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子故里趣事多
 
　　关家园和普救寺

　　在元代大戏曲家关汉卿的故乡安国伍仁村，留传着关汉卿许多趣事，其中关家园和普救寺就是其中一个。关汉卿在《西厢记》中曾多次提到普救寺，而且张生和崔莺莺一开始就邂逅于普救寺，还有一首吟普救寺的小诗：“客中适闷访禅局，散步穿松径，金碧楼台紫霞映,半仙僧，往来观看添吟兴。爱青幽胜境，待听讲三乘。”

　　普救寺为何物？他和普救寺又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呢？关汉卿是安国伍仁村人，在伍仁村西北角有一座高园，被本村人称为关家园，它就是关汉卿成长和年老时写《西厢记》的地方。在高园对面路北有一座唐朝僧庙，就是普救寺。关家园和普救寺中间至伍仁村东磁河口有一条道叫关家道，渡口则叫关家渡。在关家渡东南一点即是关家墓。关家园和关家墓几乎是九亩九分。关家是当时的富家，为什么庭院和墓地面积要有9亩9分呢？据这村百岁老人说和普救寺有关。

　　原来，关家园和普救寺为邻，这普救寺有特别之处，就是普救寺门前有两棵大杨树，杨树上所有的叶柄都长着两片叶子，而且大小相等。伍仁村一带的人称它为“双杨树”。因为这“杨”和“阳”谐音，所以又叫做“双阳树”。“双阳”为九九重阳之意，因此，人们就把这两棵杨树视为吉祥之物了。关家园和墓地之所以建成九亩九分，看起来也是图一个九九重阳吉祥之意吧。

　　这关家园和普救寺，不仅是睦邻相处，唇齿相依，而且关汉卿家世世代代独尊儒术，信奉儒家之道。关汉卿这一代更甚于祖辈。他六、七岁时就学会念不少的佛经。关汉卿又特别喜欢音乐，自幼就整天到普救寺去玩，看寺中诵经念佛做道场，听那鼓乐钟声。由于受其熏陶，便慢慢学会了一些丝竹管弦，五音六律，南北杂曲。他与寺中的各位僧侣混的熟了，打的火热，尤其是和那个小僧万秀是好朋友。他和万秀整天形影不离，在一起捻弹琵琶，吹拉弹唱，很用心学，人又聪明，一学就会，触类旁通，成了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日积月累，关汉卿家和普救寺僧人越来越密切，相依为命了。每逢关家遇难之时，普救寺的众僧便为之帮忙、运筹。每当普救寺有个大事小情，关家也来许多人张罗协助。关家和普救寺关系密切，十分融恰。

　　伍仁村和无头石人

　　关汉卿的故乡伍仁村一带，历史文化底蕴丰厚。伍仁村原来叫五人里，五人店，据说这和无头石人有关。无头石人在伍仁村关家园和普救寺的东边，也就是当地人说的关家渡。这4个石人，身穿古式衣服，盘坐打牌。石人4尺多高，围坐在一块方台上。北面两个，东西面各一个，南面空着1个石人的位子。西面石人背上刺有 “北宋大中九年刻”一行阴斑小字。

　　五个无头石人，为什么现在只剩4个了呢？因为在东汉光武帝刘秀与王莽军作战，路过此地时，刘秀拔剑杀了4个，另1个却见事不妙，抱头鼠窜，逃之夭夭了。刘秀紧追不舍，一口气跑到石家庄藁城市柏乡，那个被追的人见面前一大墙挡道，拔腿离地，骑上墙头，刘秀举剑要砍，那人却立即化为石人。直到如今，那位石人还骑在柏乡的墙头上。

　　据伍仁村一带流传，当年刘秀率兵南下，征战河北，到此处，迷失了方向。这时天色已晚，夜幕徐徐下落。月光明媚。刘秀想到连日来被王莽军穷追不舍，日不安，夜不眠。众将兵已经疲惫不堪。此时追兵未见，军情不太紧。抬头一想，应该打听去路，或到村内投宿，让众官兵吃上一顿饱饭，睡个好觉，养精蓄锐，以利再战。他在沉思间，忽见月光下有5个人围坐一起，正在打牌。刘秀上前施礼道：“诸君打扰了，请问前面去信都之路如何走？还有多少里？此近村有多少户人家？”5个人聚精会神地正在打牌，谁都似乎没有听见。刘秀只好高声言道：“知道诸位打牌兴浓，怎奈此时路上行人甚少，还是烦诸位指路，待日后必有重报！”哪知此5人正处于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各怀种种念头，谁都想多赢几个钱，所以仍然没有理睬刘秀。刘秀拔剑言道：“你们这群赌徒，不务正业，想必也不是安分守己的良民百姓。不如杀掉你们，以示后人。”杀了4个人之后另1个人见势不妙，魂飞天外，拼命向西南方向飞跑。月光下，被杀的4个人都化成了石人，被刘秀砍下的头也变为石头了。第二天，一老翁便把此4人的头各埋在他们自身的脚下。那个逃往柏乡的也在墙头上化为石人了。据说，有好事者想挖一挖石人的头埋了多深，挖了两丈，仍不见影。有的老人说：“人头在七七四十九丈深处，找到了头，也就挖出了石人的脚跟。”

　　汉卿棺中哭《西厢》

　　元代大戏曲家关汉卿一生写了《窦娥冤》、《单刀会》、《蝴蝶梦》等六十多部作品，比莎士比亚还多三十多部。真乃一代文豪！而《西厢记》有的说是关汉卿和王实甫合写，有的说是王写，从种种迹象看，关汉卿最少是参与了写作的。在《西厢记》里，张生和崔莺莺初遇普救寺，还有不少写普救寺的词曲，崔莺莺的唱段《赏花时幺篇》里唱道：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现在分析这两句词，据史料记载，现在安国市曾叫蒲阴郡，而在关汉卿的老家伍仁村西有一条小河叫蒲水，也就是蒲水东面是伍仁村即关的家，关家对面是普救寺，当时伍仁桥是“祁南重镇”，伍仁村紧挨伍仁桥，所以重关就是伍仁桥镇，萧寺就是普救寺。另据《祁州旧志》记载：“汉卿，元代祁之伍仁村人也。高才博学而艰于遇。因取《会真记》作《西厢》以寄愤。脱稿未完而死。棺中每作哭啼之声。状元董君章（董圭，元代状元，安国西伯章人，和关汉卿是好友）往吊，异之，乃检遗稿得西厢记十六出曰：‘所以哭者，为此耳，吾为子续之。’携去，而哭声遂息。续后四出，以行于世。伍仁寺旁有高宅一所，相传为汉卿故宅。而此西厢中方言多其乡土语，至今竖子庸夫诱能道其遗事。”看来，关汉卿写《西厢记》是有根据的，而且根据详实。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来历

　　现在人们说起某人长的高，摸不着后脑勺,就说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勺。其实原意并非如此，而是另有含义。

　　这个故事也发生在普救寺。普救寺里的和尚们除了化斋念佛就是吹拉弹唱，练习关汉卿编排的昆曲戏，热热闹闹。一个叫张耳的和尚对关的戏曲尤其着迷，经常忘记吃饭，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有时想起该去吃饭了，去了以后，别的和尚早已吃过了，常常这样。这也就是说，第一个吃饭的，拿勺盛饭的不是张耳。就有了张耳和尚摸不着头勺，后来日久天长，人们就说成了今天的歇后语“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勺）”。

　　红薯的来历

　　话说东汉光武帝刘秀当年打天下的时候，和拥兵自立、欲成王天下的王郎军展开了战斗，就在安国、深泽一带。当时刘秀和王郎激战几天后，被王追赶，几天没有吃上饭，饥饿难挡。一天夜里，刘秀看甩掉了王郎的追军，就派侄子去寻找吃食。由于天黑，看不到附近的村庄，侄子只有趁着黑夜乱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回到刘秀身边，被刘秀说了一顿，说这么点事都办不成将来怎么统帅军队，让他继续去找，刘秀的侄子只好又去找。那时是秋收时节，走着走着，突然被什么东西绊倒，他就用手摸，摸到地上有一东西拱出地面，就用手刨，刨出了圆乎乎的东西不知何物，就带回去给叔叔吃。当时红薯还是野生，没有被人们认识，刘秀问侄子为何物，能吃否？侄子怕叔叔再教训自己，慌乱之中就编造哄叔，能吃。结果，刘秀就吃了红薯充饥，安然无恙，刘秀就下令让军队刨来红薯充饥。最后刘秀打败了王郎。红薯为刘秀做出了贡献，红薯的故事也流传下来，人们也开始食用红薯。人们在读的过程中，慢慢的把“哄叔”变成了红薯。这就是红薯的来历。
　　—— 保定日报  马然

涞水县“三姐妹放映队”
 
　　“‘我不是在看电影就是在去看电影的路上’。这项对现在人们都不可想象的事情，在40多年前的中国农村，让三个姑娘做到了。”一位60多岁的老人诉说着六七十年代人们当年看电影的热情。放电影在那个年代人们心中就成了一项光鲜体面的工作，王宝义和“三姐妹放映队”就产生于那个年代。

　　“三姐妹放映队”诞生

　　1951年，18岁的王宝义从涿州电影队回到涞水开始从事组建电影放映工作。那个时候电影首先是宣传思想、教育百姓，其次才是娱乐。放电影也不像现在这么简单，要先放幻灯片，表演节目等等。只有初中文化的王宝义，在放电影的过程中学到了政治、历史、科技、文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并在1957年作为河北省电影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主管部门提出“社社都有电影队，村村都要挂银幕，人人都要看电影”的口号，可一个放映队伍无法满足涞水县20多万人的看电影需求。

　　为了让群众多看电影，他们拿到指标后，就开始在重点公社中发展放映队，首先选定从北义安公社成立电影队，成立电影队首先要选择条件较好的放映队员，当时选放映队员定的基本条件是有一定宣传能力、身体健康、有文化，这样就明确了选择范围，决定从学生中选。当时在众多的学生中间通过面试选定了两个刚刚初中毕业的女学生，一个是郑义珍，一个是李景贤，这两个人都曾经是放映队的业余服务员，帮助电影队贴海报、宣传影片、维持秩序，有放电影工作的经验。之后就又选了一名放映员叫董春荣，再加上主要给发电机发电的张步荣。这样“北义安公社电影队”成立了。

　　这些队员在县电影队集中培训后，开始了他们的放映工作。“北义安公社电影队”立刻在人民公社火了起来。1958年底，王宝义带着她们到保定地区电影公司汇报工作，上级领导说这几个姑娘很能干，也很朴实，就叫涞水县“三姐妹放映队”吧，从此，“三姐妹”的名字一炮打响，在全国也渐渐有了名气。后来，董春荣身体不好，换上了会拉二胡的陈晓春，第一代“三姐妹”成员基本固定下来。

　　谁说女子不如男

　　为了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农民看电影要过三关——开会、音乐、幻灯片，可实际上人们最迫切的就是想看电影。如何吸引人们耐心看幻灯，三姐妹放映队为此动了不少脑筋。幻灯机最开始是单镜头，比较单调枯燥，王宝义就和“三姐妹”一起，利用太阳光折射的原理，把单镜头变成了双镜头、三镜头、四镜头，切光、变色就活跃很多，增强了幻灯片的可看度。同时“三姐妹放映队”的成员还要说快板、演节目，调节气氛。但最考验她们的是体力活。那个年代交通工具很不便捷，送电影到各个村，就靠王宝义和几个姑娘们骑自行车，或推排子车，放映设备笨重、装卸烦琐，几十里的路程全靠人力完成，这就需要有足够的体力支撑。当时有句顺口溜是“誓死不嫁放映郎，一年四季守空房。有朝一日见了面，补了袜子补裤裆。”三姐妹放映队下乡常年顾不着家，后来她们陆续结了婚，有的时候就在自行车上一边驮设备，一边带孩子，其艰苦是可想而知的。

　　“三姐妹”为了让老乡们多看电影，甚至在白天也放起了电影。她们利用学校的教室，把窗户用厚布遮上，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放。可这种形式对农民很不方便，于是就把电影送到田间地头，利用漏斗的形式，和老照相机的原理，老乡们在白天也能看，这叫做“白昼电影”，因为电影设备笨重，消耗大，“白昼电影”没有全面推开。有人统计过，当时她们一天最多能放映13场，一年放映1360场。这个放映数目在何时看来都是惊人的。

　　一场特殊的放映

　　1964年全国搞电影扫盲，每个人都要看过电影。在平原的农村还好说，山区就很难了。“三姐妹放映队”曾经专门为一个山区的老太太放电影。那年她们到龙门公社，公社干部说这里还有一个自然村，那里的人没有看过电影，第二天她们就去调查了，在山尖上有几户人家，小孩们一看到她们全吓跑了。村里有两三户人家，其中有一户住着个老太太，在炕上躺着，身体很虚弱，当时她们就问老太太，看过电影没有，她说没有。很快，“三姐妹放映队”安装设备，专门为老太太放了一场电影——《杨门女将》，彩色的。老太太高兴得直说：“真好，真好！”

　　“三姐妹放映队”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也赢得了许多荣誉。60年代中期，在北京举办了全国放映工作会议，三姐妹放映队作为特殊代表在北京进行了表演，她们娴熟的技艺和流利的快板，赢得了在场全体人员的热烈掌声。1963年她们专门到天津宾馆为周总理进行了汇报演出，并受到了周总理的鼓励和赞扬。从那以后，“三姐妹放映队”真成了全国放映队学习的榜样，她们到河南、山东、陕西等多个地方巡回义演，传授经验。最远到过西藏的拉萨。

　　延续的接力棒

　　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姐妹放映队”人员也在变化，到1978年“三姐妹放映队”已更新到第三代，队员分别是于晓霞、柳淑香、张丽梅。当时她们最大的也只有18岁。为传承老三姐妹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她们从平原演到丘陵，从丘陵演到山区，涞水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这三个小姑娘的足迹。

　　1979年3月的一天，“三姐妹放映队”从杏黄村演出结束后，第二天早晨6点钟出发去距该村十几公里外的菜树庵放映。初春的天乍暖还寒，三个姑娘趟着冰碴过了小西河，上岸后，牵着驴一步一滑地沿着羊肠山路开始攀登，山路狭窄，荆棘丛生，毛驴又不听使唤，有两三次都险些连人带设备掉进深沟。当下午两点多钟到达村口，满街筒子的人高呼：“三姐妹来了，三姐妹放映队来了……”脚都磨出血泡的她们，忘记了长途跋涉的痛苦和劳累，激动得都流出了眼泪。“山里的老乡实在、热情、好客，早早地就为我们准备好了午饭，这午饭是榨油香、炖腊肉，是山里人招待贵宾才用的饭菜。”回忆当时的情景，现在已是40多岁的于晓霞仍兴奋不已。

　　第三代三姐妹继承了老三姐妹的传统，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在群众和同行中间不久就名声鹊起。1982年8月19日她们参加了“三北”鲁豫计划生育汇演，获一等奖。之后又到山东省台河、烟台和本省的任丘演出，都获得同行业认可和肯定。1983年3月，三姐妹放影队到解放军某部为杨尚昆等首长演出，同年又到北京军事学院给部队官兵进行演出，受到了中央领导和部队首长的热情鼓励和赞扬。
　　—— 保定日报 杨志民

五十年代的保定京剧团

　　

　　左为京剧表演艺术家马又良，右为本文作者。


　　看到今天保定民间京剧艺术活动很红火，遗憾的是没有一家上档次的专业剧团。五十年代的省城保定，曾有过一个相当不错的专业京剧团。我有一段时间参与了他们的工作，故保留着一些美好的回忆。

　　解放初期保定有一个京戏班子，其中不乏优秀的演员，如著名武生马又良，文丑杨幼堂，花旦李砚云，票友小生庄绍先等，但还不算正规的文艺团体，演出时聚时散，也没有经济基础。后来在市委领导的直接关注下，由文化局指导成立了建团委员会，从此有了正式的保定京剧团。

　　建团初期的重点是本着推陈出新的精神抓剧目改革，这给剧团带来了突破性的进展，文化局委派我参与了这项工作。第一个戏是《白蛇传》，剧团花大力量对这一传统剧目进行了改造。这件事受到了当时文化部艺术局长田汉同志的关注，因为他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曾对《白蛇传》进行过改编，他亲自到保定来看我们的排练，还提了具体意见，主要是说要增加小青的戏。改编后的《白蛇传》面目一新，大受保定观众欢迎，在大舞台连演10天，场场客满。

　　剧团又连续排练了《白毛女》、《木兰从军》、《闹天宫》等新老剧目，当时剧团的主演场地大舞台剧场整天锣鼓不断，白天赶练，晚上上演。观众中常有小孩子跟大人一起来，他们主要是来看马又良的孙悟空的。马是京剧行当中的多面手，文武全才尤擅武生，还是大家选举出来的团长。那时的团长并没什么特权，只是比别人更忙些，主要的任务还是演戏。那段时间里他主攻猴戏，是观众心目中的“活猴”。他还因《火焰山》中扮演的孙悟空获得了河北省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演员一等奖。

　　剧团也去基层演出，记得一次到白洋淀边的端村演出，十里八乡的村民都划着船来看戏，戏台底下，附近水面上，到处都是人。

　　剧团在不断发展，中国戏曲学校（现中国戏曲学院）几位毕业生的到来又增添了新的力量。1956年夏天，田汉同志打来电话邀请剧团去北京演出，地点就在前门外的广和楼剧场。那是许多名角演出的地方，大家开始还有些忐忑不安，但演出效果还不错，前后去了两次共演出一个多月，那一段北京的报纸也作了报道。一天正在广和楼演出《木兰从军》，剧场管事的悄悄对我说，今天常香玉看你们的戏来了，那时正是她艺术的鼎盛时期，演得最红的又是《花木兰》，大家觉得有些紧张。没想到常香玉看戏后赞不绝口，兴致勃勃地来到后台，拉着扮演花木兰的青年演员安荣卿的手说：“你的花木兰很有特色，有精神，你又这么年轻，前途无量。”

　　在京期间我们曾去田汉同志家中做客，他谈起北京观众对我们演出的反映，说北京是京剧的大本营，你们保定京剧团能在这里站住脚，不简单。

　　此后不久，由文化部发文派保定京剧团送戏到内蒙等地慰问演出，大家对接受这一任务备受鼓舞。第一站在山西大同为煤矿工人演出，工人们相当热情，还有一个当地的剧团停止了演出来现场观摩。第二站是内蒙的呼和浩特市，剧团在当地最好的剧场大观楼演出。我们发现有一位特殊的年轻观众，穿戴整齐气宇不凡，带两个穿蒙古袍的随从，我们连演5天，他一场不落。后来才知这是来自青海的一位著名活佛，来呼市讲经的，因喜欢上我们的戏特意着便装前来观看。散戏时他还在当地领导陪同下到后台看望大家，连连夸奖：“孙猴子演得太好了”。最后一站是到包头为钢铁工人演出，那时包钢是新建成的国家重点项目，接待我们的市总工会负责人称我们为中央派来的慰问团。演员们也把演出当作政治任务，格外小心卖力。最后一场演出落下帷幕时，外面雷动的掌声经久不息，里面的演员们也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起来，庆贺我们不辱使命，完成了文化部交给我们的光荣使命。

　　那几年保定京剧团的发展应该是一步一个台阶上升的，尤应一提的是团里的经济始终自负盈亏，即便担负重大任务时，也都不需要财政的拨款，这一点是很值得反思研究的。   
　　—— 保定日报  韩正阳

龙门水库的记忆
 
　　龙门水库坐落在满城县西北，是保定市四大水库之一。32年前即1975年9月，水库进行大修，我随雄县根治海河施工团来到龙门水库。当时来龙门水库进行施工的有满城、徐水、易县、雄县、容城、清苑以及保定市等施工团。龙门水库大修也是根治海河的一部分，所以，都是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而齐聚龙门水库，各县市施工团都叫做“根治海河指挥部”。

　　各施工团进场龙门水库之后，为了便于协调，统一指挥，成立了保定地区龙门水库施工指挥部。我有幸被抽调到指挥部广播站工作，前任是满城县姓石的师傅。当时石师傅耐心地教我广播知识、开关、监听音质、音量、播音、简单故障处理等等，只教了3天石师傅就随着他们县团的退场而去了。当时广播站就是我一个人，负责采访、写作、编排、播音、维修等一系列的工作，整天都要忙忙碌碌。虽然当时很忙很累，但与战斗在施工第一线的民工们比较起来，我这毕竟是脑力劳动，总比体力劳动轻闲吧！所以，工作积极性非常高，好在当时二十几岁的年龄，心高气盛，下决心竭尽我的全力搞好广播站的工作。

　　有一次一只喇叭坏了，需要维修，我本来没有上过杆，但没有办法，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怎么办？只得硬着头皮战战兢兢地爬上杆，修好了喇叭。这给了我一次磨练意志的机会，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决心，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当时的劳动场面也在时时激励着我。几个县、市的几千民工不分白天晚上战斗在库区。白天放眼望去，人山人海，车水马龙，红旗招展，机器轰鸣，喇叭声声。全库区呈现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为保进度，各施工团展开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争分夺秒，各不相让。到夜晚灯火通明，远处望去，恰似繁星点点，打夜班的民工正在挑灯夜战，为保质量精益求精。整个库区昼夜都处在一个紧张而有序的劳动场面之中。广大民工正在用辛勤的汗水浇铸着大坝，用劳动的智慧克服着工程中的难题。每天发生的典型事例源源不断地汇集到广播站来。我再进行加工整理，通过广播传送出去。我每天都被感动着，是广大民工不怕苦不怕累的拼搏精神激励着我，给我动力，给我支持。为此，虽然我每天都处在忙碌而紧张的工作之中，但我感到非常充实。

　　转眼到了1976年7月份，工作有了新变化。保定市施工团进驻龙门水库。随团的一名广播员被派到指挥部广播站和我一同工作，当时真是感到有点欣喜若狂，总算来了一名帮手啊！这名广播员是位女同志叫孔卫红。后来了解到：小孔原来是下放到保定市韩庄大队的知识青年，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父母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广东珠海工作，自己离开舒适温暖的家庭，只身来到贫穷落后寒冷的北方，而且还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根治海河的艰苦工作，当时就让我非常地感动。

　　小孔的到来，使我更加坚定了办好广播的信心和决心。因小孔也是第一次接触广播，就虚心地称我为“师傅”，叫得我怪难为情的。小孔聪明好学，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所以我们在工作中配合得相当默契，使广播站的工作办的越来越好！小孔的到来，使我轻松了许多�也减少了我的孤独和寂寞。

　　通过接触，小孔是一位非常聪明、活泼可爱的小姑娘，性格外向，爱说爱笑，勤学好问，坦率纯真，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丝毫看不出是一位来自于高干家庭的子女。这让我产生了深深的钦佩之情。

　　这年的7月下旬，因故保定市施工团突然退场，小孔也随之而退场了。我们接触共同工作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虽然相处时间短暂，但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退场后还曾两次从保定市骑车专程到水库去看望我，这使我难以忘怀。

　　1977年，龙门水库施工任务彻底完工，我也结束了在龙门水库广播站两年的工作，退场回家了。

　　回忆起来，在龙门水库工作时年方26岁，正值风华正茂、激情满怀、不怕苦不怕累，为“根治海河”贡献着青春和力量，回想起来也颇感欣慰。其间还有缘结识了不少朋友，尤其是小孔，31年来总也没有忘记我，还想方设法与我取得了联系，共同回忆美好的岁月，倾诉离别的思念，让我感受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岁月的流逝，环境的改变，也无法让我忘却在艰苦环境****同奋斗的朋友。

　　30多年过去了，我也由一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变成年近花甲的老头了。但每当回忆起在龙门水库工作时的情景总有一股激情时时萦绕在我心中。今年9月份，我打听到龙门水库管理处的电话，一位姓崔的同志告诉我，龙门水库办公楼已移址，重新盖了办公大楼，但旧的还未拆除。打听起当年的同志，有的已经作古，有的已经退休，当年认识的同志几乎都不在了。这让我产生了些许的感慨。当年数千名民工齐聚龙门水库战天斗地，大干苦干的拼搏精神时时激励着我，给我激情，给我力量，并常常在我的脑际展现。我在龙门水库广播站工作的情景，每当回忆起来都颇感欣慰。这是我一生中难以忘却的一段美好岁月。
　　—— 保定日报 韩凤楼

保定：在1958
 
　　上世纪的1958年，是令人难忘的一年。1月份，党的“南宁会议”和3月份的“成都会议”，在批“反冒进”中，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观点。同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再次批判了“反冒进”，肯定了某些地区和部门开展的“大跃进”，进而提出了“15年超过英国，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大跃进”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8月份，北戴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样，“三面红旗”全部升起，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就成了区别每个社会成员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的试金石。

　　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保定是怎样展现于神州大地？

　　她，留下了创业者的辉煌业绩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保定大量工农业的基础设施本年度上马的颇多。1月份，徐水瀑河水库工程在严寒中开工；5月17日，曲阳郑格庄水库（即王快水库）破土兴建；6月23日，易县修建安格庄水库的战斗打响；7月11日，西大洋水库由清苑、唐县、安新和保定市4县市的民工在酷暑中进入阵地。50年过去了，这些当年的基础设施，不是仍在默默地为后人造福么？工业建设似雨后春笋。4月10日，保定热电厂首个兴建。5月8日，保定第一棉纺织厂破土动工，7月1日，我国最大的感光材料工业基地——化工部第一胶片厂动工，同日，一机部大型骨干企业保定通用机械厂（保定铸机厂）建成投产，草酸厂、综合化工厂相继动工。11月15日，保定成立了电影制片厂，此外，津保公路和民航机场分别于4月和10月动工，7月1日，保定人民广播电台建成并开播； 保定邮电局于7月成立；9月14日，“教工之家”建成开幕。上述一切都是保定人民用劳动的汗水换来的。

　　她，在“大跃进”中

　　1958年流行着一句响亮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保定在“大跃进”中居于何位？管窥以下侧面可见一斑。

　　在“以钢为纲”的口号下，全区迅速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7月19日，大炼钢铁现场会在涞水召开，拉开了群众性大炼钢铁运动的序幕。3万人的冶炼大军开赴山区安营扎寨开矿建炉，霎时间高炉遍地，烟云缭绕，锤声叮当。9月11日，捷报传来，涞水第一炉铁水炼出，当日产铁480斤，事隔8天后日产达到了1777斤，放出了第一颗“卫星”，卫星记录不时刷新，25日，保定市的高炉群发射了一颗重大“卫星”，铁产量达到2249吨。省委、省人委发来贺电，石家庄、承德、邯郸、张家口均来电祝贺。

　　农业生产捷报频传，在“鏖战60天，跃进元帅帐，实现生猪300万，力争跨进元帅帐，千斤‘卫星’猪上天”的豪言壮语中，8月18日，阜平跨进元帅帐；保定市水稻元帅入帐。最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徐水县，在全国范围�的群星竞放中一举夺魁。《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文章中做了这样的描述：“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种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8月17日至30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9月2日，全区就建立人民公社136个，平均每社8939户，基本实现全区公社化。

　　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从此，“公共食堂化”，“吃饭不要钱”在农村开展起来。然而，在该社论发表前的8月底，保定专区已建立起食堂3.7万个，基本实现了食堂化，并在全区范围内实行了供给制或半供给半工资制。

　　“一天等于20年”，这一年，区县划分经历了3次。3月份，全省的10个专区缩减为7个，保定市由省辖市归专辖市，4月份省会由保定市迁往天津市；6月份，完县（顺平）、博野、望都、容城县制撤销，分别归入满城、安国、唐县、定兴等县。10月份，撤销县制更为大刀阔斧，将刚合并的18县1市合并为9县1市。

　　“一天等于20年”，文化古城一夜间就诞生了农学院、师范学院等8所高等院校。

　　喜报！三轮汽车问世。喜报！万能拖拉机诞生。只7月2日，保定向省委报喜的新产品就达28个。

　　她，震撼了神州大地

　　保定人民大干社会主义迸发的干劲，虽属“左倾”思想影响，但主观上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朴素愿望，因而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乃至世界人民的瞩目。8月4日和5日，毛泽东主席亲临徐水、安国视察和以后两次专列汇报会，以及刘少奇委员长的3次来保视察，使保定这块神奇的沃土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党政领导，社会团体以及国际友人纷纷前来。

　　9月4日，苏联、波兰等11个国家的外交使节28人来保视察。时隔6日，英国、印度等13国驻华使节也闻讯赶来。此后的波兰工业专家、保加利亚的计委副主席、食品部部长，也先后到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大将黄克诚，上将杨成武、陈奇涵、吕正操、张宗逊，中将肖向荣、莫文骅、钟赤兵等分别于10月和11月来保视察。11月4日志愿军凯旋归国，代表团一行390人在司令员杨勇上将、政委王平上将的率领下，上午开完欢迎会，下午赶赴徐水进行参观访问。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先后来到徐水、安国、定县和保定市进行视察。

　　邓小平总书记、书记处书记李雪峰、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先后到定县和徐水。

　　胡耀邦率领的共青团代表团，田汉、老舍等23位组成的作家代表团，卫生部长李德全率领的医药代表团，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康克清都先后来保视察。

　　年终岁尾，也就是12月30日，毛主席专车返京时，在保定车站再一次听取了地市领导关于当前工农业生产的汇报。
　　—— 保定日报  杨建铭

潘振武在曲阳

　　潘振武，湖南省常德县人，1908年4月生， 1930年加入中国******。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88年9月去世。

　　1937年10月18日黎明，曲阳县城东关外枪声大作，杀声震耳。八路军115师骑兵营将士在潘振武、刘云彪等人的指挥下，迅速将正在出操的日军守敌全部歼灭，并占领了敌兵站，夺取了敌仓库，解放了曲阳县城。

　　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得知骑兵营解放曲阳县城后，根据党中央批示，命令潘振武迅速组建曲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并兼任曲阳县县长。

　　曲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的第一号公告发布后，到县政府看县长的人更多了：有的要与县长探讨抗日救国的大事，有的想询问有关百姓生活的具体事由，还有的想看一看新县长的模样……

　　在政府门口值班的警卫员告知潘振武后，他放下手中的文件，连忙走出来，把门口的农民请进屋里坐下，亲切地说：“各位乡亲，你们找县长有什么事吗？”一位年长的农民说：“县长，我们来是向你禀报一件事情，以前的军队只许老百姓割下高粱穗，高粱秆不许砍，说要留着打仗用。眼下，已到了种小麦时间，再不种明年我们吃什么？”

　　潘振武听罢农民的一席话，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当天晚上，就派2名骑兵飞奔阜平，向罗荣桓请示。罗荣桓当即批示：“砍掉高粱秆，抢种冬小麦”。于是，潘振武带领政府干部、部队战士到农村，帮助老百姓整地种小麦。县长同农民一起下地劳动，成为曲阳有史以来的一大新闻，迅速在全县传播开来。

　　潘振武在曲阳组建政府的同时，还与曲阳县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决定成立了曲阳县抗日游击大队。很快，一支几百人的游击大队成�了。

　　之后，潘振武三箭齐发：一是出动骑兵营围困土匪的山头，劝其改恶从善，献出武器抗日；二是启用开明人士，请他们向拥有枪支的大户做思想工作，让他们献出武器和能参战的人员抗日；三是发出政府通告，收缴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对上缴枪支的给予奖励。仅几天时间，曲阳抗日民主政府就得到各种枪支1200多枝。

　　县游击大队刚成立不久的一天夜晚，潘振武得到地下党组织的消息，说驻定县（今定州）鬼子准备偷袭曲阳抗日民主政府。潘振武立即开会研究，严密布防，命令县游击大队在县城东1公里处挖上两丈深的陷阱，上面再覆盖上一层薄木板和泥土，骑兵营埋伏在公路两侧。

　　第二天清晨，驻定县鬼子出动十几辆卡车，载着300多名日伪军对曲阳进行偷袭。在鬼子的卡车快要进入曲阳县城时，前面的3辆卡车突然加速，后面的卡车则停车观望。突然一声巨响，第一辆卡车掉进了陷阱，后面的两辆卡车由于紧急刹车撞在了一起。潘振武趁敌人惊魂未定，命令战士们一齐向敌人开火。顿时，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团。掉进陷阱里的卡车燃起大火，车上的鬼子被烧成焦尸；后面的两辆卡车也吃了几颗手榴弹，鬼子死的死，伤的伤；停在最后面观望的卡车急忙掉头逃跑，又遭到埋伏在两旁的骑兵营战士追杀。这场战斗仅持续了半个小时，县游击大队和骑兵营未伤一人，却打死打伤日伪军200余人，缴获步枪200多支，机枪5挺。

　　1937年12月底，根据党中央决定，曲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移交地方，潘振武和骑兵营回部队继续参加抗日斗争。潘振武在政府大门口骑上马，眼含热泪，深情地对送行的人们说：“同志们、乡亲们，再见了，打走了日本鬼子，我们还要来曲阳。”潘振武离�曲阳后，又先后在山东、山西、陕西、东三省等省市参加抗日战争，之后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9年3月任驻苏联大使馆武官，1963年回国后，先后担任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总参外事局局长、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等职 。
　　—— 保定日报 郭英昆 宿登朝

老城隍庙里的曲艺杂耍
 
　　老北京天桥的民俗文化，似乎无人不晓。实际上早年间老保定的城隍庙与其堪有一比，二三十年代我家住在城隍庙台底下，旧日场景还历历在目。

　　老城隍庙（今古城宾馆）很大，里面有卖估衣旧货的，吹糖人的，拉洋片的，卖茶汤、扒糕各种小吃的，但最吸引我的还是各种杂耍曲艺摊子，放学后经常背着书包转到人家收摊才回家。

　　大部分耍把式的都和卖药结合，记得有一位耍大刀的，为证明他卖的膏药药力大，先把敲起来当当响的粗铁钉夹在烤热的膏药里，铁钉拿出来时就软得打弯了，许多人就掏钱买。

　　我最佩服的是一组练武的，把枪尖放在肚皮、咽喉上顶，枪杆都顶弯了，跟现在电视上演的一样，不过这可是在你眼跟前呀。我不止一次地偷偷试过那枪尖的真假，还好奇地触摸过那卖艺人的肚皮，明明也是肉长得嘛。

　　最令我咋舌的是一位瘦骨伶仃的老艺人，他把两个鸡蛋大的铁球依次吞下去，可以看见铁球顺着食道往下蠕动，然后晃动身子听见铁球在肚里当当响。还把一尺多长的宝剑一点一点往嘴里捅下去，仰着脖子待老半天。后来多次听人说这都是假的，但我觉得不像，有次我蹲在刚练完把式的老艺人旁边，看他吐出的唾沫都带着血丝，端个大碗喝水，很吃力很痛苦的样子。

　　说书摊子也全是在露天空地，摆几排条凳，前面放张桌子，惊堂木一拍节目便开始。那时已有些名气的有刘金山的《杨家将》、刘复初的《三侠剑》。但我不大听这些，一是觉得他们说得太正规不好玩，而且那里往往没我们这些听蹭书的小孩子的位置。

　　有一位说书的总爱东拉西扯跟观众逗，一部《隋唐演义》像是永远也讲不完，光“三休樊梨花”一段就几个月没有结果，有观众就急着打听薛丁山和樊梨花到底咋着了，他说你们瞎急什么呀，要让他们今天就复婚入了洞房，还有咱们什么事呀。

　　那些艺人们也不总是穷逗，孙中山先生逝世那年，尽管是北洋军阀执政，但北京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送葬仪式，两位说相声的年轻人也一改平日耍贫嘴的风格，用相声中的贯口活慷慨激昂地表现了这件事，“前面马队开道，八八六十四人的乐队，一百对洁白花圈，望不到头的送葬人群。”赢得了周围观众热烈的喝彩，连我这个小学生都受了感动。

　　那时我最喜欢的一位艺人叫傻茂胜，名气虽不大，但脾气好招人喜欢，他变小魔术加讲笑话。一次他讽刺一个人穷得没饭吃，天天只是跪在上帝前哀求，上帝说（用洋腔洋调）：“好吧，正好我也没有饭吃，我俩就伴，一起去要饭吧。”我觉得又好玩儿又受启发。还有一次他边收拾魔术道具边唱着他顺口编的小曲，“姐妹俩呀两朵花，姐比妹大两岁呀，妹比姐小两岁呀，大两岁呀小两岁呀，姐属虎来妹属兔呀”，观众发现出错了“噢”地哄起来。他也不慌接着收拾他的，停一下又接上两句，“姐生在正月初呀，妹生在腊月底呀，虎头挨不上兔尾巴”，观众又是一阵大笑。

　　这么多的娱乐享受要花多少钱呢？所有的杂耍曲艺场子没一个要买票的。杂耍的一般是演出告一段落时，表演者鞠躬作揖，观众自动往里扔钱。曲艺场子则是有个帮忙的拿个小笸箩，到观众前挨个收钱，一般一个铜板就行了。但这一个铜板我也没有，只要听上面张嘴说“欲知后事如何”，便起身紧走，还听见“且听下回分解”在后面传来。

　　就这样一个一个场子地蹭听蹭看，在老城隍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最快乐的时光。
　　—— 韩正阳

《纪念白求恩》与白求恩遗书

　　

　　1939年11月12日凌晨5点，伟大的国际主义和********战士白求恩逝世于唐县黄石口村。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对白求恩予以崇高评价。抗日战争期间，援华的外国人很多，但毛泽东同志只为白求恩一人写了纪念文章。这是为什么呢？除了白求恩忘我的工作情况早就被在延安的毛泽东熟知外，最关键的还是白求恩的临终遗嘱深深打动了毛泽东的心。这份遗嘱还曾让号称钢铁将军的聂荣臻泪流满面泣不成声。遗嘱全文如下：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身体非常不好，也许我要和你们永别了！请你给加拿大******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10号。同时抄送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联盟会。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多做贡献。

　　也要写信给美国******总书记白劳德，并寄上一把缴获的战刀。这些信可以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随信把我的照片、日记、文件寄过去，由蒂姆·布克处置。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用林赛先生送给我的那18美金作寄费。这个箱子必须很坚固，用皮带捆住锁好，外加三条绳子。将我永世不变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朋友们。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款子，分期给也可以。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决不能因为没钱而把她遗弃了。还要告诉她，我是十分内疚的，并且曾经是快乐的。

　　两张行军床、两双英国皮鞋，你和聂夫人留用吧。

　　马靴、马裤，请转交吕（正操）司令。

　　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两个箱子给叶（青山）部长；18种器械给游副部长。

　　15种器械给杜医生；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挑选两种物品作纪念。

　　打字机和绷带给郎同志。
　　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

　　一箱子食品和文学书籍送给董同志，算我对他和他的夫人、孩子们的新年礼物。

　　给我的小鬼（邵一平）和炊事员（老张）每人一床毯子，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照相机给沙飞。

　　贮水池等给摄影队。

　　医学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用来治疗疟疾患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在这里，我还有很多话要对同志们说，可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们。

　　白求恩

　　这份饱含深情的遗嘱，谁看到了不潸然泪下？更何况感情丰富的毛泽东。12月21日清晨，毛泽东一挥而就写下了教育了几代中国人的名篇《纪念白求恩》。毛泽东的文章和白求恩的遗嘱都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 保定日报 顾俊文

当年的福音医院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个冬天，身体一向硬朗的爷爷病了，没白天黑夜地咳嗽不止，脸憋得通红不说，有时还痰中带血，奶奶心急如焚，也难怪，一大家子的吃喝全指望爷爷这根“顶梁柱”呢！

　　那年月儿，老百姓有个头疼脑热的也不当回事儿，说白了就是仗着身子骨儿“皮实”，实在挺不过去了，就请个走街串巷的郎中瞧瞧，那会儿的郎中大都头戴礼帽，身穿长衫，手里摇着铜铃，他们瞧病的水平不一，赶对付了兴许能歪打正着，否则只能听天由命看自个的造化了。

　　爷爷咳得挺厉害，奶奶没敢指望郎中能瞧好，向老街坊借了点儿钱，不由分说拉着爷爷来到了西大街的“万宝堂”。那会儿的药店大都有坐堂的老中医，在店中为患者看病、开方、拿药。老中医看了看爷爷的气色，又给爷爷号了号脉，然后提笔开了一剂化痰止咳、滋阴润肺的药方，趁爷爷拿药的工夫儿，老中医不漏声色地俯首低声劝慰奶奶：“大妹子，跟您交个底儿，你男人得的是肺痨，中医没有什么好办法，在家慢慢调养吧！”老中医一番话，却犹如五雷轰顶，惊得奶奶张口结舌、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爷爷喝了几服汤药，病情不见好转，坚强的奶奶在爷爷面前依旧强颜欢笑，可是背地里却不知哭过多少回，流过多少泪。

　　天无绝人之路。全家人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好心的街坊告诉奶奶：“西关外有家美国基督长老会开的福音医院，那里有个肺痨科，专门收治肺痨病人，听说治疗效果不错，不妨到那儿试试。”奶奶听罢，不禁喜出望外。可转念一想，家里穷得叮当响，找外国人看病，得花多少“银子”呀！但爷爷的病又耽搁不得，奶奶咬咬牙，自个儿做主到当铺典当了结婚时陪嫁的首饰，拿着几块银元，奶奶悲喜交加，仿佛看到阴霾笼罩的天空现出一线曙光。

　　第二天一大早儿，奶奶陪着爷爷来到西关外的福音医院，排队、挂号后，两口子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等着叫号，爷爷心里忐忑不安，从小到大都是看中医、吃中药，不知这西医怎么个看法儿；奶奶更是紧张万分，唯恐治不好反而瞧坏了。过了不久，一位穿着白大褂的护士生叫他们进去。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为爷爷看病的竟是一位金发蓝眼的外国大夫，爷爷转身就往外走，边走边嚷嚷：“死了也不让‘老毛子’看！”想当年，八国联军攻占保定府，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祸害多少老百姓啊！奶奶这才恍然大悟，敢情爷爷看见外国人就想起曾祖父曾经讲过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奶奶此时头脑还算理智，没有和爷爷一块儿义愤填膺：“老头子，我们今天干吗来着？”在奶奶好言好语的劝说下，爷爷才很不情愿地返身进屋，气嘟嘟地坐在洋大夫面前，洋大夫并未理会爷爷的不快，给爷爷进行了细致的检查，然后对身旁的护士嘀咕几句听不懂的外语，护士面色凝重又不容置疑地说：“你的病情很严重，需要住院治疗，不然会很危险。”经过个把月的住院治疗，爷爷出院了，随后又在家调养了俩月，终于痊愈了。那天，爷爷讲了许多，很投入、很动情，深深地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了。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去西关找同学玩，同学指着路南一座灰色尖顶的小楼，告诉我那儿原先就是福音医院，反映古城地下党与敌斗争的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部分镜头就是在那里拍摄的。我突发奇想，心血来潮，想近距离地与它亲密接触，遗憾的是，它还没有对外开放。遥望那斑驳的墙体，飘摇的窗棂，尚能依稀看到它往日的容颜，但是，此时它更像一位久经风霜的老人，向我们诉说着那段久远的故事……
　　—— 张海涛

打破“大锅饭”

　　

　　十几号人围坐一团，中间一口大锅，无论出力多少，都可以获得大锅中一定分量的饭食。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谓之的“大锅饭”，是人们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后期，至七十年代末这一历史阶段集体经济中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的形象比喻。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其中有“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心任务之一是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其主要形式有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我征到的这册河北隆化县《包干到户合同书》，即是这一农业革命的重要实物。

　　该册64开，甲方为生产队，乙方为社员。合同共有１０项内容，第一项写有甲方（生产队）将土地4.8亩交给乙方（社员）承包，乙方负责完成粮油、蔬菜的包产指标，保证按时完成上述征购任务和上交各项集体提留。如遇天灾，可调整指标，但须经公社同意。对经营不善或无故不按要求完成上交任务的，甲方有权将承包土地收回。并标明合同有效期自1982年8月至1986年底止……小小一份合同，引发了我对这一段历史的追忆。

　　我出生在农村，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的节假日里，在生产队挣过工分。依照当时孩子的眼光看，那种生活是快乐的，但农业生产的管理是极其不符合实际的，因而出现了“出工不出力，整日混天黑”的现象，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粉碎“四人帮”后，陆续有消息说要将土地包给个人，社员们的反应也是不同的。有一部分人认为土地历来是国家之宝，对包给个人耕种还是有所担心；另有一部分精干之人，已经预感到大干一场、发家致富的机会终于来了。这是民间情形。作为国家决定这一重大政策的背景又是什么呢？

　　1955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农业合作者示范章程草案》中就明确了“逐步地实行生产中的责任制”这一提法，但在以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尤其“文革”中，被当作“修正主义”予以批判。当时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提法叫“三自一包”，因符合农村实际和需要，虽屡遭批判，但受到农民的欢迎。1962年，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因此受到批判。“文革”开始，“三自一包”又成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内容，遭到党内外广泛而严厉的批判。一时间，生产责任制无人敢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提出“农业生产责任制”，并于10个月后正式发文，推行以“联产计酬”为主要特点的生产责任制，主要包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我征到的这册《包干到户合同书》即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把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恰当地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给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增添了生机和活力。1982年8月21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已有74%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这是一次打破坚冰之旅。这张普通的《包干到户合同书》，写满了艰辛，昭示着辉煌。         
　　—— 保定晚报 浩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