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在安国

　　

　　周总理在安国农村和农民亲切握手


　　1958年12月24日凌晨两点，一列专列从北京驶向保定火车站，继而东行停留在保定飞机场。这是周总理的专列。他在京刚刚处理完国家大事，便赶来保定视察。

　　早晨7点，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和几位县委书记，在列车上和周总理见面、汇报工作，而后便同乘专列南行到定县，换乘汽车来到安国。

　　这正是“大跃进”的年代。然而人们发现总理此行对“高产卫星”、“昼夜鏖战”之类并不感兴趣。在安国简短听了县委的汇报后，便急赴农村。这天，寒风凛冽，天空飘着稀疏的雪花。总理的车首先在一个机井工地停下来，那里有东长仕村十多个农民在打井。总理下车后健步走到他们面前。

　　“啊，是周总理！”一个叫赵顺德的农民惊讶地喊起来。人们听到喊声定睛看到，真是日理万机的总理站到了面前。总理身穿黑色翻领旧大衣，圆口布鞋，满面慈祥，同大家一一握手。赵顺德手上沾着泥巴，不好意思伸手，周总理一把拉住他的手，亲切地问他多大岁数，打了多少眼井，家中吃穿烧用有无困难。周总理对大家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井打好。还特意叮嘱：天气很冷，要穿暖和点，不要受冻，要劳逸结合。车继续南行，驶过大沙河，来到伍仁桥村，人们带领总理到村东“埂直似线，地平如镜”的“千亩天下第一田”，周总理在这里草草看了几眼，就径直朝村里走去。陪同的当地干部显然有些慌乱，急忙向前去引路，总理摆了摆手，示意自己随便走走。总理进村就拐进一户人家，这家女主人名叫张纪云，她家有三间北房，周总理先进了西头屋，见到炕上一个婴儿在哭，便伸手把孩子抱在怀里，又颠又哄。张纪云急忙把孩子接过来，为总理让座。当得知她的婆母有病时，周总理立即起身向东屋走去，张纪云一边阻拦一边说屋里很脏，怕有病传染。总理摆摆手说：“不怕，不怕。”进屋后他轻轻走近炕边，先弯下腰看了看病人，接着小声问了病情和治疗情况。周总理还把手伸进病人的褥子下边摸摸炕热不热。当发现炕席下没铺柴草时，关心而又认真地对县和村的干部们说：“天要下雪了，北方人爱睡热炕，要分些柴草给群众铺炕取暖。”并一再叮嘱：“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越高，干劲越大，越要注意安排好群众生活。”

　　总理来到公社医院，一连走进三个简易病房，看望住院病人，关心地询问每个病人的病情和治疗事宜，鼓励医务人员把工作做好。接着来到中药房。当看到药斗上写的“薏米”二字时，周总理对正在抓药的同志说：“听说安国的祁薏米是当地产的，很有名望，要两角钱的做样子，带回去。”司药立即称了二两薏米，包好递给总理，并说：“送给总理，不要钱。”总理认真地说：“不，不，药是公家的，要给钱的。”说着让身边工作人员把两角钱递了过去。周围的人面面相觑，对总理的廉洁品德无不敬佩。

　　从农村视察归来，周总理不辞辛劳来到安国制药厂。先后视察了酊剂、蜜丸、粉剂等车间。和工人亲切交谈，问生活，问生产，仔细观看工艺流程，当得知工人们为保证药品质量和提高药品产量，搞了不少技术革新项目时，总理连连点头，并为药厂题写了“敢想 敢说 敢干，苦干 实干 巧干”题词。

　　周总理十分关心当时的教育情况，特意又来到安国中学。学校关心总理的身体，请总理先到办公室休息一下。总理说：“我不累，不休息了。”说着就向校区走去。当总理看到学校中门两旁写的对联“一面读书，一面做工，也是工人，也是学生”时，停下了脚步，对一位校领导说：“怎么也是工人，也是学生呢？学生就是学生，不能同时也是工人。学生还是以学为主嘛！”当时学校有一个“农大”二班，招收没有考上初中的小学毕业生，年龄一般在十三四岁，学习初一年级课程，每周上两节农业常识课。总理到教室就坐在凳子上，把两个小同学拉到身边，像慈父般地问长问短。而后说：“大学有大学的内容和标准。哪能把娃娃们硬弄成大学生呢，开玩笑！”总理的话使人们拨开了云雾，解除了顾虑，明确了办学方向。

　　这天中午，周总理在县委机关食堂就餐。炊事员们高兴极了，想方设法烧制好的饭菜。正在这时，周总理走进了伙房，拉住炊事员们那一双双油腻的手，亲切问好，要大家不要费事。当看到笼屉里的红薯时，总理说：“好，今天就吃红薯。”开饭时，人们把鸡、鱼、肉一盘盘端上去，然而又被一盘盘退了回来。总理几次派人来要红薯。这天总理的餐桌上，只有一盘炒鸡蛋，一盘炒豆腐，一盘煮红薯，一碗小米粥。饭后，机关干部们要求和总理合影，并事先摆好了座位，周总理高兴地走了过去，但并没有入座，而是和大家站在一起。这时，周总理看到远处的炊事员们躲在一边，立即招呼他们到身边，一起合影留念。

　　周总理在安国虽只有一天时间，但他那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关心群众的公仆形象，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 保定日报 王晓

记忆中的大慈阁庙会

　　

　　解放前的大慈阁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爷爷一家住在穿行楼南街的一座四合院里。说起穿行楼南街，就不能不提起穿行楼。穿行楼是一座底部洞开四门的二层阁楼，以此为中心，南北两条长不过300米，宽不足5米的街道，被“老保定”约定俗成地称为“穿行楼南”、“穿行楼北”。穿行楼北街的尽头便是令人瞩目的大慈阁了。

　　那年月，每逢正月初一至初五，便是大慈阁庙会的日子。这几天，无论城里的市民，还是附近十里八乡的百姓，都扶老携幼前来赶庙会。爷爷一家也概莫能外。正月初一一大早，吃完新年的饺子后，就会和院里的街坊们一块儿到大慈阁烧香拜佛。沿穿行楼南街迤逦北行，不一会儿，巍峨高大、金碧辉煌的大慈阁就映入眼帘了。爷爷本以为起了个大早儿，谁知却赶了个晚集儿。大慈阁门前的广场上已摩肩接踵、熙来攘往了。爷爷虔诚地请一炷香，跟着如蚁的人流在香炉前叩拜，祈求家人在新的年景中平平安安、顺顺当当，然后来到阁内千手千眼观音像前布施若干，随后脸上洋溢着无限满足和憧憬的笑意。当然，孩子们是无暇理会和顾及大人的良苦用心的。广场上卖吃食的悠长叫卖、耍把式的高亢吆喝，吸引着孩子们流连忘返，于是纠缠着大人买这看那，大人们一般会爽快地掏出三、五个铜板，塞到孩子们的手心里，正要叮嘱几句，孩子们早已一窝蜂似地四散而去，有的买串冰糖葫芦，有的排队等着看拉洋片，有的瞧刀尖刺喉吞铁球，有的买个一吹就响的玻璃喇叭……孩子们心满意足之后，快到吃中午饭的时候了，早已等得不耐烦的大人们，拉着孩子们到大慈阁东边的东大街菜市，割块儿肥瘦适中的肉，然后全家其乐融融地打道回府了。

　　如今，穿行楼已随着道路的扩建不复存在，大慈阁庙会也成为过眼云烟，然而，昔日大慈阁庙会的繁华景象，犹如一幅喜庆的年画儿，深深地印在“老保定”的记忆深处，历久弥新，挥之不去。
　　—— 张海涛

清苑伪县长欺压商户事件
 
　　蒙古元太祖二十二年张柔重建保定城时，在北城中心，占地百亩，修了座气势宏伟的城隍庙，在元末毁于战火。到了明洪武二年，朱元璋大封城隍。第二年，保定府城隍庙重新修建。清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保定，城隍庙再次被毁。次年，慈禧、光绪由西安回銮返京，途经保定，晋封被联军杀害的直隶布政使廷雍为“直隶城隍庙”，城隍庙也改称为“都城隍庙”，庙前的牌楼题名可以作证。1923年，直系军阀头子曹锟对此庙彻底修整，重塑神像，新建配殿，就连庙前面的戏楼也油漆彩画一新。到了1928年，城隍庙内空地由慈善团体捐资并且招商引资租地盖房，开辟为普育市场，没几年的功夫，市场就繁华起�。

　　城隍庙内辟为普育市场以后，这里的店铺几乎是清一色的布店和估衣店。店门前用竹竿或杉杆圈一片空地，上搭天棚，下铺苇席，堆放两堆衣服和布头，两位伙计一班，按照衣和布上的暗码，彼此一唱一和，互相呼应，以此吸引游人和顾客，买卖特别兴隆。此外在普育市场内侧，还有戏园、茶园，卖吃、喝、用、玩的各类货色的常摊或临时摊，甚至还有相面的、算卦的、代写婚书信件的，着实地繁华热闹。不料到了1947年的七月，清苑伪政府县长王延寿到任两月，就下令强迫这个市场的98家商户无条件地搬出。各商户为了生活不得不忍气吞声，情愿出四亿蒋币买湖滨会馆无偿捐给伪县政府住，并且还凑足了两亿蒋币给他们当礼金送去。商户们打听到保长和王延寿是乡亲，就托保长前去说情。他们先在大饭庄请了几次客，可是一提到商户们的事，王延寿露出了他的虚伪嘴脸，他口出狂言，说什么他是“南京政府蒋委员长亲自派来的”，还恬不知耻地威胁商户们“如果它占不了这个地方就不姓王”。众商户被逼无奈，不得已一齐给王延寿跪下哀求，人面兽心的王延寿竟动用警察将众商户往外撵。

　　当各商户准备往外搬时，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商铺里的床、桌椅、玻璃以及上好的家具全被伪县政府霸占了。九月，保定城隍庙内的98家商户含泪搬出，原来的戏园、茶园、各类货摊也纷纷停业，一个繁华热闹的市场，完全变成了蒋介石******反动派统治下的“活阎王殿”——清苑伪政府。

　　离开城隍庙普育市场的商户们实在无法生活下去，又一起去跪求伪政府给他们配发粮食，伪政府不但不给，反而对商户们破口大骂。有个叫王半和的掌柜当下就被气得得了半身不遂，人没熬过那年春节，腊月底死了；摆桌摊的米春河70多岁了，用一辈子的积蓄盖了一间房，被伪政府逼迫搬出市场后，很快病倒了，连吃饭都是好心的邻居帮忙；开茶铺的被气病后因无法劳动，只得上街讨饭吃；还有一位女商户，更是被气得神经错乱，整天神情恍惚，大骂清苑伪政府的狠心残暴行为，邻居们害怕她惹出什么大乱子，纷纷劝慰她。商户中有细心胆大的说：“慢慢熬吧，听说八路军很快就要来了，******八路军一来，就能给咱们商户当家做主，到那时捉住王延寿，替咱们报仇！”

　　正如众商户所期望的那样，一年以后，1948年的11月，古城保定终于迎来了彻底解放。
　　—— 保定日报 文静

周恩来“说”戏
 
　　1948年4月15日晚上，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阜平县城南庄，敲锣打鼓热闹非凡。原来，为欢迎从陕北转战而来的中央领导同志，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属群众剧社要进行文艺演出。春寒料峭，城南庄的夜晚很冷，可军区司令部大院里仍然人山人海。台上的精彩节目一个接一个，台下的掌声一阵连一阵。这时，有人发现坐在第三排中间小板凳上的那位观众鼓掌时右手好像不大方便，但热情很高，不时地为演出叫好。他就是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同志。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在城南庄小学的教室里接见了群众剧社的全体演职人员，并与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在《宝山参军》节目中扮演宝山妻子的演员齐玉珍坐在最前面。周恩来很快认出了她，笑着对她说：“玉珍啊，你刚才演了‘宝山参军’，过会儿还可演一出‘兄妹相会’——见到你的哥哥了吗？”齐玉珍说：“我还没有见到他。”周恩来对剧社的人介绍说：“齐玉珍的哥哥就在我们中央电台工作，这次也来到了老家。”剧社的人都很惊讶，周副主席日理万机，竟能记住一个电台的普通工作人员，甚至还记住了他的籍贯和亲属，如果没有博闻强记的本领和礼贤下士的品德是万万做不到的。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周恩来摆摆手，又问齐玉珍：“你家里还有什么人？”齐玉珍说：“娘，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周恩来笑着说：“这就对了。你哥哥参了军，你参加了文工团。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可以劳动，可以照顾老人。”稍停一下，又接着说：“我们解放区人民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为了消灭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踊跃报名参军，可是我们党的政策还是要照顾家庭困难，独男不当兵嘛。你们的节目里，王宝山除了妻子，只有一个妹妹，是否还可以增加一个弟弟？或者把妹妹改成弟弟？”剧社的领导说：“周副主席的意见很对。我们一定按照周副主席的意见把戏改好。”周恩来说：“我们是党的文艺工作者，文艺宣传一定要符合实际生活，注意党的方针政策。”

　　周恩来称赞《农民当家》这出戏演得不错。少顷，他意味深长地问：“你们说，为什么过去农民受地主的剥削压迫，今天能翻身做主人？”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因为有了******，有了毛主席。”“对啊。”周恩来说，“两千多年来，中国民不甘心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但是都失败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革命政党的领导。我们解放区的农民为什么能够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就是因为有了毛主席，有了******的领导。可为什么你们的戏里只表现农民的自发性，看不到党的坚强领导呢？”剧社的同志们检讨说，这个剧本编写时受了土改中“左”的思想影响，只写了贫雇农自发组织贫农团“打天下坐天下”，搬“石头”，乱斗地主，没有把党的领导表现出来。周恩来说：“没有毛主席和党的领导，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你们的戏不要只提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还要注意团结中农。对犯错误的干部也不要撇开不管，还要帮助他们。”

　　小学教室里的谈话气氛和谐融洽，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秘书来催周恩来回去休息。周恩来看了看表，小声对秘书说：“没关系，天还早着哩。”接着，他又给大家讲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随后，话题一转，问：“北平、天津、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里有很多电影、戏剧等文化事业。你们说，进城之后是我们领导他们还是他们领导我们？”在场的人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下子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有人小声说：“咱们是土包子，怎么能领导人家？”周恩来用手指敲了敲桌子说：“不要瞧不起土包子。小米加步枪也是土包子，可我们却用它打败了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这句风趣幽默的话把大家逗乐了。周恩来继续说：“大城市有很多文化事业，但大多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文艺，它们是腐朽的、没落的、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解放区的文艺虽然粗糙，但她是无产阶级的新文艺，是革命的，是最有生命力的。抗战时期我在重庆，就对那里的文艺工作者讲，你们要向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学习。大家要做好准备，进城后是我们领导他们，不是他们领导我们；是我们改造他们，不是他们改造我们。”最后，周恩来勉励剧社的演职人员要好好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话去做，进城以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就一定能够改造旧文艺，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文艺。”

　　周恩来走后，夜已很深，然而剧社的同志们毫无睡意，踊跃发言讨论周恩来的讲话。大家一致认为，周恩来同志是个高明的“导演”，他是在给我们“说”戏，指导我们演出更加精彩的时代剧目。这一夜，小学教室无人入眠，直到东方飞出满天朝霞。

　　不到一年时间，群众剧社就坐着胶轮大车，迎着隆隆的炮声奔赴天津，奉命接管了天津的文化事业。这时，大家才更深刻地领悟到周恩来同志在城南庄“说”戏的伟大意义。
　　—— 保定日报 高明乡 顾俊文

解放初期的保定城
 
　　1948年11月22日，保定******守敌在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弃城逃窜，古城保定从此获得解放。

　　建立革命秩

　　保定解放前，进城准备工作即着手进行。当时****冀中九地委城工部改为保定工作委员会（简称保委会），工作重点面向保定市，并从冀中区各地陆续抽来一些干部，和保委会同志一起，研究制定进城工作方案，学习党中央制定的城市政策，熟悉城市情况，制定入城纪律，工作守则。

　　进城后，保定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连续召开各界代表人士座谈会，阐明党的各项政策，解除各种顾虑。敌人的欺骗宣传很快被戳穿，工厂商店先后复业，学校复课。12月6日，保定市人民政府成立。同日，停产3个月的电灯公司也恢复生产了，全城街道灯火辉煌。12月12日召开庆祝保定解放和纪念“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大会。军管会主任孙毅及李泽民市长在会上讲了话，两万军民载歌载舞，欢庆解放。多年沉睡的保定古城沸腾起来，安定团结的革命秩序很快形成，给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8年12月24日，****保定市委成立。

　　恢复生产　发展经济

　　解放初期，保定工商业千疮百孔，一片破败景象。工厂、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大都遭到破坏。不少市民饥寒交迫，市内20790户居民中，缺衣少食的占10%以上。当时冀中贸易公司将大批粮、油、盐等生活必需品运进市内，建立起大生总店，分设粮食、花纱布、百货3个公司，发挥国营商业的主导作用，保障供应，调剂余缺，掌握行情，平抑物价。供销合作社、贸易货栈也陆续建立起来。为了密切城乡关系，在火车站附近建立了农民服务所。中国人民银行保定分行建立后，有步骤地排除蒋币，停止其流通。市场物价逐步下降，渐趋平稳。

　　认真贯彻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是城市工作的重要节。军管会连续召开劳资双方代表座谈会，反复宣传目前形势，讲解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这些私营工商业主也看到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生活朴素、秋毫无犯的形象。于是他们纷纷复业，在不到半月之内，就有4418户恢复生产，占全市工商业数的42%。当时的工商业者大都底子薄，商品少，资金原料均感不足，货架上空空荡荡。在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的指导下，国营商业充分发挥作用，投放大量商品予以支持。各厂店劳资双方通力合作，改善经营，生意逐步兴隆，商品日益充实。

　　活跃文化生活

　　古城保定，历史悠久，文化教育事业向来较为发达。尽管“七·七”事变以后受到严重摧残，解放前仍有省立医学院、农学院，中等学校13所，学生3000多人，公立小学43所，学生8700多人。这些学校在敌人逃窜时，遭到严重破坏。解放后，市委、市政府立即着手组织开学复课。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有关部门访问了教育界知名人士，组织座谈，宣传党的保护文化教育及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不到半月，有31处小学陆续开学，到校学生4700多人，教职员工140多人。各校师生在复课后情绪高涨，齐心协力整修校舍，桌凳不足的，学生自带板凳上课。

　　与此同时，其它文化事业也迅速兴办起来。解放后的第二天，即建起新华社，第三天《新保定日报》出版。藏书十万册的莲池图书馆，经过整理开始借阅。冀中火线剧社、九分区文工团、冀中实验京剧团先后莅保演出。新建的文化馆开展各种文艺活动。沉寂多年的古城一片欢腾，群众性的文化生活很快活跃起来。

　　落实敌伪人员政策　清理敌伪物资

　　解放前，不足十万人的城市，不仅有******省、市党政机构，而且附近各县的流亡政府都潜居市内，反动力量相当集中。解放后，政府宣传党对旧职人员的政策，解除他们的顾虑，号召他们自动到政府登记，半月内陆续登记者达数百人。政府对这些人员采取了团结改造，大胆使用的方针，对原在经济、文化、教育、交通、机关中的职员工人，一般予以留用。

　　清理敌伪遗留物资工作，进城后立即开始了。为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建立清理敌伪遗留物资委员会，在全市展开宣传。许多工人和市民纷纷到军管会或物资清理委员会报告，10天内即查出大批军火及通讯设备。一位工友把清苑县******政府储藏的粮食及汽油报告给政府人员。在广大群众协助下，收缴敌电台两部，破获伪造边区钞票案一起。

　　建立基层人民政权

　　经过清查户口，登记敌伪人员，群众政治觉悟普遍提高，纷纷要求废除伪保甲制度，建立新的基层政权组织。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从1949年1月开始，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开展了民主建政工作。全市4个行政区52条街，确定每个区先选一条街进行试点示范。全市普遍展开宣传和调查，各级党政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去，宣讲民主建政的意义，进一步揭露反动政权镇压群众的罪行，启发市民参加管理国家大事，树立主人翁思想，同时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选民按居住地段划分居民小组，小组上面设闾，每闾管辖几个组。全市共划成1400个居民小组，256个闾，居民组长和闾主任都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选民参选积极性很高，共选出正副小组长2879人，正副闾主任532人。经过基层选举，进一步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新当选的干部热情很高，工作积极，顺利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在此基础上，召开了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按照“三三制”原则，******员代表占三分之�。代表成员结构来自各行各业，有教育界的、体育界的、医务界的、工商界的，其中妇女代表占10%以上，并且少数民族及宗教职业者也有参加。

　　各界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人民政府领导机构，听取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及财政预决算。在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之前，市政府建立伊始就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每周邀请各界代表开一次小型座谈会，共同商讨城市建设重要事项。各界代表参加这种会议，真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这不仅使讨论的事项更加完备，而且为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上述种种举措，密切了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政权建设。
　　—— 保定日报 牛军校

胭脂河边的杏花
 
　　夕阳西下，早春的大山，浑然一派苍青。暮霭四起，山根陷入墨色，往上墨青、紫褐、青紫……山巅最后一抹暖紫退去，山沉默，我们这些路人也沉默。车窗外，懒怠冒芽的树干枝杈一一闪过。

　　忽然，前面的半山上，出现影影绰绰的白色，如浮云，似纱雾，细看，是山上一树树连缀成片的杏花。在暮山黛色的烘托下，深深浅浅，虚虚胧胧，嫩粉融白，美得让人屏住呼吸，生怕出气吹散那清梦似的花团。开车的朋友，目不转睛地看路，我们在车中，目不旁瞬地看花，车子移转中，不断幻化着如诗似画的美景，啊，春日游，杏花吹满头……

　　天断黑，车在胭脂河畔的山道上溯行。胭脂河不大，发源于五台山，流入河北平原，易名潴龙河入白洋淀。

　　当年，晋察冀抗日斗争的领导中心，就在胭脂河畔，聂荣臻司令曾“十年驻马胭脂河”。194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率领中央机关，来到河畔城南庄，喝过胭脂河水。

　　黑暗中，看不见河，但我们却熟悉它。在哗啦啦的水声中，我想象得出，清澈的春水，在跌宕的河床欢快飞流，花花卵石、巨大砾石间，细浪飞溅，夹岸桃杏，落英春水，浪蕊浮花……

　　遐想着，车停在了马兰村。村在椅圈山坳里，人家不多，房屋落错在胭脂河边，灯光犬吠。接待我们的白玉存大姐，老远喊着笑着过来，拉住了记者小马。白大姐是当年《晋察冀日报》领导人邓拓的房东的女儿，如今他们夫妇，也如她父亲当年接待“同志们”一样，热情地为我们准备晚饭，邻居们也来帮忙。

　　河声灯影里，吃着农家饭，把酒话桑麻，白大姐给我们讲述邓拓当年在她家住的故事，又讲邓拓的女儿，还常常来看望乡亲们，帮助村里改建厕所的故事。我们问起老俩的生活，大姐说：四个儿女，有在天津卫的，有在省会的，都很孝顺，衣食无忧，就是为吃水发愁，开矿的越来越多，河水浑浊了，河底沉积着一层黑东西，都快吃不得了。她家有二百多棵树，也被开矿的逼着砍了。

　　山乡的夜，黑得沉厚，河水声声入耳，雷溪一般，听得震悚。细细小小的胭脂河，会有这么大的声响，它到底是怎么了？

　　鸡鸣炊烟起，白大姐的老伴老梁，领我们去了苇沟——《晋察冀日报》旧址。越野汽车溯河十里，拐进一个山坳，曙色中，见荒莽羼杂的草木，有几块几十立方米的大石头。最大的一块，侧歪着，下面成一个天然洞屋，周围用石块垒垒，可钻进20余人。这就是当时办报人员的宿舍兼办公室，在烽火硝烟的战争岁月，他们以这些巨石为屏障，冒着危险采访写稿印刷，为抗击侵略的中国人民发出正义的声音。这里有邓拓同志和战友们，边啃干粮边趴在石上奋笔疾书的身影，这里的青松白草胭脂河，都曾经见证。不禁，我们沉浸在长久的寂静肃穆之中。

　　下山的时候，我看到了胭脂河。河水已是灰绿的了，岸边有一堆堆黑黄的矿渣。老梁指着伤痕累累的山体，指着乱填乱挖过的河道说：开矿的扒了山，将矿石运到河边，粉碎取铁，废石矿渣就扔到了河里。河水从填高处陡落到挖低处，难怪有那么大的响声。胭脂河在呜咽，胭脂河在呼救。老梁的手指抖动着说：那些黑心的发了财跑了，可我们祖祖辈辈都得守望在这山坡薄地里呀！

　　我回望着“旧址”的巨石，巨石沉默。当年，巨石边写抗战文章的文人们，一定吟过“国破山河在”，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如今，扒山挖河取铁粉的人们，毁得山河残破！巨石边的英魂若见此状，定会“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吧？

　　归途中，我看到一株山杏，已被大堆的矿渣埋过了半截树身，却依然盛开着一树花。矿渣是黑的，杏花是白的，一阵山风，花树摇曳，落英飘飘拂拂，轻烟淡霭般落到我们的车窗上。细看这轻尘弱蒂，那滢白的瓣尖上有淡淡粉晕，哦，是抚慰、净化人心的凝泽。我不知道那些被铜臭迷了心窍的人，怎么不能感受这自然的恩泽？离别了胭脂河，我远远望见山杏，仍旧摇曳如月，明洁似雪。

　　哦，我的胭脂河，胭脂河边的杏花——
　　—— 保定日报  缪远熙

八十年代组织部的一次选人改革
 
　　1984年上半年，保定地委组织部由于工作部门增加，工作量加大，需要补充一些人员。

　　人选如何产生？据后来部长们说：按照过去习惯做法，一般是部领导或各科室从自己熟悉的人中推荐介绍，然后考察进人。应该说，组织部是管干部的专职部门，手中权力很大，再加多少人都趋之若鹜，部里选几个人进来在当时确实是轻而易举之事。但这种选人方法显然有弊端，视野比较窄，过程不够透明，做法也比较陈旧，只是见怪不怪而已。

　　当时部领导们能够跳出习惯，站在较高层次上看问题，萌发了我们今天常挂在嘴边的“公开、公正、公平”的意识。在这次进人问题上他们决心打破过去的常规，不搞“神秘化”，抛弃“自己人推荐自己人、少数人推荐少数人”的旧做法，在选人上尝试一次改革。最后经部领导们研究，决定在保定全区范围内搞一次进人公开招考。

　　此事很快就进入了实施程序。已经不知道当时的招考方案的具体制定过程了，只是后来听说领导们非常认真，方案制定时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好，也没有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扰，更没有“走后门”探听消息的现象。招考方案制定出来后，按计划一则“招考公告”也通过6月17日的《保定日报》传到了全区。“公告”告知了这次招考的指导思想、所选人数、报考条件、招考方法、确定过程，交代得很详细，总之一切公开透明。

　　我当时正在定县（今定州市）法院任办公室副主任。看到“公告”后心里很感动。感动的原因主要在于，当时地委组织部这样“高”的上级部门的领导们，思想竟然如此解放，意识如此超前，如此勇于打破常规，敢于改革从自身做起，给干部们树起同一把尺子，提供同一个平台，让大家平等竞争，这在当时很多人是想都不敢想的。这样的“干部娘家”实在让人信任。

　　基于这种感动，虽然我按“公告”要求有的条件不完全具备，比如年岁龄过了半岁，函授大专还没毕业。但就为这点感动，我给地委组织部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虽然条件有些欠缺，但就为组织部这个做法我也要“凑凑热闹”，以表示一下我对这一做法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因为是“凑热闹”，压根也觉得不可能参加这样的招考，所以信发出之后就放到了脑后，一切仍归正常。没想到信发出不久，到7月9日我就接到了通知：让我7月12日去地委组织部参加考试！

　　那时的考试，不像现在的各类考试，提前给你规定考试范围，还有复习资料，甚至还有考前辅导班之类。通知上什么都不说，而且从通知到考试中间只间隔两天时间。当时心情虽然高兴，对能否考好心中没有把握也不抱希望。再加日常工作又很忙，不可能放下工作去复习什么。所以我也就抱着把这次考试当作去“凑热闹”的心态，也没有告知法院领导，以免考不好被笑话，托辞老家有事给领导请了个假，偷偷跑到保定进了考场。

　　那考题总体上出得不错，非常全面，也很考究，看来是下了功夫的。有时事、政治、文、史、哲、法律、科技、命题作文。后来听领导说，这是因为组织部的工作要接触方方面面的干部，知识面应该宽一些，所以题出得比较宽泛。审完题自我感觉不错，很快大部分题都答了上来。当然也有个别出得偏了些的题没有把握，比如：“斯大林格勒反击战开始时打了三颗信号弹，请问是蓝色的、白色的还是红色的？”这题我是瞎蒙的。

　　作文题也出得不错，是个命题作文，很有意义。题目是：“给永远比拿愉快”。材料是：“俄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在给他儿子的一次谈话中说：‘你要记得，永远要愉快地多给别人，少从别人那里拿取。’还说，‘给永远比拿愉快。’”让用这几句话写一篇读后感。因长期做文字工作，写东西比较顺手，所以我只用了20分钟不打草稿就一气呵成写了1100字，按时交卷。调组织部后我曾看到过我的试卷，发现我这篇作文的页边空上有组织部一位副部长的一句批语：“这篇大概写得最好了。”

　　那天上午考完试后，下午组织部部长和两位副部长以及有关科室人员与参加考试者座谈。要用现在的说法，那次座谈从组织部领导的角度应该叫“面试”，从我们参试人员角度应该叫“申论”或“演讲”。

　　主持人宣布座谈开始后有一段十几秒钟的冷场，见状我自告奋勇第一个发了言。我的发言没有任何准备，用非常口语化的形式随便谈了3个问题：一是对这次组织部改革的看法；二是对组织工作的初步认识和了解；三是对选上与选不上的态度。我发过言后，就出现了争先恐后的场面。可以看出，一些同志的发言是有准备的，因为他们发言时有的拿着本子，语言有点书面化、朗诵化。

　　紧紧张张、偷偷摸摸进行了一天，我便又回到了定县。接下来进入按方案确定考察对象的阶段。能否被列入考察对象非常重要，对于我能不能列入心中无底，心想一切随他去吧。突然，7月19日，地委组织部有两位同志来到定县法院，说是为考察我而来。我心情一下兴奋起来。他们的考察进行了半天。第二天上午两位考察者约我在县招待所见了面，然后他们回保定。这次见面他们没有给我透露任何消息，说只是见见。

　　事情到了这一步，要是搁在现在，按目前的风俗，那还了得？当事者不知会做多少诸如拉关系、托人、走后门、请客、送礼方面的努力呢。可那时候社会风气清明，人和人之间也单纯，根本想不到也用不着这样做。甚至你这样做了还会被人小看，认为你“低俗”，从而把事情搞砸。所以两位考察人员走后，我个人就没再做任何努力，只是轻轻松松安心在单位等待——想起来那时的风俗真叫人怀念。

　　到8月5日我等来了结果。这一天，我这个没有任何后台、不认识上级任何人、更未送一分钱的礼的普通干部，正式接到了调保定地委组织部的调令。消息很快在定县传开，因为有本县的人被选上，引起人们关注。那段时间地委组织部这次改革成了定县干部队伍纷纷议论的话题。绝大多数人是对这一做法的赞扬、肯定，还包括对我的祝贺，有的领导还高兴地说这是咱们县的光荣，希望去了努力工作云云。

　　但毕竟那时离“文革”结束还不远，改革开放也还刚刚开始不久，一些人的思想观念还很陈旧。在人的提拔使用调动问题上，个别人认为的“正途”，还停留在要么靠“领导发现”，要么靠“有人介绍”，要么靠“‘闹而优’自己去表现”，或者要么靠“根正苗红‘近亲繁殖’”。而靠“考试”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调动和选拔人怎么能靠考试呢？那期间就有定县一位“文革”期间很活跃的人非常不屑地对我说：“听说你是通过考试进的地委组织部？没劲。”言外之意我很不光彩。由此也可看出当年邓小平推行改革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阻力有多大。

　　20多年后的今天，各行各业考试选人已成了家常便饭，包括进公务员队伍。想起来，当年组织部用“招考”选几个人的事情虽也算不上重大，但在当时人们观念那样保守陈旧，又没有任何先例的情况下，地委组织部领导们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境界和改革创新意识，实在是难能可贵。尤其他们这种不掺杂任何私心杂念的改革方案的设计，实在是一种非常纯洁的真正的改革，至今都有现实意义，应该叫人赞佩。
　　—— 保定日报  李占才

保定教育界第一次学潮
 
　　新文化运动时期，保定的直隶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简称直隶高师）、直隶高等农业专科学校、直隶第二师范、直隶第二女子师范、育德中学等均是北方有重要影响的学校，其中直隶高师尤为活跃，在保定率先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9月，高师学生发动的驱逐封建校长的罢课斗争，是保定教育�第一次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潮，为新文化运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保定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19年6月2日，高师进步学生王森然、施天侔等去北京声援五四运动，得到李大钊、邓中夏的接见，并建立了长期联系。后来，高师学生首先在保定提出了添设新课，增设白话文，聘请进步教师的要求，遭到以校长马筱珊为首的校方当局的反对。校方认为，新文化“怪诞不经，似其为祸之于人群，直无异于洪水猛兽”，坚持用老一套经学、理学及“桐城派”文章作为国文课程内容。马筱珊训斥学生搞异端邪说，离经叛道；同时校方将彭瑾等4名学生开除，并做出“不准看新书、不准读白话文，禁止罢课、离校集会、谈论国事”的条规。面对校方的专横控制，高师的进步学生丝毫没有妥协。1920年9月，在校学生会的领导下，高师爆发了驱逐马筱珊的罢课斗争。王森然、施天侔、阎仲拥等团结进步同学联名致函省教育厅，强烈抗议校方的专横行为，要求撤换马筱珊，改派开明进步、适应社会发展潮流的新校长。高师学生同仇敌忾，勇敢抵制保守势力的拉拢和胁迫，不换校长决不复课。省教育厅迫于压力，不得不答应学生的条件，罢免了马筱珊。

　　直隶高师的罢课斗争，是保定教育界发生的第一次学潮，是推动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保定传播的重要事件。1921年初，在高师进步学生的一致要求下，新校长靳瀛旭正式聘请邓中夏担任高师的新文化教授。1921年3月，邓中夏受北京********小组的委派到高师任教。当时，邓中夏作为北京********小组的重要成员，在高师公开教授新文学，宣讲马克思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推动了保定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一��批政治敏锐、富于爱国心的青年积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开始走上革命道路。这一时期，直隶高师也成为保定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启蒙的重要基地。
　　—— 保定日报 李倩

四县四区荷载的岁月年轮

       

        安新白洋淀


       

        清苑地道战遗址


       

        满城人民广场

       

　　俯瞰徐水

　　满城

　　满城位于太行山东麓，总面积734平方千米，总人口39万人（2004年）。

　　满城历史悠久，物阜民丰，古为燕南赵北交通要地。商周时已有先民村落。战国时为燕南赵北之地。西汉时属中山国，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置北平县。东晋后，北魏兴起，北齐、北周相继立国，县治归属变动频繁，先析出永宁；次分置永乐；再移名蒲阴（今完县），北平故地并入永乐；永乐又移置故北平。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永乐县为满城县，从此满城县名始见于史。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并入保塞县。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由清苑析出，再置满城县。明洪武十年至十三年（1377-1380年），再次废满城并入庆都（今望都）。尔后，复置满城。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政府始建于山区乡村，与邻县相接地带时有划出划入。建国后，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撤区并县，改乡为人民公社，分分合合，归属和区划多变。1974年12月，稳定为现今的区域范围。


　　安新

　　安新县位于河北省中部，总面积738．6平方公里。辖12个乡镇210个行政村，总人口40万。

　　早在新石器时代，安新县即有人类生息繁衍。战国时，境内建有葛城（今安州镇政府所在地）、三台城、浑  城（今安新镇政府所在地），地处燕南赵北。安新县建置在沿革上较为复杂，现境的西南部于东汉末年建有依政县，唐置唐兴县，宋建顺安军，金建安州；东北不自金设渥城县，元代改名新安县，明、清因之，道光十二年省新安县入安州，明合实分。民国三年（1914年）取安州、新安二地名各首字称安新县，抗战初期曾划为安新和新安二县，后又曾划为安新、白洋二县。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合为安新县。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安新县政府驻地从安州迁往新安城内。1958年与徐水、容城合为徐水县，1961年析出复名安新县至今。


　　徐水

　　徐水一名始于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因县城南有徐河而得名。

　　徐水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地处太行山东麓，京、津、石金三角地带，北距首都北京120公里，东望天津145公里，南离省会石家庄150公里。全县面积723平方公里，人口57.6万，辖7乡7镇1城区办，304个行政村。西部十分之一为山前丘陵，东部一马平川，地势平坦开阔，全县耕地面积71万亩。
　　徐水历史悠久，新石器早期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春秋属古燕地，战国时期，是燕赵会战前沿。西汉初期，始置北新城县，即今漕河附近。后建制屡易，先后有朔平、新城、新昌、遂城、安肃等名。宋时为边陲城镇。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山西小兴州部分移民至此，境内人烟日稠。1937年，徐水县城沦陷为日军占领区，1948年7月20日，县城解放。同年8月，徐水县人民民主政府从西黑山村迁至县城。1958年9月21日，容城、安新两县及定兴县南部29个村并入徐水县。1960年12月9日和1962年3月27日，安新县、容城县分别从徐水分出，徐水县恢复原建制。1998年12月2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调整保定市部分县区的行政区划。至此，徐水县辖7个镇、7个乡，共计304个村。


　　清苑

　　清苑县位于河北省中部，京、津、石三角腹地，三面环绕古城保定，自古就有“北临三关，南通九省”之誉。全县总面积867平方公里，人口63.9万。

　　清苑县历史悠久，据东藏村、大望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文物证明，早在6000-7000年以前，这里就有人居住。 

　　清苑县旧为畿辅首县，省（路）、府（道）、州、县曾同城为治。蒙古太宗十一年（公元1239年），改顺天军为顺天路，寓“顺应天命”之意，以清苑城为路治，辖清苑县。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改保定路为保定府，辖清苑县。清朝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直隶巡抚由正定移治清苑城，县治所成为直隶省会。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废直隶省，建河北省。同时，废道级行政机构，改为省县两级制，清苑县直隶于河北省。1958年10月，国务院决定撤消清苑县，唐县、望都、清苑三县合并，称唐县，县治望都县城。1958年12月，清苑析出唐县，成立清苑区,属保定市。1960年3月，清苑、完县、满城三区合并，称清苑县，县治满城县，仍属保定市。1961年5月，恢复原清苑建置。1970年，保定专区改称保定地区，仍辖清苑县。1986年5月，划为保定市辖县。 


　　南市区

　　1955年6月，原市行政第一区因地处旧城区南半部，易名南市区。1958年12月，划归保定市市区。此后于1959年、1960年、1961年几经分合，1962年 8月，裕华区南半部和兴华区合并，复建南市区至今。

　　南市区地处保定市区东南部，全境总面积102平方公里，总人口28万，其中城市人口19.2万。下辖4个乡61个行政村，5个街道办事处40个社区，是城乡结合的城郊型市辖区。南市区内除了拥有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省级衙署直隶总督署、全国十大名园之一的古莲花池等14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古迹之外，还有众多的历史街区和革命遗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新市区

　　新市区位于市区西部，是一座城乡结合的新型城区，总面积75平方公里，总人口44万（2004年）。

　　1998年12月2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调整保定市部分县区的行政区划。新市区管辖范围进行调整，共增加39个村，4.89万人，59.97平方公里。至此，新市区辖6街道6乡，共84个村、137个居委会，35.2万人，139平方公里。

　　2000年，新市区辖5个街道、6个乡。全区总人口39.3万人。2002年底，新市区面积139平方千米，人口39.96万。辖6个街道、6个乡，74个社区居委会、82个村委会。今年初，大马坊乡划归高新区代管。


　　北市区

　　1955年6月，原行政第二区因地处旧城北关部，故改称北市区。1958年12月，并归保定市市区。1959年至1961年区域几经分合，名称多次更迭，至1962年9月，保定市人民政府将原裕华区的北半部和永华区合并，复建北市区至今。1987年12月韩庄乡、东金庄乡划归北市区。1998年12月保定市人民政府决定将清苑县的百楼乡和满城县、新市区的13个行政村划归北市区。2005年辖5个街道办事处、3个乡、43个居委会、60个村。

　　北市区位于保定市城区北半部，总面积75.6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11.33平方公里，乡村面积 64.27平方公里。2005年末，全区总户数80451户，总人口311963人。


　　高新区

　　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建于1991年8月，1992年11月9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正式批准列为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一，规划面积12平方公里。

　　2003年4月，保定高新区被科技部批准为国内唯一的国家级新能源与能源设备产业基地。在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风能发电设备、电力系统自动化控制和节能设备制造领域形成了集群优势。近年来，保定围绕打造中国电谷，构建国家可再生能源产业战略发展平台，逐步确立了自身发展低碳经济的基础与领先优势。


　　市民畅想

　　四县设区，就可“借”四县的“光”，也就是无形资产。这两年，满城县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有山有水的旅游点度假村、沿山大兴土木的别墅区。撤县设区，对这些产业大有好处。满城将成为保定城市的“后花园”。
　　——市民李帅

　　成为区了，四县的百姓也开始按保定市民对待，在上学、就业、迁移方面享受着和保定其他各区老百姓同等待遇。
      ——市民张刚
　　
　　郊县并入城市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高，生产方式将得到进一步的改变，社会成员必然面对择业、创业等一系列问题，掌握一门技术将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现实的选择。适龄青年的普通高等职业教育需求以及社会培训的需求都会增强。
　　——教师 薄立伟
　　
　　以后四县到保定应该就有公交车了，我们作为安新人也有了自己的那路车了，那叫一个方便！
　　——农民高并刚
　　
　　老白姓看病就医是实实在在的民生问题，目前我市市区正在推进优质社区卫生服务，四县纳入市区之后，社区卫生服务站也将走进四县，让四县的百姓享受到技术精湛、服务周到的卫生医疗。
　　——医生李辉
　　——  莲池周刊

朱总司令1947年博野视察晋察冀野战军炮兵旅

　　1947年10月27日，正值解放石家庄的前夕，对驻扎在博野县东伯章村的晋察冀野战军炮兵旅的广大指战员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因为这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同志要到这里视察和看望他们。 

　　早晨7点多，朱总司令身穿灰色棉军衣，乘坐一辆缴获的美式中吉普，风尘仆仆地来到炮兵旅一团野炮营驻地。全体官兵个个精神抖擞，列队等侯总司令的检阅。朱总司令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到官兵面前，并向大家招手致意。野炮营的官兵向敬爱的总司令行军礼，高呼朱总司令辛苦。朱总司令也向野炮营的官兵们问候，并检阅了这支英雄的炮兵部队。之后，他走到一门大炮跟前，用手抚摸着大炮仔细观看，并向炮兵战士询问了大炮的性能、射程、重量、挽驮和弹药等事宜。

　　检阅后，朱德总司令在东伯章大庙给一团排以上的干部讲了话。他首先代表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向指战员问好，接着讲了我军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讲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了当前国内的战争形势。他说，我们解放军已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毛主席讲，要用三年时间解放全中国，我也是有信心的，因为蒋介石发动内战失去了民心。全国老百姓拥护我们，只要军民团结，三年解放全中国是完全能够实现的!朱总司令接着说，咱们炮兵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东北炮兵多，有十八个团，山东有一个炮兵纵队。太行山也不少，你们有一个旅了。炮兵很有前途，还要扩大，要准备打出去，打攻坚战，要解放大城市。炮不打，口不开，攻打大城市没有大炮不行。炮兵要为步兵开辟道路，可以让部队减少伤亡。目前炮兵在战术上要接近敌人，打炮要猛要突然，火力要集中，要准，要狠。朱总司令最后说，你们炮兵有了不少成绩，但不要骄傲，大仗还在后边。要准备打大城市，要解放全中国。指战员们听了朱总司令的教导，心情都非常激动，表示要坚决听从中央军委的指挥，发扬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为解放全中国做贡献。

　　朱总司令在视察检阅了一团后，又视察了炮二团和炮三团，并向旅团指挥员布置了准备攻打石家庄的任务。饭后天色已晚，劳累了一天的朱总司令才坐上吉普车返回了野司。就在朱总司令视察炮兵旅后不久，人民解放军打响了解放石家庄的战役。炮兵旅各团都参加了攻坚战。在这次战役中，炮兵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为步兵攻占石家庄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快就解放了石家庄。这个华北重镇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李善奇）
　　——  中国新闻网·保定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