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解放前的广播电台

      保定解放前是******河北省的行政中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保定成了各种政治势力竞相争夺的舆论阵地。因此，保定解放前的广播电台，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

      1935年6月，******河北省政府为了传达其“政令”，愚弄百姓，在保定建起了一座无线广播电台，即******的“河北台”。这是保定历史上第一座无线广播电台。该电台受******“中央广播无线电管理处”和河北省政府的双重管辖，主要进行反动的政治宣传，对内恶毒攻击中国******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诋毁********学说和进步思想，鼓吹建立******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对外取媚于美帝国主义，屈膝于日本帝国主义，宣扬“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论调。因当时收音机很少，只有少数反动军阀、富商大贾和达官贵人能够收听到这座电台的广播，所以它在普通百姓中的影响很小。1937年9月，日军攻陷保定，******政府往南逃窜，这座电台也随之迁走，结束了它在保定两年零三个月的寿命。

      保定沦陷后，日寇在保定建立了华北伪政权，为进一步占领舆论阵地，从思想上文化上奴役中国人民，该伪政权又在保定也建立了一座无线广播电台，台址在民权街47号（注：今裕华西路光园），1943年2月5日开播，呼号为“保定广播电台”，用汉语广播。1944年11月1日，又开办第二套节目，用日语广播。该电台名义上属日伪“华北广播协会”管辖，实际被日本侵略者所控制，主要为日寇侵华大造反动舆论，是日本侵略者镇压中国人民抗日活动的工具，它鼓吹“建立东亚新秩序”，鼓吹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为扩大其影响，日本侵略军还在华北地区强行推销廉价收音机，强迫群众收听。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日本人投降，******河北省政府从日本人手中接过了日伪“保定广播电台”，改称为“河北广播电台”，继续进行反动宣传。该电台于1945年10月份开播，每晚播音一次，主要节目构成有：新闻占16%，讲述占13%，电台实有人员10名。因抗战胜利后******反动派发起了全面内战，该电台作为******政权的“喉舌”，主要宣传蒋介石****、反人民的******政策，鼓吹内战、独裁、卖国的新闻充斥于广播节目之中，为延缓******反动统治而鼓噪，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步伐。

      1947年7月，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解放大军一步步逼近保定。1948年11月5日，人民解放军开始围攻保定。11月13日晚，攻打保定的战斗全面打响，经过几天的激战，解放军毙敌千余人，俘敌368人。11月22日凌晨，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残余部队刘化南部和******行政人员弃城逃窜，保定解放。人民解放军的炮火声宣告了一切反动电台的终结，彻底驱散了保定上空反动电台播下的阴霾，为保定人民广播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空。
      —— 保定人民广播电台 孙志民

保定解放初期的人民广播电台

      1948年11月24日，即保定解放的第三天，由解放军组成的军管会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达政令，决定利用敌台建立保定人民广播电台，但******“河北广播电台”的台址只剩下几间空房子，所有的设备均已不见踪影。经过搜寻，从******原邮电局找到了一部破旧的50W扩大机和两支日本产木壳高音喇叭，于是便用这50W扩大机和两支高音喇叭建起了“保定人民有线广播电台”，地点设在天主教堂东侧的鼓楼（注：现已无存）。

      经过修旧利废，反复实验，有线广播电台于1948年11月26日正式播音，这是党和人民的声音第一�以广播形式在保定上空传播，虽然设备简陋，但却开辟了保定人民广播事业的新纪元。开播几天后，将两支高音喇叭移至天主教堂顶部，一只向北，一只向西，因当时的保定城区面积很小，城内街道比较安静，所以基本能覆盖全城。

      有线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最初只有刘杰一人。刘杰，男，清苑县人，时年23岁，到电台工作前在保定大明无线电料行当工人，因心灵手巧，善于钻研，被人推荐创办有线电台。他在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既当负责人，又当编辑、记者、播音员和技术人员，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在设备极其简陋的情况下，他刻苦钻研技术，修修补补，千方百计地保证了机器的正常运转。

      1948年12月6日，保定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有线电台属文教局领导，但三个月以后，移交给市文化馆管理，呼号改为“保定市文化馆有线广播电台”，迁址于莲池小西院，刘杰任文化馆宣传股长兼有线电台负责人。

      1949年8月，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省会设在保定，保定为省辖市。1949年月9日1日，新生的河北省电台在保定建成并开播，呼号为“保定人民广播电台”（注：1951年4月1日起改为“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省台的建立和开播，为保定有线广播电台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1949年——1952年，保定有线电台自己动手组装了100瓦扩音机2部，增音机1台，架设专用线路10多公里，在商场和几个主要街道增加大小喇叭200余只，改建播音室和机房各1间。为提高播音水平，又增加专职女播音员一人，即韩慧厚，她是北京人，说普通话，从此，有线电台的播音由“保定腔”改为普通话，播音时间由3小时增加到5小时。

      1953�，为满足群众的收听需要，刘杰向市委提交了《集资办广播方案》，得到市委和政府的支持，于是，有线电台采用社会集资和市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办法，对设备、线路进行了全面规划和更新改造。新增500W扩音机一部，开通6条广播专用线路，贯穿市区各主要街道和20家工厂及少量郊区农村，延伸十几公里的专杆、专线，增加高音喇叭100余只和部分小喇叭，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办公室也都安装了小喇叭，并自装实况转播机一台，架通了红星剧场、大舞台剧场专用线路，每周周末进行戏曲实况转播。有线电台编播和技术人员增加到4人。

      1955年，是我国有线广播发展较快的一年，这一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了第三次广播工作会议，制定了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的方针和规划，极大地促进了有线广播网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保定市又采用了国家、集体、个人“三集资”的办法，在原有线路基础上，架设了通往105个乡村的专用线路150公里，为节约开支，全体工作人员齐上阵，勘察、测量、绘制线路图，共安装舌簧喇叭1000余个，增设500W扩音机1台。从此，电台每周编印节目表。采编、技术人员增加到7人，还发展广播联络员100多人，负责维护线路和收取喇叭收听费（注：每季每户1元），通讯员发展到近50人。

      1956年，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有线电****立，直属市委宣传部领导，呼号改为“保定市有线广播站”，肖林（女）任站长，刘杰任副站长，下设办公室、编辑股、技术股，编采和技术人员增至12人。这时广播站的发展已具有一定规模，至1962年，机器输出功率达到2200W，线路总长200多杆公里，街头和入户喇叭3000余只，工作人员增至20余人。

      在新闻宣传方面，解放初期，有线电台主要转播“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注：1949年9月27日改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同年12月5日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另外，还抄收“记录新闻和时事新闻”，及时播出，并自办了《科学知识》、《文艺专题》节目，增设了固定讲话节目，市委、市政府、工会、共青团、妇联、税务局、卫生局、法院等部门根据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和重大节日，发表实况讲话。当时的市委、市政府领导丁廷馨、陈子瑞、郝铁民、张鹤先、马午亭、张效等，都在播音室发表过讲话。1953年又增加了《对工人广播》、《对农村广播》、《保定生活》等节目。

      有线电台的新闻宣传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如：

      建国前夕，及时报道了解放大军南下、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南京解放、北平解放、天津解放、上海解放等消息。

      1949年，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在******广场进行开国大典实况广播，全国各地电台同时联播，保定有线电台也按上级要求，和省电台同时播放了开国大典盛况，并报道了保定人民举行盛大庆祝游行的情况。

      为了配合市委和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线电台还报道了一些具有时代特点的重要新闻事件。如：打击小股土匪特务的破坏活动；抗灾救灾；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贯彻《婚姻法》；农村合作化运动；镇压******；“三反”、“五反”运动（注:指我国在1951年底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和1952年初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等。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有线电台按要求报道了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被判死刑的案件，形成广泛社会舆论。（注：刘青山，河北安国县人，雇农出身，被捕前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河北深县人，学生出身，被捕前任天津地委书记。二犯在战争年代都曾建立过功绩，但在和平环境中，经不住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诱惑，贪图享乐，贪污、盗窃国家资材，沦为人民的罪人。1951年二人被开除党籍，1952年被判处死刑。）1952年2月10日，公审二犯大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有线电台对大会进行了实况转播。会后，对二犯执行了枪决。因为这一事件发生在保定，所以该案的报道对保定的震动特别大，后来被称为新中国反腐第一大案。

      在新闻宣传中，有线电台还按照上级要求，重点报道了保定各行各业学习英雄模范人物的活动。如：经济建设中的模范人物孟泰、郝建秀；抗美援朝中的英雄人物邱少云、黄继光、杨根思等，通过报道，他们的事迹在群众中广为传诵，对人们的思想和精神面貌产生了深刻影响，本市也涌现出一大批劳动模范，当时被大力宣传的有：市发电厂刘庆生；市面粉厂罗发龙；郊区农村李宣等。

      有线电台的文艺节目也独具特色。除有固定的《周末影院》节目外，还用专线连结“大舞台”、“红星”剧场，每星期六转播演出实况，并经常播出京剧、评剧、西河大鼓等节目，因当时没有电视机，收音机也很少，所以收听小喇叭成了广大群众非常喜爱的娱乐活动。如当时宣传婚姻自由的评剧《刘巧儿》、《小女婿》等，很受群众欢迎，几乎是家喻户晓。

      有关文献表明，在旧中国，******政府从未搞过有线广播。发展有线广播是新中国�一个创举，而保定市的有线广播在全国是发展最早的一家（注：新华出版社《新闻工作者手册》记载我国解放后的有线广播始于1950年，比保定的有线广播晚了两年）。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以独特的方式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广播网络，它的诞生和发展，适应了三个方面的时代特点：一是国家结束了战乱，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客观上具备了发展有线广播的社会环境；二是有线广播成本低廉，易于推广和普及，符合新中国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的国情；三是在收音机尚不普及的情况下，解决了群众收听新闻和文化娱乐问题。所以，有线广播推广后，立即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在宣传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在新中国的广播史上，保定市的有线广播应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 保定人民广播电台 孙志民

采访葛振林——狼牙山五壮士中最后的幸存者

      早上一上班，就看到《燕赵都市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88岁的老英雄葛振林因病逝世的消息——2005年3月21日，这位曾经血溅狼牙山、威震中外的抗日英雄，这位狼牙山五壮士中最后的幸存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带着沉重的心情，我不禁回忆起十九年前在易县采访这位大英雄的情景……

      1986年9月25日，是狼牙山五勇士跳崖的纪念日。这天，易县县委、县政府要举行新建的“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落成典礼，为此邀请了很多当年在易县生活、战斗过的老同志和很多新闻单位的记者参加。我当时在保定地区电台当记者，接到易县的邀请函，便和播音员李娟在王晓台长的带领下于9月24日下午驱车赶到了易县招待所。刚安顿好住处，就听说老英雄葛振林已经提前来到了。于是我们顾不上休息，立即找到葛老下榻的房间，开始了采访。

      葛老当时已经六十九岁，瘦瘦的一个老头，穿一身很旧的绿军装，解放鞋；他脱掉上衣，里面是一件灰白色的旧衬衣，衬衣外面穿一件手工编织的烟色毛衣，外面又套一件手工编织的深蓝色毛背心，皱皱巴巴，看起来拉里拉塌的，不象个大英雄。但仔细观察他的脸和眼睛，便觉得与众不同，他的脸轮廓分明，棱角突出，皱纹纵横交错，让人联想到狼牙山上被风雨剥蚀的岩石；眼睛很明亮，放着深邃而倔强的光芒。

      葛老从湖南衡阳千里迢迢来到昔日的战场，显得兴奋异常，既不问我们是哪路人马，也不理会记者手中的录音机，就操着一口浓重的家乡腔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他说：“这些年来，我们部队南征北战，但我总也忘不了狼牙山，忘不了这块用烈士们的鲜血染红的土地。今天，我看到保定地区的山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心里非常高兴……”

      葛振林是我市曲阳县人。他1917年出生于党城乡喜峪村，1937年5月参加革命，1940年2月入党，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历任参谋、连长、省军区警卫营长、衡阳军分区后勤处副处长等职，离休后享受正师级待遇�他曾两次获得全军英模奖。就因为当年那惊心动魄的一跳，跳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跳出了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他也因此而走进了中国历史，走进了小学课本，走进了亿万人的心灵。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壮举，确实感动了几代中国人。

      第二天，“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落成典礼”正式举行，会场设在狼牙山下的东西水村村边的一面小山坡上，在这里抬头可以看到海拔一千多米的狼牙山主峰，还可清楚地看到山顶上新修建的五勇士纪念塔。会场上，各地来宾和群众代表有六百多人，附近村子里的群众也闻讯赶来，把会场挤了个水泄不通。我们向会务组借了一张桌子，安置在会场一侧，上面安放了录音机、话筒、耳机之类，开始搞现场录音报道。

      会议程序很简单，亮点当然是葛振林老英雄。当葛振林站在主席台上向大家问好的时候，会场上掌声雷动。老英雄指着狼牙山的主峰，回忆起了当年阻击日寇的情形。

      那是1941年9月25日凌晨，当时葛振林是晋察冀一分区一团七连二排六班的副班长，班长叫马宝玉，二人均为******员，其余三名战士分别是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那天日寇向狼牙山大举进攻，他们五人奉命在狼牙山阻击2500多名日本鬼子的轮番进攻，掩护主力部队和两万多名群众转移。他们埋伏在棋盘陀山腰，利用险要地形，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的冲锋。他们且战且退，一直退到狼牙山主峰峰顶。敌人还是嗷嗷叫着往上冲。

      葛振林说，“狼牙山阻击战从早晨一直打到晌午，敌人冲了五次就是冲不上来，连草都打着了，大火弥漫着阵地，硝烟熏的我们直淌眼泪，我们浑身是土，脸都黑了。

      “来，敌人又开始进攻了，我们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作出了集体跳崖的决定。那时，我们五个人，大的二十多岁，小的十七、八岁。最后敌人冲上来了。班长马宝玉把大家搂在一起说：‘誓死不投降，决不当俘虏！’说完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摔毁了枪枝，高喊‘****日本帝国主义！’第一个跳下了悬崖。接着我们四个也销毁了枪枝，一齐跳了下去。我和宋学义被山腰的树枝挂住，昏了过去，保住了性命。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三位同志壮烈牺牲了------”

      他说，虽然过去45年了，但想起这些牺牲的战友，他们的容貌好像就在眼前……。老英雄提起当年事，声音有些哽咽。

      散会以后，很多老同志聚在一起促膝交谈。在交谈中，葛振林竟意外地发现了阔别45年的救命恩人余药夫。当年跳崖后，是余药夫发现了挂在树枝上的血肉模糊、昏迷不醒的葛振林和宋学义，便立即将他们背到附近的一座庙里，找人救治……。当年余药夫十九岁，如今也是年过花甲的人了。老哥俩回忆起当年的情形，禁不住相拥而泣。 按着会务组的安排，接下来是组织大家登山看塔。但是，葛振林却执意要到附近的老乡家去看看。于是，我们便放弃了登山的机会，随葛振林到老乡家访问。

      我们随葛老来到狼牙山下的五勇村，来到一位老乡家里。户主是一位十分憨厚的中年汉子，听说老英雄回来了，慌忙拿出核桃、苹果、花生、红枣招待客人。他说：“真不知道该怎样招待您老人家呢！”

      当年的老游击队长冉元同老汉蹒跚着走来，握住葛振林的手说：“老葛，见到你真不容易呀！”葛老说：“我也没有忘记乡亲们！”不一会儿，村里的干部群众纷纷赶来��挤了满屋子。葛老盘腿坐在土炕上，与大家拉起了家常。

      乡亲们说：“当年，是你们用鲜血保卫了我们，不然我们的家乡早不知道被日寇糟蹋成什么样子了。”葛老说：“是你们支援了部队，我们才战胜了敌人，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军民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葛老问起乡亲们的生活情况，乡亲们告诉葛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生活逐步提高了，虽然三年没下雨，但粮食够吃的。收入也增加了。村里盖了不少新房。为了发展商品生产，还办起了织毯厂……

      说不尽的知心话，道不尽的养育情。望着这些用小米和山柴养育过革命，而今天仍然真诚地热爱着党的事业的乡亲们，老英雄禁不住热泪沾襟。

      告别五勇村的时候，乡亲们恋恋不舍地送到村外，冉元同老汉追过来，在他的倡导下，大家合影留念。

      跟随葛老到老乡家访问，使我感触良多。总的印象是：葛老比在招待所、比在会场上显得更高兴、更活跃，话也更多。而乡亲们对他，也真象见了亲人一样真诚和实在。在采访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军民鱼水情”，什么叫“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葛老看来，到村子里看乡亲们肯定比登山看塔更重要。

      第三天，我们又随葛老参观了清西陵……

      光阴如梭，转眼间十九年过去了，老英雄的音貌笑貌仿佛就在眼前，而人却已逝去。但我想，老人家的英魂一定留在了英雄的狼牙山。 下班以后，我从网上搜索了一下“葛振林”，“狼牙山”，竟然蹦出来数万条纪念葛老的消息和文章。令人欣慰的是，时隔这么多年，人们并没有忘记�位老英雄。可见在市场经济和商业化的社会里，人们仍然有一种“英雄情结”，这也许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吧。

      眼下，我们正开展保持******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由此我又想到，******员的先进性，也许并不主要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因为在大多时候，“先进性”这三字需要用行动、甚至用热血和生命才能诠释。而葛振林正是这样一位用热血和生命诠释先进性的******员。

      葛老走了，而巍巍矗立的狼牙山和狼牙山精神永存！
      —— 保定人民广播电台 孙志民

河北省省会为什么从保定迁到了石家庄？

      保定从清代起就是直隶省的政治文化中心，解放前也曾是******河北省政府的驻地。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省的省会也设在了保定。但是，上世纪60年代，省会却从保定迁到了石家庄。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省会的迁移？对于这个让很多人困惑的问题，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作了一些研究和考证。现将答案归纳如下：

      一、河北省的省会自民国以来就有了“见异思迁”的毛病，虽然基本驻地在保定，但却经历过多次迁移，总难稳定。这应是历史的原因。

      保定作为河北省的省会城市，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

      清代的河北省称直隶省,康熙八年（1669年）,直隶总督衙门落户保定,从此保定成为直隶省的省会城市。直隶，因其直接隶属京师而得名。清初所设置的直隶省，其辖区比今天的河北省大得多,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和山东、山西、河南、辽宁、内蒙古的一部分。直隶省总督权重位显，直隶总督署被称为清代省府第一衙，所以保定直隶总督府大门口对联上联写道“北吞大漠，南亘黄河，中更九水合环；五洲称雄，西岳东瀛一屏障”，的确名副其实。

      民国二年(1913年)，直隶省省会由保定迁到天津,至此,保定作为直隶省的省会,已有244年的历史。

      民国十七年（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废直隶省改建河北省,辖区已大大缩小，省会仍设天津，但自1931年“9.18”事变后，日寇的铁蹄日益逼近天津，天津时局不稳。

      1935年6月1日，******的河北省政府为躲避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的锋芒,由天津迁回保定。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保定市区沦陷，成了敌占区，******的河北省政府被迫南逃，一度流落到陕西，不久溃散。
 
      1938年1月1日，日伪于天津成立伪河北省公署，1939年伪公署迁到保定。

      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河北省政府于同年9月20日在西安成立，随后迁往北平。1946年6月14日，由北平迁回保定。

      1948年11月22日，保定解放。******的河北省政府在解放军的炮火声中又逃往北平，之后溃散。

      1949年7月,华北地区大部解放,河北境内解放区连成一片。为此，****中央决定恢复河北省建制,随后,华北人民政府发出了调整行政区划的一五0号通令。通令决定,撤销原各根据地性质的区划,恢复河北省建制,省会驻保定。1949年7月12日、8月1日,****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相继在保定成立。

      1958年2月,正值大跃进时期，全国人大决议将天津划归河北省。4月18日,河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决定：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搬迁理由是：天津是大工业城市，有这样一个大工业城市作为依托，对河北省的工业大跃进大有好处,工业农业可以更好地同时并举等等。很快，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

      1966年初，情况又变了，美国扩大了侵略越南的战争,并把侵略矛头指向我国；同时,中苏关系恶化,战争危险加剧。为此,毛主席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重大战略指示。鉴于此,  1966年1月25日,河北省委决定，将省会由天津迁回保定。理由是：天津地处沿海，是国防第一线，一旦打起仗来,天津将有可能成为主战场。而保定地处冀中平原，西靠太行山，省会迁回保定，既有利于“备战”，也有利于更好地面向农村,把粮食生产搞上去,以便执行“备荒”的方针。

      1966年5月1日,省委、省人委及省直各机关等先后迁回保定。

      然而不幸的是，省会迁回保定还不到一个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保定和全国一样，进入了社会动荡期……。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以得知 ：在清代直隶省时期，保定作为省会城市为244年，天津为15年；在民国时期，保定4年，天津7年；在日伪时期，保定7年，天津1年；解放后，保定10年，天津8年，建国期还曾一度酝酿将省会迁到石家庄，未成。这些数字告诉我们，虽然河北省的省会随着政局的变化不断迁移，但保定作为河北政治中心的地位并没有动摇。那么，面对“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刚刚迁来不久的省会还会在保定安营扎寨吗？


      二、激烈的派性斗争，残酷的武斗，使保定成了“文革”的重灾区，特别是“两军”的介入，使保定的政局异常复杂。这些都让立足未稳的省会望而生畏，极易见异思迁。这应是社会的原因。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号召要对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清洗。从此，“揪出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最流行的口号。

      保定红卫兵的造反矛头直指省里的当权派。1966年5月，省人委被夺权，河北省地方政权进人了无政府状态。　

      1967年１月，河北省军区和驻保６９军奉命介入保定地区文化大革命。２月１１日，即宣布有三万余人的“河北省工农荣复转退军人红卫兵保定八一造反总司令部”（“八一总部”）为反动组织，出动２７个连队，以武力��行取缔了“八一总部”等多个群众性组织，逮捕１２００余人，入狱２３８人。

      保定的造反浪潮一时被平息。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５日，中央军委电令：“奉毛主席、中央命令，为了更好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加强战备”，决定对陆军第６９军、３８军的部署作出调整： ６９军，由河北保定地区移驻山西；３８军，由吉林通化地区移驻河北保定地区，接替６９军防务，并由沈阳军区调归北京军区建制。

      38军的到来，给保定地区的文革形势带来了变数。

      38军移驻保定地区后，代号改为4800部队。时军长李光军，年４８岁， 政委王猛，年４７岁。该部队初抵新防区，于２月２４日奉命与省军区一起担负保定地区的支左任务，成立支地办公室。军长李光军、副军长刘海清、副政委邢泽主管“三支两军”工作。

      介入保定地区支左之初，３８军尚无一定之见。自１９６７年４月以后，以“八一总部”平反与否为导火线，保定造反派组织重新洗牌，组合成“工总派”（即 “农大造反团派”）和“工筹派”（即“革命红楼派”）两大派系，较稳健、保守 的“工筹派”得到省军区的支持，受省军区排斥的较为激进的“工总派”，主动对 新来乍到的３８军示好，寻求支持，３８军与河北原当权势力无任何牵连，在感情上倾向于“工总派”，于是公开表态支持。

      ３８军与省军区（当时称保定“两军”）在支持谁的问题上各持己见，渐行渐远，裂痕加深，终致水火不相容。与省军区荣辱与共的北京军区，对３８军颇为不满。保定两派也各恃有军队方面支持，冲突四起，武斗不断。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于１９６７年６月２２－２３日发生在保定市内的河北农业大学，两派近万人大规模混战，虽得３８军和省军区赶至现场试图平息，但未能奏效，造成７人死亡，近３００人受伤（其中部队数十人）。

      为解决保定问题，1967年８月，中央通知保定两派代表进京汇报。期间，两派代表与“两军”——河北省军区马辉（司令员）、曾美（政委），３８军李光军、刘海清 签订了双方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武斗稍歇，但两派矛盾未能根本消弭。

      当时的保定，大街上随处可见武斗工事，天空中不时响起零星枪声。斗争的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唯一正确的一方。那时候的省会，就象一叶风雨飘摇的小舟，不知道驶向何方。没有人关心省会的命运，也没有人认为省会是什么值得珍惜的好东西。而成群结队地到省委、省人委机关去贴大字报，呼口号，搞打砸抢才是正常的。狂热中的人们哪里知道，一个数十年后才明白过来的巨大遗憾正在悄悄降临这座灾难中的的古城……


      三、陈伯达居心叵测的密谋策划，郑维山、李雪峰等人的紧密配合，以及他们对中央的欺骗，使省会从保定迁到了石家庄。这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至1968年１月间，陈伯达来到河北视察。

      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陪同他来视察的是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等。视察起因于毛泽东的一段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叫革命委员会好。”他们视察的目的是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清除障碍。

      当时驻河北各军、省军区均倾向于各地较保守一派，唯独３８军支持激进派。陈等急于稳定局势，在保定等地的讲话中，便站在北京军区立场，对３８军支持的一派作了严厉批评。如郑维山１９６８年１月６日在邯郸接见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驻军负责人时，就指责农大造反团头头崔士林“利用造反团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是插到保定和各县破坏大联合的，各县大联合都被破坏了，五月份以来对付群众，对付河北省军区和北京军区……”。
     
      “农大造反团”为“工总派”核心，是得到３８军支持的，陈等讲话虽然都没有点３８军的名，但目的明显是给３８军施加压力。 之所以不点名，是因为他们知道，战功卓著的３８军是毛泽东本人批准调至保定的。毛泽东、林彪对３８军的态度如何，郑、李等人揣摸不透，所以不敢太过造次。

      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８日，郑维山、李雪峰联名签发致毛泽东及中央的《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建议在省革委会成立的同时，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其理由是“石家庄的文化大革命走在全省的前头，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可以形成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第二天，****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即发文批准了郑、李的报告。

      1968年1月30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虽是一个晴天，但空气清冷。早晨，一支25辆小车组成的车队从保定市区悄悄开出，一路往南而去。深冬的冀中大地，苍茫悲凉，一望无垠。这支由吉普和轿车组成的车队，绵延百余米，在空旷的原野上卷起一路黄尘。

      坐在车上的，都是省里的干部，分别来自****河北省委、省人委、省军区以及一些省直单位。他们个个神情肃穆，略显紧张。车队出市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回望保定这座动荡的古城——几天之后，这里将不再是河北省的省会。

      半个月以前，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根据****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在石家庄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并组成了“三结合”的领导集体，任命李雪峰为主任，刘子厚、马辉等人为副主任。

      1968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五，石家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这天上午，东方红体育场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庆祝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大会在这里召开，宽阔的体育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领导讲话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从此，石家庄成了河北省的省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林彪“抢班夺权”的野心暴露，投靠到林彪麾下的陈伯达也翻了车，李雪峰、郑维山均受到牵连。于是，河北省省会搬迁的内幕也当成了“问题”被揭发出来。１９７１年１月华北会议期间，李雪峰在“我的检查”中就检讨了此事的经过 ：“在河北省革委会成立前后，陈伯达直接出面在筹备会上讲话，进一步打击三十八军，压迫另一派群众组织。他策划了省会搬家，先由他出主意，我和郑维山同志同意，两人联名写了报告，用他编造的搬家理由，欺骗了中央”。根据李雪峰的这一检查，说省会搬家是他们策划的一个阴谋也不为过，难怪事后有人说，省会搬家是郑、李故意让３８军难堪，此说不无道理。<br />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６日，毛泽东在３８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对陈伯达的问题作了批示：“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事情发展到这里，是非曲直似乎已经有了结论，但问题是，既然省会搬家是“乱跑乱说”的“太上皇”陈伯达蓄意策划的阴谋，现在陈伯达完蛋了，就应该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所以，省会迁石后，到1970年后半年，河北省革委会又有迁回保定的动议。9月29日，毛泽东主席到南方视察路过石家庄，找省革委负责人李雪峰等谈话，问及河北省会设在石家庄好，还是设在保定或天津好？李雪峰回答说，石家庄离太行山近，太行山很深，还是在石家庄好。

      听毛主席的意思，似有让省会重新搬迁之意，但终未明确表态。

      到1971年1月，当时的省革委会领导人刘子厚等向****中央请示，认为河北省省会还是搬回保定为好。但这个问题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周恩来批示：河北省省会不要再迁。于是，刘子厚在3月24日的河北省批陈（陈伯达）整风会议上传达了河北省省会不再搬迁的决定。从此，河北省省会便一直设在石家庄，直到今天。

      光阴如箭，一晃40年过去了。如今很多保定人提起河北省省会搬家的旧事，仍然忿忿不平。经常在网上看到保定的网友骂“庄子里的人”土气、没有文化，给河北丢人等。其实大�不必。省会的搬迁，是历史、社会、陈伯达等当权者的策划等三大原因交汇而成的结果，反映了那个特定年代的无奈。重要的是，今天的保定虽不再是省会，但自有其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城市大、高楼多也未必全是好事。今天早晨，忽然发现保定也开始在中央电视台做名片广告了，主题是“人文保定，山水保定”，画面十分丰富、漂亮，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是啊，只要自己争气，经济社会发展的好，人民生活安定幸福，就是最大的资本。如大连、青岛、苏州、三亚等都不是省会城市，不是都发展得既快又好吗。所以，我们今天回忆往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大家牢记历史的教训，永远不再搞窝里反、窝里斗，要一心一意谋发展，团结一心搞事业，用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丰硕成果来映衬保定昨天的辉煌，这样，当我们回首那近300年的省会历史的时候，当我们想起失去省会这件令人难以释怀的陈年旧事的时候，才不会感到愧疚和遗憾。

      （本文参考了崔金亮、 高 巍、余汝信、王俊卿、张瑞谦等同志发表在报刊和网络上的有关文章，特致谢意）
      —— 保定人民广播电台 孙志民

大跃进时期的保定人民广播电台

      1958年4月，河北省委将保定市划归保定专区管辖，至此，保定专区共辖1市、22县。

      1958年4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第八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制定了广播工作“大跃进”的方针，全国广播事业的发展掀起高潮，一大批地方广播电台相继建成。因保定在河北省是行政中心，保定地区的辖区又较大，所以，建立保定人民广播电台已是势在必行。

      1958年4月16日，河北省一届七次人代会决定，将省会由保定市迁往天津市。

      1958年5月，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河北人民广播电台也随之迁走。省台迁走后，保定的无线广播形成空白，因此，地委、行署即决定筹建“保定人民广播电台”。

      1958年5月，地委抽调刘杰筹建保定人民广播电台。台址定在裕华西路的光园（注：光园在民国时期为直隶督军曹锟的宾馆，抗战时期为日伪“保定广播电台”驻地。日本投降后，是******伪“河北台”和教育厅驻地。保定解放后，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和省教育厅也驻此）。光园虽曾是河北台驻地，但是，自省台迁走后，这里只有空空荡荡的几处房屋，任何设备都没有。

      一无人员，二无设备，摆在刘杰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跑遍了天津、石家庄和保定地区各县，到处请求支援，请求帮助。当时我国的无线电工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发射机是稀缺贵重设备，搞到实属不易，况建台时间紧、任务重。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月的奔波，筹建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主要是：通过省台的关系从石家庄台调拨过来一台100W发射机；从博野县广播站借来了控制设备和两台录音机；从各单位和县里抽调来一些工作人员；发射台选在了行署大院内（注：现直隶总督府），矗起了高30米的倒L形木杆天线，地网铺在院子里，发射机安装在��小院的房间内。

      1958年6月，地委调容城县委书记陈龙刚任地区广播管理处处长，兼任保定人民广播电台台长。陈龙刚到任后，主要抓了三件事：

      一是带着地委副书记李寿山的信，去省委宣传部请求支援，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朱子强接见后，作了三点指示：1、保定是二十二个县的大地区，建台是件大事，要加强领导、抓紧抓好；2、请省台余信台长大力支持，省台搬天津后，原住房和机务室、鲁岗发射台、省台在保定的服务部，可留给保定台；3、机务、技术从多方面尽量帮助解决。

      二是陈龙刚带着刘杰为解决机务、技术问题拉的单子，去天津找省台余信台长请求支援。余台长满腔热情一一答应下来。从机务、播音人员中给保定台抽调了人员，又给了一定设备。所有这些工作，保证了电台的按时开播。

      1958年7月1日，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这一天，保定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从此，保定人民有了自己的无线广播电台（中波1480千赫），保定的广播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三是七月中旬，陈龙刚带队，去唯一有地区台的唐山电台参观学习，取经回来后，保定电台的内部机构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责任范围，都逐步建立健全起来。从此，工作走向正规。

      1958年9月，地委在原河北饭店（北唐家胡同路东）召开全区宣传工作会议，会上，李寿山代表地委、专署对地区建台工作进行表彰。陈龙刚在会上介绍了保定建台经验，并提出各县建立健全广播站，形成全区广播系统网站的意见。会后，各县加强领导，地区台派人去各县指导，都相继健全了各县的广播站，定时、定点地转播地区台的新闻、文艺、群众生活等节目。

      国庆前夕，余信来保定说；“你们保定建成这样高水平的电台，是全省第一，三个多月干了一年多的工作，真辛苦你们了。

      1958年9月，陈龙刚调地委宣传部任副部长，仍兼电台台长，由宣传部宣传科长常钊任专职副台长，1958年12月，常钊任台长。

      1959年2月，常钊调高阳，李士德任台长。

      1959年，李士德任台长以后，在他的领导下，电台有了较大发展，工作人员陆续增加，节目质量有了提高。特别是在事业建设方面完成了几件大事：

      一是将发射台从总督署迁到了鲁岗。鲁岗是省电台发射台原址，省台迁津后，留下了几处房子、一个地网和一个60米高的木杆天线，经过整修后加以利用，大大改善了工作条件。

      二是到天津请求省台支持，省台将一部淘汰的1000瓦发射机送给了保定台。刘杰在总结电台技术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这台1000瓦中波发射机进行了成功改装。

      三是新建了93米高的轻型铁塔。当时这是全省第一座铁塔，在全国也处于领先地位。发射机功率的扩大和铁塔的建成，大大提高了发射效果，扩大了电台的影响。

      1960年初，保定人民广播电台中波频率改为1467千赫，并按上级要求建立了四个实验台，四部发射机实施对苏联、台湾、美国之音（两套节目）的干扰，台址也设在鲁岗。同年又建成了全国第一个转播中央电视台节目的电视差转台。

      1960年2月12日，省委决定，保定专区与保定市合并为保定市。这是保定地、市第一次合并，电台归合并后的保定市管辖。地市合并后，所辖各县也合并为10个大县，电台往各县都派了驻县记者。

      1961年5月1日，省委决定，重新分设保定专区与保定市，恢复保定专员公署，保定市仍为地辖市，电台仍归专区管辖。

      1961年，电台提出设计要求，在北京广播服务部定做了控制台、限制放大器，并购置了几部录音机，还添置了1000瓦备用发射机。

      经过几年的努力，保定人民广播电台的机器设备均达到国家要求的甲级标准，这些成绩受到前来视察的中央广播事业局领导的高度评价，奖给了三台电视机。

      新闻是广播宣传的主体，担负着传播党和政府声音，报道国内外大事的重要任务。在新闻宣传方面，初创阶段的保定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播音三次，共10小时。除转播中央电台和省电台的新闻节目外，还自办了《保定生活》、《全区联播》、《对农村广播》、《新闻》等地方新闻类节目，密切配合了地委、行署的中心工作。电台正式播音后，一开始就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受到全区各县、社（乡）干部和基层干部群众的好评。他们评价：一是信息快、记忆深，国家和全区大事早知道，听着顺心，鼓舞人心；二是节目贴近人民群众，说的是勤劳长进、过好日子的话，讲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事，听的是人们爱听的戏，听了长精神，心里痛快，过日子离不开它。三是方向明，感情深。每天都能听党中央、国家领导人的声音，听了心里亮堂、踏实，广播给我们指引了方向，增添了希望和力量，听着最亲切，有什么愁事、烦心事，听听广播疙瘩就解开了。

      1958年，保定地区有许多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广播电台都及时作了相应的采访和宣传报道，如：

      8月4日，毛泽东主席来到徐水县视察，在省委书记解学恭、副省长张明河、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和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的陪同下，视察了大寺各庄农业社和细菌肥料厂、铁工厂。

      8月5日，毛主席到安国县流村红星农场丰产田视察，并到安国县委听取了县委书记刘振宗的工作汇报。

      9月10日，刘少奇委员长到达保定，在省委书记解学恭、地委书记处书记宋琏陪同下视察了徐水、安国、定县。

      9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来到保定，在专员杨培生的陪同下视察了徐水、安国和保定机械厂、农业大学、化纤厂等单位。

      9月16日，****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来到定县韩家洼人民公社视察。

      9月23日，中国文联田汉、老舍、蔡楚生、吴作人、李波、戴爱莲等17人到安国参观访问。

      10月9日，刘伯承、贺龙、罗荣桓、聂荣臻元帅和杨成武、陈奇涵上将视察了保定市、徐水、安国、定县。

      10月11日，****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书记处书记李雪峰、侯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等视察徐水、定县。

      10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视察徐水。

      11月1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李富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全国妇联主席蔡畅、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化工部长彭涛、全国妇联副主席康克清等来保定视察。

      12月24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省委书记解学恭、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等陪同下视察了安国、定县。

      ……

      1958年——1959年�是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年代，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工作内容，电台主要宣传党的八届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倡导大跃进，建立人民公社、反右倾、创高产、大炼钢铁、办好公共食堂等。但是，由于大跃进中“左”倾错误泛滥，宣传工作也出了现了失误，如；报道生产成就时严重浮夸；推广生产经验时宣传瞎指挥等，为当时“左”倾错误的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除重点办好新闻节目外，电台还开办了《科技知识》、《空中剧院》、《小说评书连播》、《每周一歌》等科技、文艺类节目，经常为群众播送河北梆子、老调、哈哈腔、横歧调等地方戏。1959年，保定人民广播电台还录制播出了第一部广播剧《尚大娘》，录制播出了第一部电影录音剪辑《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
      —— 保定人民广播电台 孙志民

毛泽东四次到保定

第一次——1918年10月6日至10日，24岁的青年毛泽东来到保定。住第一客栈，游古莲花池；寻求救国之路，播撒革命火种；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和一群新民学会会员共同商议，决定走出湖南，向外发展，以求救国救民之道。可巧的是，他们恰恰遇到了一个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好机会。
  自1916年起，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在全国掀起了以拯救中华民族为己任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当时保定育德中学在全国享有盛誉，率先创办了“高等工艺留法预备班”。同时，李石曾、段宗林等人还在蠡县布里村（现属高阳）创办了“留法工艺预备学校”。这两个学校均向全国招收学员，为有识之士寻求救国之路创造了条件。
  1918年8月，毛泽东率20多名湖南学生来到向往已久的北京，寻求留法求学之路， 经“法华教育会”批准，多数湖南学生被分到了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李维汉、李富春、张昆弟就是这批湖南学生中的成员。安排好这些学生来保就读后，毛泽东则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打算，决定留在北京，继续追求他的救国理想。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从毛泽东一生来看，他最感兴趣的是国内问题，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国内问题，因此对中国社会实际有极深刻的论述，开创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的母亲重病在身，他一直牵挂着自己亲爱的母亲，焦虑劳顿，因而放弃了出国机会。
  当时，毛泽东在北京的唯一熟人是在国立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先生，身无分文的毛泽东觉得在北京开销太大，急于找到一份工作，于是杨昌济便把毛泽东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了助理员，月薪八块大洋。毛泽东就是在这里读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多次聆听李大钊的演讲。他后来回忆：“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8年10月6日，保定火车站走出了第二批来保求学的湖南学生，共30多名，他们是赴蠡县布里村“留法工艺预备学校”学习的，列车抵达保定后，育德中学的李维汉、李富春等人到车站迎接。正在北京的毛泽东闻讯后，便和蔡和森一起专程从北京来到保定，迎接这批湖南学生。晚上，他们住在北唐家胡同的第一客栈。第二天下午，毛泽东、蔡和森与育德留法班、布里留法班的全体湖南学生一起游览了保定古莲花池。晚上，李维汉、张昆弟等人同毛泽东、蔡和森商谈了新来的湖南学员去布里学习的事宜。这群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聚集一堂，为了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侃侃而谈，革命的种子在他们心里已经生根发芽。10月10日，毛泽东送走这批去布里的学生后，当天返回了北京。不久，毛泽东的母亲病势危重，他便辞掉了北京大学的差事，赶回湖南服侍，在慈母的病榻前尽孝。
  半年多以后，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保定的广大青年学生、工人、商人立即响应，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

    第二次——1948年4月11日至5月26日，毛泽东告别陕北，东渡黄河，越过长城岭，来到阜平城南庄，住百姓房，吃农家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大反攻。
  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告别工作生活了13年的陕北，率领党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越过长城岭，风尘仆仆地来到中央北方局和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
  城南庄位于阜平县城南13公里处，北靠苍山主峰，南临胭脂河，是一个群山环绕、风景秀丽的小山村。听说党中央机关要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参谋长赵尔陆乘吉普车到五、六里的地方迎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聂荣臻还腾出了自己住的房子，自己搬到作战科去住。周恩来、任弼时在城南庄住了两三天，便去了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留了下来。
  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新阶段，中国革命战争处在新的历史转折点，党中央从陕北迁到晋察冀这块老根据地，是为了更好地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在城南庄期间，毛泽东住的是百姓房，吃的是农家饭，点的是煤油灯，就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写下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和《一九四八年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等著作，还主持召开了多次重要的军事会议和土地改革、整党会议。他还多次听取晋察冀军区工作汇报，同聂荣臻同志彻夜畅谈，常常至雄鸡报晓。
  在城南庄，毛泽东在谈到对解放战争的看法时说：抗日战争打日本是要持久的，解放战争打蒋介石，不能拖得太久，解放得越快越好，这样对我们有利。并指出要先解决东北、华北。为吸引开******的力量，他认为应让刘邓大军、陈粟大军尽快打过长江去。
  关于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的问题，粟裕经过反复考虑认为，要改变中原战局，我军势必还要同******进行几次大的较量，要打几个大的歼灭战，这就需要将主力留在中原作战，尽可能多地将敌人消灭在长江以北。4月18日，粟裕大胆地向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上述看法和建议。
  对于粟裕的建议，毛泽东极为重视，当即召陈毅、粟裕到城南庄，同时通知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到城南庄参加军事会议，共商大计，专门讨论粟裕提出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毅、粟裕、聂荣臻、李先念，以及三野副政委张际春、军委作战部副部长李涛。陈毅风趣地说这是“五堂会审”。
  粟裕的建议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最后毛泽东改变了主意，决定采纳粟裕的建议，让华东野战军主力加入中原逐鹿行列，与刘邓、陈粟大军一起，在4至8个月内，将******的中原防御体系彻底摧毁。
  5月14日早晨，毛泽东工作了一个通宵之后，刚躺下休息，这时城南庄北边的山顶上突然响起了防空警报。
  聂荣臻听到警报，到院子里一看，只见敌人的三架B-25重型轰炸机在空中盘旋。他立即冲进毛泽东的屋里，劝说毛泽东快躲到防空洞去。
  毛泽东坐起来，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在聂荣臻、赵尔陆和警卫员的再三劝说下，毛泽东才离开住室，躲进了不远处的防空洞。
  敌机在城南庄共投下了五颗炸弹，其中一颗正落在毛泽东刚刚离开的小院里，他的两间住室的门窗玻璃被震碎，弹片飞进屋里，击碎了两个暖水瓶……看到这种情形，大家感到既庆幸又后怕。
  敌机的这次轰炸，投弹很准确，使聂荣臻怀疑内部出了奸细。经过保卫部门一段时间的侦察，案子终于破了。原来，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在王快镇开了一个烟厂，厂长孟宪德被******特务收买，暗中加入了特务组织。孟宪德把军区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也拉下了水，两人都成了******上尉谍报员。敌机轰炸城南庄，就是孟、刘二人提供的情报。孟、刘二人被抓起来后，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经聂荣臻批准，两个特务被处决。
  毛泽东在城南庄工作了一个多月，于1948年5月26日离开这里，转移到平山县西柏坡。
  第三次——149年3月24日，建国前夕，毛泽东牢记两个“务必”，带领****中央从西柏坡出发“赴京赶考”，途经保定；他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在保定吃过午饭，毛泽东听取了河北省委工作汇报。
  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告别西柏坡乘汽车前往北平。出发前他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人进北平，是要进行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他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的日子。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把进北平说成是“进京赶考”，这是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就在出发的前十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他告诫全党在胜利的形势下，“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进京赶考”正是对这两个“务必”的形象注解。
  一行人共乘坐11辆小汽车和10辆大卡车，毛泽东坐在第二辆的中吉普里，警卫车紧随其后。后面的车队，依次是：刘少奇、江青、李讷、王光美、周恩来、邓颖超、朱德、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叶子龙等人及家属。毛泽东的行李十分简单，除了《辞海》、《辞源》等工具书外，就是他多次阅读过的《史记》、《资治通鉴》等书籍。
  车队驶出太行山，顺利地通过了平山、灵寿、行唐、曲阳县境，进入华北大平原，由于路不好走，当天没能赶到保定，天黑之前，在唐县淑闾村宿了营。毛泽东住在村民李大明家里，李大明用门板搭成铺，让毛主席休息。毛泽东前半夜同村干部谈话，后半夜坐着小木凳趴在门板上写材料，直到天亮。
  24日上午，车队继续出发。快到保定时，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对身边的人说：“你们谁到过保定？”大家都说没到过。毛泽东说：“30年前，保定我是去过，也在保定住过，现在保定不知变成什么样子了。日本人在那里八年，也不会搞什么建设；******在战前也没有搞什么建设；这两年更不可能搞什么建设。到了保定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到保定街上看看去。”

    当时保定是****河北省委所在地，为迎接毛主席、党中央的到来，河北省委原准备要召开****中央进北平的庆祝大会，毛泽得知后立即批复：“不妥，望周恩来电告华北局，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的庆祝活动。”
  车队在省委大院停下来，毛泽东等同志陆续下了车。省委书记林铁抢步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说：“主席，路上辛苦了，好好休息吧。”毛泽东说：“我不累，我精神很好。”
  共进午餐时，毛泽东指着一盘清蒸鲤鱼问林铁：“这鱼是哪里来的呀？”林铁答道：“是白洋淀的鱼，保定吃的鱼，大部分是从白洋淀来的，现在市场上能买到鱼，买到菜，城里饭馆也不少了，保定刚解放不久，变化还是不小的。”
  听了林铁的话，毛泽东感慨地说：“敌人在这里占领了那么多年。在敌人占领期间，这一带的人民群众可遭了大难呀。解放才几个月，看来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取得了不少成绩。”
  饭后，在会议室，林铁代表省委向毛泽东汇报了保定解放几个月以来所作的工作及当前要抓的几件事情。林铁的汇报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许。毛泽东指示说：“工作千头万绪，要抓党的领导，抓党对城市各项政策的宣传和实行……”
  下午三点，车队离开保定继续北上。经徐水、定兴、新城来到涿县，此时已是夕阳西下时分，于是，队伍在涿县住下。毛泽东看到涿县大街上行人寥落车马稀，开门的店铺也不多，便问前来汇报工作的涿县县委书记王成俊：“据说涿州很繁华，眼下却挺冷清。市场没恢复，买卖不兴隆，这是怎么回事啊？”王成俊回答：“******九十四军在这里驻防时，为了‘防共’，把所有小商小贩都赶到东关去了，不让人们进城来，解放后，我们还没有顾得上这个市场问题。”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百姓关心的，正是我们要办的。解放了，工作千头万绪，要抓主要的，就是着眼于进行和平设，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没有市场不行，要尽快把市场赶回来。”
  为迎接毛泽东和党中央进京，叶剑英专门赶到涿县，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3月25日凌晨两点多，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出现在涿县火车站站台上。他们改乘火车，拂晓时分抵达北平清华园站。
  就在毛泽东带队“进京赶考”两年多以后，河北省爆出了新中国第一大案——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行署专员张子善终于在这次“考试”中败下阵来，堕落成我党进城后的首批腐败典型。案件查清后，经毛泽东批准，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处刘、张二人死刑。1952年2月10日，公审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会后，二犯被押到保定东郊刑场执行枪决。
  第四次——1958年8月4日至5日，毛泽东到徐水、安国视察，深入到工厂、田间、地头，与工人、农民、干部座谈，推动全国“大跃进”掀起高潮。虽然当时形成的浮夸风、共产风、土洋并举大炼钢铁、兴办人民公社等做法成为社会实践的深刻教训，但毛泽东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平易近人的领袖风范，仍然是值得怀念和学习的。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主席的专列停在了徐水车站。徐水县33岁的县委书记张国忠应召登上专列，向毛泽东汇报了县里的工作，随后，又陪毛泽东主席观看了农业社的土法炼钢厂。下午，毛泽东在****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副省长张明河、****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和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的陪同下，视察了该县大寺各庄农业社和细菌肥料厂、铁工厂。
  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年代。毛泽东来徐水之前，听取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汇报，听说徐水县大搞水利建设成绩卓著，人民日报也报道说，徐水、安国、�县亩产粮食数千斤，在黄土地上创造了高产卫星。毛泽东此行的目的，是要把保定地区树为“大跃进”的典型，向全国推广。
  在徐水大寺各庄，毛泽东观看了农业社的幼儿园、幸福院、公共食堂。随后来到徐水县委。在县委办公室，毛泽东一边吃着西瓜，一边听取徐水县委的汇报，当听说徐水县把劳动力按团、营组织起来大搞军事化的做法后，他指示要加强这支“军队”的纪律性。
8月5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沿京广线继续南行，到达定县车站。这时安国县县长焦家驹已专程前来迎接。随后，由焦家驹引路，毛泽东到安国县视察。中午1点钟，骄阳似火，毛泽东的汽车开到安国县城北的流村村头停下来，毛泽东下车后，分别和县委副书记袁硕儒、淤村乡党委书记郭健、流村支部书记王长锁握过手，便朝村南的丰产田走去。在田里，毛泽东看到有位农民正在干活，便主动上前握手，问他叫什么名字，当听说这位农民叫李增福时，毛泽东说：“你这个名字起得好哇，增福增寿嘛！”看到毛主席的白衬衣被汗水湿透了，李增福便把自己头上戴的草帽摘下来，递给了毛主席。毛泽东高兴地接过草帽，戴在头上。看过地里的玉米、高梁、山药等庄稼，毛泽东来到地头临时搭起的一个席棚内坐下休息。这时又有人递给他一把芭蕉叶扇子，毛泽东接到手里，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听淤村乡党委书记郭健介绍了农业社合乡并社的情况。毛泽东问郭健：“你看过《三国》吗？”郭健说：“看过。”毛泽东问：“《三国演义》第一句话是什么？”郭健说：“不知道。”毛泽东说：“《三国演义》第一句话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像你们社，从二三千户，到四五千户、五六千户、一乡一社。”
  毛泽东的汽车开进安国大街，路过药王庙，毛泽东问身旁的县长焦家驹：“药王姓什么？”焦家驹说：“不知道。”毛泽东说：“一个县长，不知道药王姓什么。你是只管人不管神呀！”随后毛泽东告诉焦家驹，全国有很多药王，安国的药王叫邳彤，是汉朝的一位好官，又懂医道，经常为民治病。后世百姓为纪念他，为他建庙，称之为药王。
  下午3点30分，毛泽东来到安国县委大院，和前来迎接的干部们一一握手致意，在办公室，他认真听取了县委书记刘振宗的工作汇报，那时，办公室里没有空调，没有电扇，也没有沙发和茶几，毛泽东坐的是光板椅子，喝的是大碗茶。就在这样的酷署天气里，毛泽东认真听完了安国县委的汇报。他对安国的工作十分满意。他说：“粮食是命根子，你们安国是农业先进县，要大上粮食，要在北方带个头……”
  下午4时，毛泽东乘车离开了安国。
  毛泽东视察保定后，刘少奇、李先念、胡耀邦、刘伯承、贺龙、罗荣桓、杨成武、邓小平、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薄一波、胡乔木、陈毅、李富春、蔡畅、吕正操、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也先后来保定、徐水、安国、定县视察。一些国际友人也纷纷来参观访问。全国各大媒体纷纷宣传、报道。保定地区真正成了名扬全国的“大跃进”典型。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全国掀起的“大跃进”运动，的确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场灾难，严重脱离实际、违背科学的浮夸风、共产风、军事化、土法上马大炼钢铁等做法，导致“大跃进”以失败而告终。但毛泽东同志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平易近人的领袖风范，仍然是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的。
  时光如流，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毛泽东同志的音容笑貌至今令保定人民难以忘怀。无论潮涨潮落，云卷云舒，如今都已写进历史，一代伟人的功过是非，自有历史评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回顾历史、追寻毛泽东同志留在保定大地上的足迹，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有着深刻的学习、借鉴和警示意义。

  （本文参考书目：《毛泽东传》、《毛泽东家书钩沉》、《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延安秘史》、《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河北历史资料》、《保定地区大事记》等，并感谢王晓、陈瑞贤同志提供帮助。）
（保定人民广播电台  孙志民）

好长啊，看了好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