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瓜
 
　　家乡有句老话：夏季里的孩子黑如炭，夏季里的孩子瘦如猴。仔细琢磨这句话的由来，还真有一番道理。

　　记得小时候，夏天雨水充沛，到处水波荡漾，遍地瓜果飘香。在孩子们的眼里，这也是一年里最美的时光。白天，一群小伙伴可以整天泡在池塘里洗澡（其实根本与洗澡无关，有时候，池塘里的水甚至比人还脏）、摸鱼、逮虾、抓蛤蟆、扎猛子、打水仗……由于经常在水里泡着，在岸上疯跑，整天晒得像个黑泥鳅。

　　当然，除了洗澡，还有更加刺激的活动——偷瓜。说是偷，其实在大人们眼里，偷瓜、摘枣不算偷，只不过是小孩子玩闹的一个游戏而已。

　　子剑、向东、小六、玉杰、德仁和我同为死党。子剑是我们的“司令”，不论有事没事，大家总爱聚在一起嘀咕。因此，大人们总会说，谁家地里的瓜果少了，随便揪住这几个小毛孩子中的任何一个人打一顿，他们肯定谁也不冤枉。

　　摘来的果酸，偷来的瓜甜。我们甚至认为，白天偷来的瓜吃起来似乎不够味道，所以一般都会在夜里行动。我们每次都模仿着电影里的样子，首先来到我们的“根据地”——村里的老坟地西侧的一棵大柏树下集合。身边草丛里，多嘴的蟋蟀嘀儿嘀儿此起彼伏地叫着，寂寞的土蛤蟆不时唔哇唔哇地发出一阵阵古怪的颤鸣，冷不防，嘎的一声惨叫便没了动静，好像是被蛇缠住给吞了。白白的月光被大柏树的枝叶打得粉碎，星星点点地照在一群黑小子身上和脸上。我们相互对视，彼此看到对方的脸上都写满了庄严和神秘，加上周围屏息可闻天籁之音的衬托，为兴奋的气氛中增添几分恐怖色彩。

　　德仁，长期担任我们的“侦察员”，他平时都要比我们多几件“行头”：手电，逃跑时候照路用的；牛角号，被看瓜的老头发现时报警用的；还有一件纯属个人爱好——不知道他是从哪部电影里学的，每次行动时还在头上扎一条白毛巾。在我们的行动记录里有过几次“失利”。事后才知道，就是因为他这条倒霉的白毛巾暴露了目标，才招来了看瓜的二大爷的一顿穷追乱打。

　　一番密谋，随即行动。说是去偷瓜，并不随意乱摘，大家也是按照公平原则办事的，基本上都是监守自盗，不会超出我们小伙伴几家的范围。

　　昨天，按照子剑提议，我们偷了他家的三个甜瓜、两个面瓜。今天，小六主动透露“军情”：俺爹俺娘去俺姥姥家了，偷俺家的比较保险。说好了就去。大家既有战术又有掩护悄悄地来到小六家的瓜园。

　　由于经常夜间采摘，大家很是内行。只要用手摸一摸、掐一掐、掰一掰，就知道生熟与否。成熟的甜瓜、面瓜、香瓜，摸一摸，胎毛已经褪去，是光溜的，掐一掐，是软的。掰一掰瓜蒂，用力而不掉，肯定不好吃。强扭的瓜不甜嘛！

　　小伙伴们很是亢奋，不停地按照练就的“技能”在摸瓜。呀！玉田发出一声惊呼。“司令”子剑很是不悦，你喊啥？我摸到一个大瓜，可大了！玉田话音未落之际已经把瓜揪了下来，旋即低头开啃。呀！呸呸！玉田动静越来越大。“司令”子剑大为恼火，玉田，你就不能安生点？！我吃了一口，好像是个南瓜（南瓜是不能生吃的），玉田羞愧且懊恼地回应着。哈哈哈哈哈哈！小六突然忍不住大笑起来。平时不练功，偷瓜就落空。我咋说你呢？把我们种的南瓜都吃了！你咋不吃葫芦呢！哈哈哈哈哈哈！大家再也忍不住轰然大笑。“司令”子剑无奈，行动暴露，此次只好以失败告终。

　　童年的笑声似乎还在耳边回荡，往日的一幕一幕就像在眼前放电影一样。偷瓜小伙伴都已经成家立业，看瓜的二大爷已经变得老态龙钟。

　　上学，毕业，上班、娶妻、生子。虽然童年脚步已经离我们渐渐的远去，童年的一些记忆随着岁月的流逝也在逐步淡化，但是那些伴随我们成长的一些风花雪夜、猫窜狗跳、笑骂追打之事怎么也挥之不去。

　　前些日子回老家探亲，又看到了那些往日旧友，多年不见，大家激动地双手相握，感慨地笑看彼此满脸的沧桑。说起早年的那些趣事，大家仍然记忆犹新，还不忘相互纠正一下细节。

　　现在的孩子已经远离这类的玩闹和游戏，多年以后，等着他们长大成人，岁月留给他们的会是什么呢？
　　—— 侯宏亮

拾柴禾，换印板……小时候玩的印板模上了文物摊

　　早听说保定有个文物市场。上周末，早早起来，带着一双儿女去逛，想让他们感受感受那种气氛。忽然，儿子跑过来，拽起我就走：“爸，你看那是什么？”我过去定睛一看，愣了，没想到小时候玩的印板模竟上了文物摊，儿子一旁还在不停地追问，我的思绪却早已飞回了色彩斑斓的童年。

　　小时侯，玩的最多的就是印印板，那首先得有印板模。印板模是一种陶制的玩具，状如小盘，只是四周的沿儿与底部较陡，大致成直角，印板模有大有小，小的和现在的纸杯口差不多，大的与城里人吃饭的小瓷碗尺寸相仿，底部刻有动物、花草等花纹，有的还刻人物，一套一套的，很难凑齐。那时，街上经常过来推着小车卖货的，上面就有印板模。他们带一小锣，“当当”一敲，我们便从四面八方奔过来。印板模可买可换，那时，父母身上也没几个钱，买不起我们就换，卖货的老头儿什么都要，破布头、烂套子、塑料纸、猪羊骨头等，我们平时见了就拾起来攒着，但这些东西不值钱，每次都换不了几块。

　　我们村是纺织之乡，老头儿最爱要线头，便鼓怂我们去拿，有人回家背着父母偷偷拿来，果真换的比以往多，但这是很危险的，万一叫大人知道可不是闹着玩的，轻则一顿臭骂，重则难逃一顿揍。也不怪他们小气无情，在那鸡屁股当银行的年代，那点线头可是家里一年四季油盐酱醋的指望。后来，不知谁想出一个主意，我们把各自的印板模都放在一起，玩的时候拿出来大家共同享用，那架势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股份公司”，这样，我们的印板模式样总算齐全了点，只是为了保管权问题，常常惹出一些纠纷，争得面红耳赤，有时还大打出手，不过不出三天，我们就又玩在了一起。

　　印板模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印印板，印印板最主要是选土和和泥。土要越粘越好，我们这里本来就是胶土地，下雨后能粘掉鞋后跟。村南有个大坑，可能是古河道，坑坡上的土一层层的，其中有一层是死胶泥瓣儿，最粘，印出来的印板晒干后，扔一房高掉下来都不裂。每年春天，还没完全开化，被家长圈了一冬的我们便再也憋不下住了，打个眼不见，我们就跑到南坑坡去抠胶泥瓣儿，胶泥瓣儿还带着冰凉碴，不一会儿，小手就冻得通红，像一根根胡萝卜，有时还划破了口子，鲜血直流，但我们的兴致一点也不减。

　　和泥则如同和面，要闷透和熟，不能有半点夹生，否则，印花粗糙，印板易碎。为了把泥和熟，我们常玩一种叫做“补锅底”的游戏：每人崴一块和的半生不熟的胶泥，慢慢地捏成一个锅形，锅底要捏得尽量薄，但不能破，这就需要耐心和技艺，我们常常蘸了唾沫精心打磨，直至光鲜细腻得俨如一件艺术品，便用手托将过去让对方看锅，然后扣过来看底，确认没有破绽后，“啪”地一声使劲摔在地上，谁的声音响，锅底崩开的窟窿大，就算谁赢，对方得用泥把摔破的锅底给补上。如此反复多次，泥自然就烂熟了，我们浑身满脸却溅上了许多泥点，你看我，我望你，爆发出一阵嘎笑。

　　玩印板的花样千奇百怪，乐趣无穷。我们男孩子粗野，最通行的玩法是“得(音dei,义即扔)大杠”，相隔三五米画两条杠，我们站在一条杠后边，往另一条杠那边得印板，谁的印板落的离杠近谁优先，用手去拃其他印板，能拃住的印板就都归他有，然后，再往回得，来来回回几趟，我们便浑身发热。有时觉得不过瘾，干脆就对砸起来，谁的先烂谁输，这是最开心的，我们连喊带叫，女孩子也围拢来看热闹，肆意的欢笑便由此一波波荡漾开去，那种欢乐是成年后再也没体验过的，并且据我观察，现在的孩子们也很少有这种放肆。女孩子人家秀谧，玩法自然也就文雅，她们常常在印板上钻俩眼儿，穿上绳，用手悠起来，然后一拉一松，印板便转个不停。

　　冬天，天冷了，不能再玩。我们得把印板藏起来，屋里绝对不行，被父母发现，非得扔出去砸个稀巴烂不可，我们只好在院子的南墙根里挖个坑，用砖砌好，铺上滑秸后，再放印板棚上砖，用土填平踩实。第二年开春，刨出来一看，居然一块没坏。我们几个嘎小子背起破筐头，一路吆喝着“拾柴禾，换印板……”走去，也把欢声笑语洒满了大街小巷。

　　提起印板模，母亲总说它是我们家的大功臣。我的印板模用一个盒子装着，放在套间盛粮食的大瓮上。那年，我们家招了贼，他可能是想掀开瓮盖偷粮食，一盒子印板模“哗啦”倒在地上，大姐最先惊醒，一嚷，家里的人都起来了，贼吓得跳墙头跑了。过后，母亲逢人便说：“这是不该破财呀，多亏了那盒子印板模……”而我望着地上摔碎的印板模，坐在那儿哭了半天，心里直骂：瞎了眼的该死的贼！

　　“拾柴禾，换印板……”穿越三十多年的时空变幻，现在想来依然那样的亲切悠扬，许多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如昨。真想再肆无忌惮地吼上一嗓子，可望望四周穿梭忙碌的人群，张了几次嘴，终未出声。愣怔片刻，拽起儿女：“回家，好好给你们讲讲印板模的故事……”
　　——  保定日报  史新慧

保定异虫“锦蓑衣”
 
　　1998年旧城改造时期，我在西郊耳七里店村租赁了3间平房暂住。初秋时节，我便在院中的一角搭棚子饲养蟋蟀。有了这一优良环境，我开始邀虫友来我这里斗蟋蟀遣兴。其间，场上出现的一条异虫“锦蓑衣”，迄今令我难以忘怀。

　　当时蟀坛新秀王陆伍所带之虫，在场上东拼西杀，很快就角逐完毕，但还是难酬雅兴。此时，虫友李文革携虫到场。陆伍将文革几条蟋蟀审视了一番，其中一条重量约在7.5厘左右，头色重青，隐闪亮光；两条白斗线细而透顶；项宽如靛染布满毛丁；一副绛紫细长红钳，明洁无瑕；粗壮的４足及两条大腿如着蜜蜡；两尾粗长而翘；尤其是两片鞍翅，与众不同，颜色淡青金光灿灿，皱纹有致，从项下根部只搭少许，逐渐向后分开，翅端向内稍弯，高高隆起，状如鸟翼；鸣时，只发出细小的吱吱声，两翅左搭右（一般是右搭左）。文革称其为“左翅”，并说：“这‘左翅’是我在西郊捕捉的，在试口时一口一个，咬败我数条好虫。”陆伍听其介绍后，为再次过把瘾，当即将“左翅”拿过来，在场上踅摸对手。

　　虫友任宇行，手中有一重约8厘的“白牙青”。此虫逮来后，宇行视为上品，精心饲养。孰料，此虫在梳理大腿时，将一条大腿别掉，成了“单肢虎”。宇行惋惜之余，便用它做排虫对象，竟连胜数条良虫。今天，他便把这员“单腿将军”带来，一试锋芒。

　　在“左翅”与“单肢虎”经过目测合对后，“单肢虎”略大于“左翅”，但失一腿，重量基本相同，从而促成了两虫的角逐。双方入栅后，一经芡领，两虫刚一对夹，只见“左翅”锁住敌牙，用力一撩，“单肢虎”抽牙便走，永不复局。

　　陆伍见“左翅”轻取“单肢虎”，更是兴致盎然，决定用它再战一局，便与虫友郭树岭之虫进行合对。树岭手中有一重约8厘大将，青头红牙，额前凸出一黄圆点，系上谱异虫“将星头”是也。在场上已胜数阵，无虫与之匹敌。树岭见陆伍求战，便拿出“将星头”与之合对。相比之下，“将星头”略大于“左翅”。在此情况下，陆伍为慎重起见，征求我的意见。当时，我看两虫的长相各有千秋，均在异虫之列，胜负难料，但观其双方求战心切，只得顺水推舟，同意了二虫的争战。

　　两虫入栅各立东西。“将星头”两须挑动，颇具大将风度，“左翅”稳如泰山严阵以待。经芡领，“将星头”鼓翼大声欢鸣，“左翅”闻敌叫阵，也启翅细语吱吱。两虫一搭须，同时进攻，两副牙钳锁在一起，“将星头”先发制敌，猛一用力将“左翅”拱出一步后，两虫并未松口，只见“左翅”以牙还牙，施尽全力重重一夹，“将星头”当即抽牙，跳出圈外，继而转身再战。“左翅”见来敌又犯，吱吱鸣叫反攻，“将星头”不愧是一条异虫，说时迟那时快，张着一副红钳，冲着“左翅”就是一个重夹，可是“左翅”却不以为然，复又重重地还了一口，此时“将星头”自感牙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牙之力了。应付了几个回合后，终于抹头败北。看来，“将星头”时乖运蹇。倘不与“左翅”交此一战，绝对是一员长胜将军。“左翅”一时连胜两局，陆伍大喜，虫归原主。

　　虫戏结束后，我与陆伍、文革又聊起了“左翅”。我说：“文革只看到了此虫两翅左搭右是其长处，更为奇者，除它的长相富有全面优点外，其两翼分隆更是独特，这是《促织经》中所列异虫之一，‘锦蓑衣’是也。”文革听我这么一说，更是沾沾自喜，当即对我说：“这么好的虫，在我手里养着，恐怕有失，就送给您好了！”盛情难却，收下此虫后，我当即将一桌蟋蟀盆赠给了他，作为酬谢。

　　事后，我与陆伍一同带着“锦蓑衣”争战蟀坛。斗经数阵均是轻取敌虫，从此“锦蓑衣”声名大噪，无虫与之交锋。在此情况下，我便在国庆节期间，携“锦蓑衣”赴京以虫会友。其间，受到马世魁老友的热情接待，翌日午间，世魁与我到一位虫友家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北京人斗蟋蟀，采用戥称虫体，彼此重量相等时进行角逐。在这种“吊打”的情况下，我觉得对长途而来之虫做“笼形”（控食、水减轻体重）有些不当，以至所带的几条虫胜负参半。而目测７厘多重的“锦蓑衣”经称重只有6厘之多，是一条头硕项宽、肉身瘦小的天然“笼形”虫。当与一位年青虫友的一条“红牙紫”合对时，敌虫头小身厚，显然略逊一筹。在栅中，“锦蓑衣”还是一如既往，仅一重夹，敌虫未及还口就败下阵来，对方当即取出自家之虫说：“我这条虫可能是贴蛉不足所致，待其贴蛉后再看个究竟。”当人们斗了几条虫后，年青朋友便拿出他那“红牙紫”与“锦蓑衣”再战。双方重又入栅，经芡领，“红牙紫”鼓翼向前，“锦蓑衣”闻听敌鸣迅启牙钳，冲着对方轻轻一蹭，敌虫则再也不敢向前。此时，世魁对年青虫友戏谑地说：“你这虫头一次就败了，非来个二次现眼……”

　　半天的以虫会友后，我将“锦蓑衣”送给了马世魁老友当即返保。此后，“锦蓑衣”驰骋京城，捷报频传，连胜十余阵而坐盆，实是百年不遇的一代虫王，再次谱写了古城斗虫史上的光辉一页。现以诗赞之：

　　青头宽项体清癯，斗线细直银色奇。
　　两翼分隆如鸟羽，六足挺立似龙驹。
　　额前注地红牙剪，肋下铺霜白肚皮。
　　一代虫王伏骁将，蟀坛齐颂锦蓑衣。
　　——  保定日报  董玉琢

哦，故乡的水井

　　水井是乡村一道美丽的风景。

　　当我看到一个肌肉健壮的农夫，头顶烈日，背着辘轳向村外的水井走去的油画时，我的心就猛地被那辘轳摇回到了故乡的水井边。

　　童年记忆中的那口水井，就在村西面的大道北边。宽大的井口上，先前安装着水车，水车一转动，卡钣就“叮咚叮咚”地响起来，很有节奏地弹奏着一曲“泉水叮咚响”。那是一首陈旧的老村歌。水车上装着连环水斗，水斗汲上水来，斜倒进水簸箕里，像瀑布般泻出。水簸箕前的水池边，水灵灵挺秀着马莲，盛开着各色野花。一棵粗大的笨槐，绿阴遮盖住井口四周。因水车常转，清水长流，贫苦生活的岁月就像清波般荡漾下去。后来，这里的园地盖上了房子，水车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不久，一圈石围栏，圈住偌大的井口，井口上架上一把辘轳。于是，井绳拴着辘轳，辘轳贴着女人，女人用一根扁担，把水井和水缸连接起来。清晨起来，鸡啼鸟鸣，女人们打着哈欠，舒展着腰肢，打开院中柴门，挑起两个水筲，吱扭吱扭来到井上，井钩挂住水筲，慢慢送到水面，然后很熟练地一摆，水桶“咚”地倒扣在水里，井绳拉起，满满的一桶就浮出水来，然后摇动辘轳，然后悠悠甩甩着挑回家来，把清亮纯净的井水哗哗倒进水瓮里。渐渐地，各家各户的房顶上，炊烟就开始袅袅升腾。年年岁岁，岁岁年年，院里的鸡猪狗叫，灶底的柴草通红，一切因了这清凉甘醇的井水，乡村的日子才不紧不慢地向前缓缓流动……

　　有树有井有水，有湿润的泥土，有青草野花的盛开，这井盘的空地便成了女人们生活的舞台。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或来此纳凉，或凑来做针线活儿，或端来衣盆洗涮。有盆底画鱼虾图的，清水映出盆底的红金鱼，一荡漾，那鱼就游动起来，连同女人的笑脸，也游荡进水镜中。她们把手伸进清水里，轻轻地揉，慢慢地搓……有时她们悄悄地低语，有时又膨胀出哏哏儿地朗笑，有时又哼起哈哈腔，生命的活力和音韵，便从这井盘上溢向庄里，流向绿油油的禾田里……

　　渐渐地，井水下降，那口官井就再也供不上村里人们吃水了，人们就挖私井取水。那时，我已十四岁了，我和父亲看好了风水，选好了井址，在自家院里的葡萄架底下，挖了一口。井壁虽没砌砖，但土帮却把井水保护的更加冬暖夏凉。等雪封了大地，早晨的井口上却热气腾腾；夏日则清凉甘爽。天热的时候，常见父亲下地归来，先摇上一桶来，咕嘟咕嘟地爽透了心肺，然后叹说：真凉真甜，真败火啊！

　　也许挖井时选好了地方，我家那口井，水源丰足，水干得最晚，因而，它后来就成了一口官井。

　　贴着心，靠着肺，滋润着家园，繁衍着人类，这就是当年的水井……

　　从乡土地里“背井离乡”的人，谁不怀乡？谁不思念当年的水井？

　　八十年代初，先进消灭了落后。水井在完成了它神圣的使命之后，水车和辘轳就先后从井口卸下来了。取而代之的是机井汩汩，自来水哗哗。从那一刻起，庄里就隐去了女人辘轳和井编织的街景，乡村就缺少了一种独特的生活韵味。在我“背井离乡”，身居城里后，想起或看见粗水野水，我的灵魂、我的思念，顿时就萦绕在故乡那纯净甘甜的村井里。因为我挖过井，淘过井，是从泥土里拱出来的“野孩子”，所以就常怀思井之情。有时，那绵绵的思念很长，仿佛辘轳上缠绕的井绳，一头匝住我的思念，一头融进故乡的水车和辘轳摇动的岁月里……

　　一轮圆月升上来，月光淡淡的、清清的，像井水般淌进我的楼所。我全然不知，思绪却在故乡的月夜里自由自在的飞翔：故乡的村舍在月水温柔的爱抚下，静静的安睡了，四周是乡野的苍茫，大地上偶有草虫的浅吟低唱。在月色的笼罩下，遍地的禾苗，干渴着等水滋润，父亲向油画中的那位农夫一样，肩荷着辘轳和柳罐，趁着月色，向田头的水井走来了……我清楚地记着，那一年，父亲种了半亩旱甜瓜。他趁月下的凉爽，轱辘轱辘地摇着月光，一罐一罐地把水绞上来。月色映着粼粼的光波，涓涓流向他的瓜田……
　　—— 保定日报  樊新旺

我的父亲

　　父亲离我而去已是第１５个年头了，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那时，我在阜平县武装部工作，因父亲多年积劳成疾，先是由气管炎转成肺气肿，后又成为肺心病，临终前几年一直药不离口。我每年夏收秋种和节假日带着爱人和孩子回家住几天，给父亲送些药，但平时很�在家住。那次回去，是因为父亲感冒，从面目上看，与以往没什么区别，但冥冥之中我感觉似乎要发生什么事，于是我就打电话让部里找县医院的一位内科主任到家给父亲认真检查了一遍，大夫说没什么大事，但我还是不放心，就留下来陪着父亲。医生走后，平时很少讲话的父亲却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在爷爷和伯父相继牺牲后的事情。他那时只十五六岁，却挑起了照顾奶奶和两个年幼姑姑的生活重担。那天，父亲的声音很大，冬天山村的晚上特别冷，看着父亲没事，我让二弟、四弟回家休息，我和母亲继续陪着父亲说话。刚刚９点多一点儿，父亲突然“哎呀”了一声，头便歪到了一边，也就几分钟的时间，便永远停止了呼吸。享年６５岁。

　　父亲１９４５年入党，当了近４０年的村干部。父亲一生没有读过书，也讲不出多少大道理，但乡亲们都服他，大事小情都愿和他唠唠。在那个普遍缺衣少吃的年代，父亲领着乡亲们修水渠，拦河坝，建稻田，每次雨后发洪水，父亲总是第一个跳进河里闸坝，让洪水流进稻田淤地。不仅让乡亲们填饱了肚子，而且还吃上了城里人也很难吃上的大米。为此，我们村成了上下邻村人们羡慕的好村，连小伙子搞对象都引以自豪。当时，父亲还被评为保定地区的劳动模范，并出席了在保定召开的表彰大会。

　　父亲职位虽然不高，但他却把乡亲们的信任、把维护******员的形象，看得很重很重。这在我们姐弟五人心中体会最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百废待兴，市、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到处缺人要人，包括保送大学生，村里的年轻人走了一个又一个，我们却未沾上父亲一点光，父亲说：“咱不能让大伙儿戳脊梁骨，更不能给你们的爷爷和大伯脸上抹黑”。我爷爷名叫耿永秀，三十年代初入党，是我们村第一任抗日村长，１９４３年秋鬼子“大扫荡”时被杀害于吴王口村。伯父耿大章，****党员，１９４３年冬参军，１９４７年牺牲于满城。

　　父亲是个孝子，对我寡居３１年的奶奶，百依百顺。从我记事起，奶奶作为烈属每月享受国家的补助，父亲从不让我们动一分。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父亲却很有主见。１９７２年冬季征兵时，正在上高中的我提出要当兵，奶奶不同意，因为在战争年代他失去了两位亲人。为此，父亲三番五次地给奶奶做工作，可奶奶始终不松口。那次，父亲第一次违背了奶奶的意愿，偷偷带着我体检，政审，直到把我送走。奶奶如果泉下有知应该欣慰，她的孙子在２９年的军旅生涯中，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共和国的上校军官，如今脱下军装又成了一名国家公务员。

　　今年清明节，我回去给父亲扫墓，按照老家的风俗，凡没有闰月的年份，都要填土。我和三个弟弟一切按规矩完事之后，在父亲的墓前坐了很久。这个墓地是父亲生前自己选好的，在一个形似月牙儿山丘的半山腰里，山上长满了父亲生前和几个老哥儿们栽的刺槐和松树，前面几百亩沙土地上，是他带领乡亲们栽下的成片的苹果林。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尽管有的苹果树已是满目沧桑，但新吐出的绿叶还是使空气中溢满了清新。我不禁思绪万千，山还是这座山，树还是这些树，这里洒满了父亲和他那一代人的心血和汗水，但时代在变迁，靠“土里刨食”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父亲，请您相信，党的政策和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会让农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好。您和大家不屈不挠战天斗地的创业精神、公而忘私的优良品质，以及您用实际行动塑造的******员和农村基层干部的良好形象，�在乡亲们的心中永存。
　　——  保定日报  耿琳

说京戏
 
　　我们那个村子，爱唱京戏的人很多，老辈子的人爱唱，后来一茬一茬的年轻人也爱唱。老辈子的人里，有印象的只有父亲那茬人。还是很小的时候，我家屋里屋外常常聚满了人，一个圆脸盘大眼睛的中年男人站在屋中央，身后有几个拉京胡、弹月琴、打鼓、打板的。这男人按辈分我该叫他爷爷的，他对小孩子格外严厉，他自己的孩子都不敢随便跟他说话。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京胡一响，竟现出了一副女儿相来。嗓音是女儿的，神态是女儿的，手指翘起来伸出去，也是女儿的。立刻，屋里屋外响起一阵叫好声。他却也不理大家，继续沉浸在他的唱里，他唱的是女起解：“玉堂春含悲泪忙往前进，想起了当年事好不伤情，每日里在院中缠头似锦，到如今只落得罪衣罪裙。”他自个儿唱得很动情很悲伤，周围的听众却是快乐的、喧闹的。这样的反差，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站在屋中央的有时还有我的父亲，他唱的是老生，村里京剧团排演《捉放曹》，他演陈宫，陈宫那段“一轮明月照窗下”，本就很好听，他的嗓子也好，大家的叫好声便一点不逊于那爷爷的。另有一位我叫他伯伯的，唱花脸，他唱起来周围的人都要退后些，因为他要拿戏架子，有时候还要踢腿、转身什么的。他嗓子一般，但架子好，一招一式很有些专业的味道。据说他曾跟北京的哪个角儿学过几天，因此谈起京戏，总是很牛，对许多人都是不屑的口气。

　　大约是小时候印象的缘故，京戏在我眼里，永远是和观众分不开的，它热闹，有生气，不管唱词有多么悲伤，场子里也难有悲伤的气氛。倒是唱戏的人自个儿，在不唱戏的平常日子，比戏里的事还要更多几分悲凉，就一个个地数数，唱青衣的那爷爷，唱花脸的那伯伯，唱老生的父亲，还有唱老旦的叔叔、唱小生的堂哥等等，竟想不起哪一个是快乐地度过一生的，哪一个，似都有一段复杂的难以说尽的故事。

　　如今，这些老辈子的人已都不在了，我常想，要是他们活到今天，没准儿还能到中央电视台的《过把瘾》栏目，跟全国的观众见见面呢。村里京剧社的那帮戏迷，不就在去年的一天晚上，在《过把瘾》的舞台上过了把戏瘾么。他们唱《文昭关》，唱《沙家浜》里的《智斗》，唱《四郎探母》里的《坐宫》，相比《过把瘾》的其他戏迷毫不逊色。戏迷的队伍比当年似也壮大了许多，唱《沙家浜》里的“十八棵青松”，往台上一站，一色的新四军服装，浩浩荡荡的，真是叫人振奋。其中，乐队也是自个儿的，京胡、二胡、月琴以及鼓、板、钹、锣什么的一样不少。我的哥哥也在这队伍里，他在乐队里拉二胡。他拉二胡从中学就开始了，不过拉京戏还是样板戏时期的事。那时村里有个文艺宣传队，宣传队要拍演《智取威虎山》，就把哥哥叫去了。演出《智取威虎山》的时候我去看了，一字一句一招一式自是模仿了样板戏来的，哥哥他们的伴奏也没听出什么差错，只是跟专业剧团比，功夫到底是差远了。即便这样，下面的观众也一直看得兴致勃勃，直到最后一场，也没见多少人离开。要说，样板戏大家再熟悉不过，演出的人大家也再熟悉不过，还有什么好看的呢？就像今天唱传统戏，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出，相对生活中的人生，是要简单得多了；那些段子，听得多了，背都背下来了。可是戏迷观众，竟仍是看了一遍又一遍的。

　　大约受了家人的影响，京戏我是常常要听一听的。我还写过一篇《相遇〈我这里假意儿懒睁杏眼〉》的短文，说我是如何地与这唱段相遇，它又是如何地余音缭绕，最终，又是如何地躲不过，决意要学一学它，学它时又是如何有心痛的感觉。这唱段是梅派戏《宇宙锋》里的一段反二黄，好听极了，在那之前，我对传统戏的段子不过听听而已，从未有过学唱的兴趣。而在对这段的学唱之中，我也确实感到了心痛了。

　　对比前面说的，这仿佛又有些不对了，京戏既是简单的，既是比不了人生真相的复杂，它怎么又会直指人心叫人心痛呢？

　　我不知该怎么解释，但我的确是被那唱段击中了，联想其他喜爱京戏的人，觉得被击中的一定不止我一个。我便不由地想起一个词：纯粹。任何艺术门类，大约都存在这东西的，只要这东西在，就有了打动人心的可能，现实中的人们向往艺术，为艺术所迷醉，其实迷醉的，也许正是艺术里的纯粹呢！

　　京戏里的纯粹，我想更多的是渗透在它极端化的美妙的表演形式中的，它为演员的表演，提供了最可靠、最近乎完备的前提，不像作家写小说，需要多年生活的积累和修炼，而京戏，哪怕是一个小孩子，只要掌握了这套功夫，再加上某种天赋，就可能博得观众的叫好的。不过，小说也有与京戏形式相似的东西，那就是严格的文字的筛选和组合，筛选、组合愈是严格，在艺术上获得的自由就会愈多。只不过这筛选、组合同时又有太多的灵活性，远不像京戏的脸谱来得确定罢了。在内容上，小说对比京戏，就要细致、复杂得多了，若是把一出现成的京戏写成小说，文字再好，我猜也一定没人看的。因此我想我的心痛我的被击中，多是京戏的美闹的，它太美了，美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都足可以触到一个人的心灵深处。

　　曾看过程派青衣张火丁的《祝英台》和《春闺梦》，也非常地打动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这两出戏是非她演不可的，换了人就不再是祝英台和张氏了。我想，这又与演员本身的特质或者说纯粹有关了，除了一身好功夫，她还那么地入戏，那么地动情，真是格外地难得，真就不只是博得观众的一声好的水平了。

　　有时，我看好的京戏演员演戏，不由地就爱想入非非：要是写小说也有一套这样美妙的形式就好了。我还想，要是父亲他们那辈人有电视看，有看到张火丁们的机会，对京戏会不会更加着迷呢？
　　——  保定日报  何玉茹

二姑

　　那是1950年的事情。1950年我11岁。

　　那年秋天，我从我们村初级小学毕业了，需要考高小。高小就是高级小学。那时候的学制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上学先在初级小学读四年，读到四年级毕业，然后考高小，读两年，再考初中和师范学校什么的。那时候读书的人又稀又少，能闹个高小生就非常荣光，非常了不起，就算有了文化，就很受人的尊敬和崇拜。

　　我需要考高小，我们村所在的乡却没有高小。那时候我们这个山区县才有５所高级小学。经过和家长商量，我和我的同桌赵福决定报考西阳镇高小，理由是西阳镇离我们村最近，只有30里路，来去比较方便；我的二姑和赵福的三姨都在西阳镇做媳妇，如果考上了，可以在她们家食宿，能节省我们很多钱。我们把我们的想法汇报给老师，老师说好好好，干脆你们四年级的８个同学都到西阳镇考去，这样也好有个照应，以后办事方便！

　　我们8个清一色的男同学是步撵着前往西阳镇的。那天下雨，秋雨如烟如雾，朦胧而且缠绵。我们跋山涉水地走到西阳镇时，忽然不见了赵福，我就领着另外６名同学到了二姑家。年轻的二姑见到我们时很吃惊，愣了一下，眉头又皱了一下。二姑说：哎哟，你们人不大，胆子不小，敢来我们西阳镇考高小！我听说报名的已经有1000多人，人家才招收50个！有的学生估摸着自己考不上，一看这阵势，扭头就返回去啦！

　　二姑的话让我们感到心里很凉，可是我们谁也不想朝回返：既然大老远的来了，好歹得试试，要不不给老师丢人，不给我们村里丢人？

　　二姑挨个看了我们一眼，说：你们7个进屋去吧，屋子小，盛不下你们，你们不怕受罪不怕挨挤吗？睡不好觉就考不好，你们别落后悔呀！

　　我们说不怕，不后悔；我们只住两个晚上，挤死也不怕。我们知道不管谁说怕，谁就得去住镇上的旅店，可是谁的兜里有钱呀？

　　那天中午二姑给我们做了面条儿吃。那时候过年才能吃上几顿白面，我们7个又累又饿的小子风扫残云般地吃光了那锅面条儿，一个个兴致勃勃，精神焕发。可是二姑和老实巴交的姑父却是吃的菜糊糊，我尝了一口，那味道又苦又涩，还没有搁盐。

　　下午我们报了名。在看考场的时候我们正好碰见了赵福，原来他一个人去了他三姨家。他告诉我们，这次报名的学生是800多人而不是1000多人，大约16个人当中能录取一个。他说是他姨夫领着他报的名，他姨夫是村干部，和西阳镇高小的校长很熟。

　　赵福的消息是准确的，从我们拿着的准考证上的号码就能判断出来。二姑为什么骗我们呢？

　　晚饭之后雨停了，星星从天上蹦出来，一颗比一颗明亮，一颗比一颗遥远，让人想到深不可测的梦境。二姑和姑父把他们所有的被褥全部交给我们，让我们挤在他们的炕上睡，他们另外去找住处。土炕很热，睡起来很舒服，半夜里我出门解手时忽然被惊呆了：二姑和姑父并没有去乡亲们家里借宿，他们就睡在院子里的草棚里！我听见二姑和姑父说：这事你别抱怨我，他们一大群孩子投奔我来了，我能不管吗？我吓唬他们他们又不舍得走！我听见姑父说：我没有抱怨你呀，你就不该吓唬他们，说报名的学生有1000多个！你把他们吓跑了，心里好受么？二姑说：我是没办法……明天我得给他们借几斤大米，借点盐，有我侄子在，我亏待不了他们！

　　我这才知道我给二姑添麻烦了。

　　第二天上午考作文。作文的题目是《记我们家里的一个人》。写作文的时候我突然来了灵感，我写了二姑，我写二姑给我们做面条儿吃，她和姑父喝糊糊；我写二姑让我们睡在热炕上，她和姑父去睡草棚。我写得很顺手，很动感情。下午考算术，我第一个交完答卷后跑回了二姑家，我想和二姑说我考的不错，没白吃了她的白面。

　　可是我遭到了二姑的严厉批评，她并没有问我考的是好是坏，估计能得多少分。

　　二姑说：你傻啊？你一下子给我领来了七、八个人，一个一个跟虎羔子一样！我不招待你们吧，我对不住娘家的乡亲；我招待你们呢……我拿什么招待你们？

　　二姑说：你知道吗？你们吃光了我们家的白面，我们过年都吃不上饺子啦；我还给你们借了油，借了盐，借了大米，我欠了人家一屁股饥荒！

　　二姑说：你看看赵福，人家一个人悄悄地去了他姨家，人家多聪明；你倒大方……

　　二姑说着说着哭了，眼里的泪水哗啦哗啦掉下来，打湿了她补了好几层补丁的衣襟。

　　我们本来打算再住一个晚上，等明天看了榜以后再走，可是二姑这么一闹腾，我就呆不下去了；我一说走，其他同学也说要走，赵福也说要走，于是在满天落霞和浓浓的晚炊气息中我们8个孩子偷偷地离开了西阳镇。路过一家米店时我们7个人（赵福除外）凑了两块四毛钱，买了12斤小米，告诉老板给二姑送到家里。

　　那天晚上的月亮又明又亮，照耀着我们一路前进。

　　二姑是在西阳镇高小张榜以后跑步回到娘家的。她进院的时候我们正在吃午饭。她一进大门就冲着爹喊：哥，了不得，了不得，我侄子考了第一，成了状元啦！那榜贴出来，红得耀眼，红得放光——哥，你快给我舀碗水喝，渴死我了，累死我了！

　　二姑说：哥，那榜刚一贴出来，就把西阳镇轰动啦，全村子的男女老少都来给我祝贺，你说我风光不风光，荣耀不荣耀？听说我侄子的作文写得最好，写的是我这个女人，我一下子就在西阳镇出名啦！

　　二姑放下手里提着的米布袋说：这是孩子们给我买的米，这东西我可不能要！我要要了，以后还怎么回娘家，还怎么有脸见人？他们昨天是偷着走的，我追了半天没追上……

　　二姑说着说着又哭了，泪水哗啦哗啦掉下来，打湿了她衣襟上的补丁。

　　这一次我们没让二姑马上走。我们7个考学的孩子（不包括赵福），一家请二姑吃了一天饭，虽然考上的只有我自己。
　　——  保定日报  赵新

我小时听过的三次训话
 
　　时值耄耋之年，回忆成为生活的重要事情。我的小学、中学阶段是在古城保定度过的，其中经历过三次印象深刻的训话。

　　1926年我在厚福盈小学读书，一天学校组织我们去督军署（直隶总督署）前开全市学生大会。路上要穿过鼓楼（在现裕华路天主教堂东，已拆除），队伍走出长长的城门洞后，看到前面有同学指着城墙上面惊恐地议论什么，我抬头一看也吓了一跳：城头上挂着的木笼里，装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带队老师赶紧对大家说不要害怕，这是强盗坏人，我们都不做这种人。同学们不用谁催都急急地往前走，到督军署大旗杆下时，空场上人已经满了，我们缩在了后面的一角。督军署门前摆着张桌子，后面站着一个穿军装的人在讲话，听边上人说这就是直隶督军禇玉璞，张作霖手下的“武威大将军”。他用的声音很大，像在嚷，手还划来划去，但远处的我们什么也听不见。他很快就讲完了话，招招手，有人抬上来几个大木箱，全场都静下来，奇怪地看着。这时出来一个人大声地喊道：“各学校派代表上来领钱。按到场人数，大学生每人银元6块，中学生每人4块，小学生每人两块，不许多领！”这次谁都听清了，全场一片欢腾，我也把血淋淋的人头忘一边去了。银元当下发到每个学生手中，集会结束。

　　那时，一块银元能买一袋洋白面，我的钱买了一个早已看上的带键钮的新式筝琴，是日本进口的，还做了一身新衣裳。好多年后才知道禇督军那招叫恩威并施，是中国传统的驭民之道，也是很有效的教化手段。但我那时不懂，对这次训话留下的印象就是很好玩。

　　1930年我上初中时，又参加了一次全市学生集会，这次只有中学生和大学生，地点是今天的保定二中附近的一片空地。场面很隆重，用几十张方桌搭起了一个很大的台子。训话的是当时的河北省省长，名字忘记了，很气派，穿着讲究的长袍马褂，入场时有挎着盒子枪的卫兵跟随着。讲话的主旨是要我们好好读书报效国家，但由于他是事先背的讲稿，语言又干瘪无味，很难引起听众的兴趣。讲着讲着他提到了孔子，声音突然提高了，“孔子是教育家”，他顿了一下，有人领着鼓起掌。“孔子是哲学家”，又鼓起掌。他声音更大了，“孔子是思想家”我们觉着这是要结束讲话了，所以给了更热烈的掌声。他受到了鼓励，停了一下用最大的声音说：“孔子是，人生观。”全场愣了一下，也有个别人又应付着鼓了两下掌，但很快“噢”地一声爆发出全场哄堂大笑，嘲笑议论的声浪滚来滚去，会场一片嗡嗡然。那时的中学生已经觉得自己是个知识人了，大学生就更别说，遇到这样的笑话哪会放过。主持会议的赶紧出来让大家保持肃静，但那场面根本维持不了了。省长自己又在那讲了一会儿，赶紧匆匆下去了。没等宣布完散会，下面已经一哄而散了。

　　我想省长事先背好的讲稿应该没问题，可能想说“孔子的人生观是什么什么”一类话，但叫我们的热烈掌声给鼓晕了，一兴奋要脱稿发挥就出了乱子。没想到那么大的官水平如此之低，“孔子是人生观”的笑料也在我们同学中流传了很多年。这次训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很可笑。

　　我的高中是在保定育德中学上的，在当时这是一所国内名校，学生来自全省各地，还有部分省外学生，著名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就源自这里。1933年蒋介石来到保定，在育德搞了一次全市大中学生集会。

　　集会前一天就宣布戒严，我们这些住校生便不能随意出入了。集会那天学校周围布满了士兵，和我们一街之隔的保定师范的屋顶上还架上了机枪，就对着这边开会的操场。入场前不仅要求我们着装整齐，还明令身上不准带任何东西，入场时所有学生要从两排士兵站成的夹道中间经过，并接受检查。开会前有一个穿长袍的小个子在队伍前踱来踱去，不时看看学生，有人对我说那是陈布雷，是蒋介石的秘书长。

　　蒋介石�在一片肃穆中登上讲台的，他讲话口气凌厉高亢，但他的浙江奉化口音我们大部分听不懂。他提到了古北口、喜峰口的抗战，很是慷慨激昂，但听众没有反应。大家都被周围的气氛压抑住了，另外也觉得二十九军在长城孤军浴血奋战，你******政府却不肯发一兵一卒，这是我们平时正谈论的事。但现场没有人敢出声，集会就在一片沉默中结束了。

　　关于这次集会，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们的校长郝仲清是同盟会骨干、民主革命元老，他不肯当官僚，一心办教育，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开会时他没有到场，据说蒋介石进入学校时他也没有出来迎接。这让我们挺佩服的，觉着我们的校长很了不起。

　　事情过去很多年，那些架在屋顶上的机枪还在我眼前晃动，一个最高领袖和学生见面，却弄得如临大敌，想起来挺可悲的。
　　——  保定日报  韩正阳

怀念母校生活
 
　　最近石家庄的老校友，为了不忘父辈的嘱托，晚辈的期盼，发出致原冀中干部子女学校老师、同学们的一封联谊信，号召大家行动起来，收集历史资料，将父辈们的革命业绩、自己的人生道路记录下来，形成文字，撰写回忆文章，合力成册，共成珍卷。母校保师附小也计划出版《追寻校友足迹》一书。这一重要举措，立即得到了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地老校友的热烈响应，大家奔走相告，迅速行动。保定的老校友也积极行动起来，大家顶烈日冒酷暑走访革命老前辈，联系老校友，查阅历史资料，撰写回忆文章。老校友们的这种革命激情，工作热情，使我又回到了那个激情年代，回忆起50多年前那段不平常的少年校园生活。

　　1949年，我随父母从冀南来到了保定，进入冀中干部子女学校学习。不久该校与保师附小合并，学校分南北两院，南院是教学区，与古莲花池一墙之隔，是保师附小的老校址。北院是生活区，在天主教堂里，我们这些军烈属、干部子女就吃住在北院。那时我们实行供给制，学习和生活用品都是统一发给。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服装统一。我记得我们最早发的服装，就和当年八路军的军装一样，头上是灰色军帽，上身是灰色制服，下身是灰色马裤，腰间扎着皮带，脚上穿着黄色翻毛皮鞋，走起路来昂首挺胸，活像一个小八路。我们走着“一二一”的步伐，唱着响亮的歌声，来往于南北院之间，真是神气极了。

　　那时国家经济还十分困难，但党和政府对我们非常关心和爱护，除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外，省委还经常派人检查学校的安全和学生们的生活、学习情况，使我们这些远离家乡，又很少和父母在一起的孩子们深深感到党的关怀和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这里的老师们，在生活上是我们的亲人，在学习上是我们的良师，他们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素养，使保师附小的教学质量在当时饮誉河北。

　　由于学校重视素质教育和良好的基础教育，这使我们受益�生，而且对我们以后的世界观的形成和良好的作风的培养，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几十年来，学校为国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人才，有国家领导人和高级领导干部，有作家、诗人和戏剧电影艺术家，有专家、学者和两院院士等等。在我们干部子弟中，由于受父辈革命精神的熏陶，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就立下了继承父辈的革命事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雄心壮志。那时大家团结友爱，积极要求上进。我们虽然都是干部子弟，但大家都不知哪个同学的家长是谁，只知道谁学习最好，谁表现最好，谁穿着最朴素。因此可以说，那时候的干部子弟大多数是很优秀的，不少人后来成了党和国家的精英。如原河北省政府主席杨秀峰的独子杨为民同学，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留校，在父亲的教导下，他坚持不当官，不从政，一心一意做学问。60年代末，他担任我国第一架无人驾驶侦察机的技术总负责人和总研究室主任，经过10年的艰苦奋斗，终于使我国空军有了第一支无人机部队，结束了我国在这一领域受制于人的历史。80年代，他又带领一批人建立了国内独一无二的可靠性工程专业，使我国运七飞机大大延长了飞行寿命，成为我国民航线上最大的国产机群。他的可靠性研究，不仅用在飞机上，而且拓展到航船、车辆、卫星、火箭，直到全部武器装备。他的杰出成就获得了党和国家许多奖励，但他总是谦让。他对物质奖励，更是分文不取，他把国防科委奖励的5000元作为青年奖励基金，把获得的北京市十佳******员奖励的微机搬到办公室公用。他还把获得的“航空金质奖章”和奖金10万元捐给了青年基金会。由于他为党和国家作出了杰出贡献（2002年因积劳成疾而去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了纪念他，特在学校为他立了一个铜像。
　　父辈们用鲜血铸成了共和国的基石，我们的校友继承父辈的事业，以忘我的敬业精神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事业中并为党为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可赞可佩的精神和形象，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 陈学文

一枚烈士留下的图章

　　

　　前几天，笔者在县方志办见到了蠡县东孟尝村72岁的王俊英老人，老人哆嗦着打开一个小红布包，神色凝重，激动地说：“这是我家珍藏着的一枚革命图章‘蠡县东孟尝青年抗日救国会’，它是我哥哥王俊德在1940年抗日战争牺牲前，让我娘保藏下来的，至今已经67年了，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呀！”

　　一枚革命小图章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也情牵着亲人深深的思念。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鬼子侵略中国。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撕破了虚伪的嘴脸，开始了疯狂的侵略行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英勇的中华儿女不堪忍受外敌的侮辱，奋起抵抗，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蠡县抗日救国会便应运而生，农村里也纷纷成立了抗日救国组织。

　　王俊英老人慢慢叙述着那段历史：听俺娘说，我哥聪明、活泼、能写会算，1938年他15岁就参加了“青年抗日救国会”，领导民兵站岗、放哨、送情报，还袭击来扫荡的日本兵。1938年的一天上午，一小股日本鬼子来扫荡，我哥他们的“东孟尝青年抗日救国会”在村外袭击了这群日本兵，有５名鬼子被打伤，然后狼狈逃跑，使全村人避免了一场浩劫。还有一天早晨，日本鬼子突然闯进了村子，到王克明家搜捕革命干部，当时革命干部“彭花”正在他家隐蔽，后在他家掩护下，才得以脱险。鬼子没有抓到人，就疯狂地报复，放火烧了他家的房子，然后扬长而去。

　　大火冲天，乡亲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这时我哥他们一伙民兵跑过来急忙扑救，才把火熄灭，我哥的手和脸都被烧伤了。

　　1939年春天，王俊德调任“四区”秘书，并参加了文工团，进村入户宣传抗日，出色的工作，得到了区长的赞扬。1940年8月15日 ，他又下乡去西孟尝宣传抗日，在晚上不幸被日伪军包围、逮捕，被抓到了“南庄”鬼子据点，严刑拷打后，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低头，没有泄露半点党的机密。鬼子穷途末路，凶相毕露下毒手，王俊德壮烈牺牲。

　　为了详细了解王俊德的壮烈事迹，王俊英在 1958年3月1日拜访了原“四区”区长，时任“保定第二炼焦厂厂长”的李崇实，李崇实含着热泪，悲痛地陈述了王俊德在敌人屠刀下，不屈不挠、从容就义的壮烈情景。王俊德死后，党对其家庭进行了抚恤，帮助其家人度过了艰苦的战争年代。

　　1955年，弟弟王俊英在母亲的鼓励下，从保定一中毕业后毅然参军，成为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机要学校”的学员，毕业后分配到浙江省某部任译电员。当时国际形势紧张，军事电报往来频繁，晚上起来译电四、五次是很平常的事，王俊英都兢兢业业出色完成了任务。1957年，为加强国防建设，支持农村第一线，王俊英响应号召复员后当了一名中学教师。

　　母亲在临终前，再三叮嘱王俊英要保存好这枚图章，教育后代努力为党工作。

　　这枚图章经历了枪林弹雨、血与火的洗礼，它上面浸透着烈士的鲜血，寄托着革命烈士的殷切期望，是不屈的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历史见证。   
　　—— 冉文园 宋伯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