的开创阶段,当时的武器和生产工具仍然是石骨蚌之类,极少发现铜质的工具。”但铜器毕竟是有了。
不但有实物,而且也有可能。从涧沟等的陶窑构造看,陶器烧制的温度高达摄氏1000度左右,一般都在950度以上,说明当时人们已初步掌握了高温操作技术,金属冶炼已有了基础。
冶金制造标志着新的生产力出现,必然引起社会生产的变革,促进手工业专业化分工和交换的扩大,增强了氏族首领的垄断权力,扩大了奴隶制的领域。
《管子·揆度》:“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对被征服的部落,则“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交换是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产物。在当时生产部门分工扩大,私有制出现,交换关系是不可缺少的,并催化着氏族社会的瓦解。
《荀子·议兵》:“尧伐欢兜。”《吕氏春秋·名类》:“尧战于丹水之蒲,以服南蛮。”人口的日益稠密,各氏族部落不断迁移和交往的扩大,各个部落之间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形成相同或相反的利益,由此引起各个部落的分化、组合、联盟和战争。战争过去只为了报复攻击,后来,“邻人的财富激起了人们的贪欲……他们觉得抢劫是一件比创造性的劳动更加轻松,乃至更荣耀的事……于是战争变成为经常的职业了。”这时,军事领袖就成为必要的经常的职位,组织了从氏族制度发展起来的军事民主机关。河北龙山文化涧沟遗址,发现2500年前的丛葬坑中有10副人骨架,其中7个成年(5男2女)3个小孩,还发现猎取人头的现象。经考证,这些发现反映了当时部落之间的战争和复仇的情景。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能使“战俘获得了一定的价值,”“因此就简单地把他们杀掉。”战争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品有了剩余,具备了奴隶制的经济前提,战俘就转化为奴隶。最初的奴隶,正如恩格斯所说,是从俘虏中得到的。暴力本身不能创造奴隶制这一经济范畴,它只是使这种经济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它促进这种新的经济形态的创生。
关于唐尧氏的传说中已有“城”或“都”,这些也是可靠的。由于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日益频繁和经常化,战争的威胁使当时的人们“在部落或联盟的集中地”外围修建各种防御工事,及至城堡。前面已谈到,在河南登封告成址中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堡。前不久又在淮阳平粮台发现一座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城市是同原始公社制度不相容的。它的出现,是掠夺战争的产物,是国家行将孵化的标志。正如恩格斯所说:“无怪乎在新的城堡周围又建起森严的城墙,在它们的濠沟里暴露着氏族制度的坟墓,而它们的塔楼已经是靠文明来支撑了。”
孔子说“唐舜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荀子·成相》:“尧授能,舜遇时,尚贤推德,天下治。”《吕氏春秋·去私》:“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禅让制是氏族公社选举制在后世传说中的反映。童书业说禅让制“本源出于氏族制,似不可诬。”在军事民主时代,部落联盟由参加联盟的各氏族部落的首领组成联盟议事会,部落聪明的首领也由议事会推举产生,部落联盟的首领也由议事会推举产生,部落联盟的重要事务,都要由联盟议事会讨论决定。《管子·桓公问》:“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反映了唐尧氏这一部落联盟的议事会生活。
随着社会各方面的进步,社会内部的对立日益发展,特别“掠夺战争使最高军事领袖的权势日益强化,其部属官长的权势也同样跟着强化。”
特殊的社会阶层在氏族制中分裂出来,官制和刑法跟着在氏族制中萌生。唐尧时已初步具备了较完整的官制和刑法。《尧典》:“禹平水土,弃播五谷,契敷五教,皋陶作士,垂作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夔典乐,龙作纳言。”《史记·五帝本纪》:尧“信饬百官,众功皆兴。”《荀子·义兵》:“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冶,”表明尧的权势已由“父亲般的,纯道德性的逐步演变为未来世袭元首或君主的最初萌芽。”这种社会性质的量变终于在禹的后期发生了飞跃,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整个氏族制变成了相反的东西:它由供自由调节自身事务的部落组织变成为掠夺与压迫邻人的组织了。适应着这种转变,它的机关也从人民意志的工具机关变成旨在反对人民自身的,独立的统治与压迫机关了。”
尧舜禹时代的社会变化在文献中是这样阐述的:《韩非子·十过》:“臣闻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天下)莫不宾服。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黑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祭器,黑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缦帛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组有饰,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说明随着生活资料的丰富和提高,氏族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对立也在急剧发展。《庄子·天运》老聃曰;“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尧之治于天下,使民心亲,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吕氏春秋·长利》:“伯成子高(对禹)曰:当尧之时,未赏而民勤,未罚而民畏,民不知怨,不在说,愉愉其如赤子。今赏罚甚数而民争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后世之乱自此始。”新形成的社会阶级间的冲突,摧毁了建筑在氏族联盟基础上的旧社会,它的位置让给组成国家的新社会了。
三、关于唐尧氏传说的地望
河北龙山文化分布的地域包括河北的西南西北东北,河南的北部,辽宁的西部以及山西的大部。
河北龙山文化延续的时间很长,一般地说,它的早、中期都早于夏文化,而它的晚期,特别是远离夏文化分布的地区,则大体是与夏文化同时的。
《左传》哀公四年“唯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东汉卢植在《冀州风土记》里说:“黄帝以前未可备闻,唐虞以来,冀州乃对贤之泉薮,帝王之旧地。”《汉书·地理志》说冀州为九州之首,尧所居之地,各治水也首先从冀州开始,说明唐尧氏部落联盟活动在冀州。
顾颉刚先生注释《禹贡》时,对冀州的范围画出了大概的轮廓:
大概说来,当时的黄河从今山西的西境(西河)经河南省的北部(南河),沿着太行山转到河北省的东北境(东河),周匝三面,好像一个口袋似的,那时人称呼这块地方为“两河之间”,这个区域,唤做冀州。
古黄河自河南焦作市不向东北流而向东流,经修武、辉县、滑县、浚县折北流,入河北境,又东北流至天津入渤海。河西为冀州的东界,河东为兖州的西界,……北界不甚明确,冀州的范围,大致有今山西全省,河北的西、北境及河南的北部,辽宁西部。
这样看来,冀州范围与河北龙山文化分布的区域基本一致。从年代和分布范围来讲,河北龙山文化当于唐尧氏古族有关系。
从文献记载来看,唐尧氏古族后来的鲧禹、契、共工氏、伯益等结成了以唐尧氏为首的部落联盟。前文已经谈到,契族的中心地点在滹沱河与漳河之间。鲧禹氏在嵩山、登封和禹县一带。共工氏主要活动在太行山东麓一线,即南起辉县,北到河北北部长城以内和山西境内,其次是鲁西地区。“辉县有古共国,或即其原住地。”昌平密云一带又为共工氏的“流放地”。伯益在邯郸涧沟一带。那么唐尧氏古族传说的地望在何处呢?
《尸子》卷下:“尧南抚交址,北怀幽都,东西至日月之出入。”这是夸张。三代之时尚不如此。此说反映了后来的大一统思想。
(一) 是先居陶后居唐,还是初居唐?
《史记》集解引韦昭注:“陶唐皆国名,犹称商矣。”
《保定府志》康熙时重修望都帝尧庙郝浴云:尧“年十二佐挚封植,受封于陶,十五改封于唐,又号陶唐氏,十六诸侯尊为天子,都平阳。”
《古今地名大辞典》:“尧初居陶,后徙唐,故称。”
《辞海》:“陶,古邑名,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相传尧初居此,故称陶唐。”
以上都主张唐尧氏先居陶,后居唐。此说应进一步商榷。
《汉书地理志》中山国唐县条自注:“尧山在南。”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尧国也,唐水在西。’张晏曰:尧为唐侯国于此。尧山在唐东北望都界。”
《后汉书·郡国志》唐县注“《帝王世纪》曰:尧封唐,尧山在北,唐水西入河,南山望都山。”
《水经注》:“水又东经乐羊城北,又东经唐县故城,……南城即尧封国之城。”
《元和志》:“定州北有唐故城,是尧所封也,其地在今县旧小清河南。”
《元和郡县图志》卷22:“唐县……即古唐侯国,尧初封于此,今定州北有故唐城,是尧所封也。”
《太平寰宇记》:“唐县西北五十里旧十八今十乡尧为唐侯国于此。汉为唐邑。”
《舆地广记》唐县下:“尧为唐侯于此,汉属中山国。”
《读史方舆纪要》卷12唐城“即今县,相传尧为唐侯时,国于此。”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标明:陶唐氏原在河北唐县,后迁到山西汾水流域。
徐旭生说:“我相信陶唐氏的故地应该是在今河北省唐县望都一带。”“现在唐县望都以至于行唐县的得名,全与陶唐氏有关。”
清人陶澍望都尧母陵碑记云:陶唐氏并非因为尧封于陶又封于唐,而是因为尧“老而作 于陶故称陶唐氏。”此论可以从《汉书地理志》“昔尧作 于城阳”(如淳曰:城阳在定陶)得到印证。这是否定尧初居陶一说同时又解释尧为何叫陶唐氏的原因之一,之二,《完县新志》卷二“《帝王世纪》曰:尧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复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此皆在冀州之域,故曰唯彼陶唐,有此冀方也。或谓陶唐之陶亦地名,为尧封地,故曰陶唐。考《书·五子之歌》孔颖达疏,以陶唐二字其为堍,不取封陶之说。案:孔疏是也,陶唐一声之转,犹之勾吴于越,则又不居陶明矣。”
另外,定陶在古兖州之域,属于考古学的山东龙山文化。所以尧初居陶是无根据的妄说,而尧居唐县一带却是可信的。
(二) 唐尧氏古族是否都平阳
徐旭生氏说:“我不相信皇甫谧所说‘尧都平阳’”又说“后人多信尧舜禹均建都于今山西省的西南境,但西汉人尚无此说。”舜禹是否都平阳,姑且不论。
《汉书地理志》平阳下颜师古注引东汉人应劭曰“尧都也。”
《后汉书·郡国志》平阳下“尧都此。”
《水经·汾水注》:“在平阳”,又引应劭云“尧舜并都也。”
《大明一统志》卷20:“平阳府,禹贡冀州之域,尧都平阳即此。”
范文澜《中国通史》:“尧号陶唐氏,都平阳。”前文所引郭沫若也有此说。
虽然《汉书地理志》在安邑、蒲阪、平阳三下自注无唐尧氏都之类的话,但见于薄阪下有“尧山,首山词”一语,说明这一带有尧的传说。
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卷引《唐》条说:“……《括地志》: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二十里(《元和郡县图志》卷12绛州翼城县条同),尧裔子所封,成王灭之而封太叔也。……又《史记·晋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陈梦家认为卜辞中的地名“唐”在安邑一带。丁山认为翼城县境有故唐城,河北龙山文化涧沟型分布在太行山西麓一带,当然包括晋西南的临汾地区。以上都说明唐尧氏古族或其后裔在汾河流域生活过,“尧都平阳”之说是可信的。
(三) 唐尧氏是否初居涿鹿城又徙晋阳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涿鹿山在妫州东南五十里,山侧有涿鹿城,即黄帝、尧、舜之都也。”方志记载唐县有涿鹿山,涿鹿县也有涿鹿山。可能是混淆了唐县涿鹿山和涿鹿县涿鹿山的区别。唐县涿鹿山在县东北十六里高昌村西北,与望都山斜对,俗称龙坡寺。《方舆胜览》:“望都县有涿鹿山。”陈育阳《尧山·寄云·涿鹿三山考》:“涿鹿山在望都山之西北,一脉相联,今俗称龙坡寺也。”所以前文所引《帝王世纪》:“尧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复徙晋阳。”说明唐尧氏是由唐县迁徙太原的,而不是从涿鹿县进入山西的。
从文献上看太原晋阳一带有许多尧的传说。《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县条自注: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龙山在西北……晋水所出,东入汾。《水经·晋水注》“晋水出晋阳县西悬瓮山。县,故唐国也。”此二说出自《毛诗·唐谱》: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太原晋阳是……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信侯,南有晋水,三子燮改为晋侯。所以金锷说“唐定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府是也。”《元和郡县志》:“太原府,按今州又为唐国,帝尧为唐侯所封。”《路史·余论唐故城》:“晋阳北二里,亦有故唐城,云尧所筑。”《禹贡锥指》:“尧封之国在太原晋阳县。”
再验之于考古,根据多年来的考古调查证明,“太原地区古文化多半是河北龙山的许坦型和光社文化。”太原南郊许坦遗址出土的第一类的鬲、 、钵,以及大批陶器,均似河北龙山文化涧沟型者。
从(二) (三)的考证,可以说,唐尧氏古族大概是从唐县望都一带出发南下行唐,沿滹沱河过井陉,途经太原,再进入汾水平阳的。河北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可能与唐尧氏古族在太行山东西居住和迁徙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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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文化 周长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