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在保定 

　　中国话剧的奠基人，开创中国话剧新纪元的曹禺先生，与世长辞就已盖棺论定。但他的话剧艺术宝库和诸多鲜为人知的人生精彩，仍需后来人不断探秘掘微，这样，才能使这位艺术大师永远光照人间。

　　曹禺不是保定人，也没在保定读过书，但与保定却有不解之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的铁蹄践踏了中国的大好河山，大批东北学生离开故土流亡北平。那时，曹禺正在清华大学读书，满腔的爱国之�使他不能不走出教室。1931年10月12日，他随清华大学演讲团乘车来到保定。当时，东北学生留平演讲团也来保定。保定地处京畿，******在保定育德中学、保定二师领导的学生运动异常活跃，一直与北平学生运动遥相呼应。演讲团在育德中学、保定二师慷慨演说，大声呼吁中国人民起来抗战。曹禺是热血青年，也是才华卓异的戏剧天才，那时正创作话剧《雷雨》。在来保定的火车上，曹禺曾遇到一个工人，谈工人斗争的情况，给他很深的触动。在保定他召开座谈会，曾与工人座谈。《雷雨》中有关工人运动的描写，应该说与这次保定之行不无关系。

　　时隔两年，曹禺从清华大学毕业，他已完成了中国话剧的奠基作品《雷雨》的创作，轰动了文坛。正踌躇满志之时，他来到保定育德中学，受聘英文教员。曹禺在清华大学学的是西洋文学专业，正好对口。这位才华卓异的年轻教员，与育德中学大批革命志士、进步学者，很快融在一起，为育德中学的教育添了一道亮色。

　　曹禺因身体的原因，任教半年多，就回到北平，报考了清华大学文学研究院。在保定育德中学和后来在天津的女师教书期间，加紧构思和创作着他的另一部力作《日出》。应该说《雷雨》和《日出》的创作与保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56年河北省省会在保定，河北省话剧院要排《雷雨》，派人到北京与曹禺联系，曹禺说20多年前他曾在保定一所中学教英文，对这所古城很有感情，说：“你们的戏排成后，我争取故地重游，到保定看看河北的《雷雨》。”由于反右运动等原因，直到1962年《雷雨》才投入排演。曹禺也未能来保定。

　　曹禺与保定第四次联系是1986年。保定育德中学在历史上有着光荣革命传统，著名教育家、老校长郝仲青、王国光等，极尽能事网罗教育名流执教，如刘仙洲、孙犁、卞之琳等，吸纳天下英才而教之，如刘少奇、李维汉、李富春等，制定了“不敷衍，不作弊”的校训，培养了大批革命志士和成绩卓著的科学家。早在解放后育德中学就已停办。直到1986年，有关方面将保师二附小更名不久的育红中学，更名为育德中学。此时的育德中学与彼时的育德中学虽没有传承关系，但很多当年的老前辈、老校友给予了热情关注。李维汉、李楚离、刘秉彦、王植范、王斐然等都有题词。曹禺先生也有题词，全文如下：

　　保定育德中学是有革命传统的学校，许多革命前驱或就学，或掌教于此校。今后，育德中学将为祖国四化建设培养更多的革命人材。

　　校友

　　曹禺

　　1986、2、20

　　曹禺与保定，除上述联系之外，还有间接的联系。他祖籍本是湖北潜江人，出身官宦书香世家，其父万德尊（曹禺名万家宝，万的繁体字是草头下面一个禺字，谐音曹禺）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1909年回国，朝考陆军兵科举人。后任直隶总督端方的卫队标统，民初获陆军中将军衔，据说曾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官。后来曾任宣化府镇守使，察哈尔督统，1906年黎元洪就任民国大总统，他曾任总统秘书。其父万德尊任直隶总督标统和军校教官是在保定。难怪曹禺对保定有着特殊感情了。

　　大师已经谢世，但中国话剧舞台演出的《雷雨》、《日出》、《原野》等光彩剧目，仍在续演。今年7月7日我就在北京观看了北京人艺演出《雷雨》第500场，并撰长文纪念曹禺大师。曹禺戏剧的舞台，大幕既然拉开了，就不会闭幕的。今年10月16日，由我牵线邀请中国曹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戏剧学院曹树钧教授和著名剧作家戴晓彤先生来保定学院讲学，题目是“从曹禺到莎士比亚”，也是保定对曹禺先生的纪念。
　　—— 保定日报 郑新芳

雁翎队的最后一仗
 
　　名闻中外的白洋淀水上游击队——雁翎队，从1939年秋季成立，先后与日伪军作战70余次，毙日军70余名，俘虏日军30余名，毙伪军250余名，俘虏伪军500余名，缴获各种枪支550余支，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切断了日伪军水上运输线。其中，最激烈，最显神威的，也是雁翎队的最后一仗是1946年6月30日，与锄奸团、区小队一起，配合县大队解放了被日寇盘踞6年之久的新安城。

　　当时，抗日形势已有了根本转变，处于抗战胜利前夕。然而，白洋淀上的日伪军仍顽固反抗。新安城内龟缩着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王再生大队。敌人的司令部设在新安城用水泥浇铸盖起的天主教堂内，整个教堂被水泥铸成一个整体。尽管敌人企图据险固守，但毕竟已经是人心惶惶了。

　　攻打新安城的战斗由军分区首长刘光裕同志和县大队长曹辉宗指挥。参加战斗的战士们个个同仇敌忾，士气十分高昂。

　　6月30日夜间，战斗打响了。由于有护城河、铁蒺藜网的障碍，敌人火力凶猛。开始时，战斗进行的并不顺利，在主攻的新安南城外部队几次受阻，战士们被敌人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总指挥刘光裕找来当地的几名雁翎队员商量，决定制作“土坦克”。他们找来当地娶媳妇用的四轮小轿车和几张八仙桌子，上面蒙上几床用水泡透的棉被子。战士们顶着八仙桌子，推着轿车，带着白洋淀上停船用的铁锚，一口气冲到了城下，抛出铁锚挂住铁蒺藜，用力朝回拉，将铁蒺藜网拉开了一个大口子。这时，支援攻城的民工们扛来了捆扎好的云梯，一下子十几架云梯同时靠上城墙。没容敌人醒过神来，战士们早已在机枪掩护下登上了城墙。这时，早已埋伏在城里的锄奸团也积极策应，南门被攻破了。进入南门的战士们又乘胜向东、西、北门冲击，喊杀声，枪声混成一片。心无斗志的日伪军很快从城墙上溃败下来，四个城门的岗楼上机枪哑了，燃起熊熊大火。雁翎队员们随大部队从四门冲进了新安城，紧紧包围了敌人的最后据点——天主教教堂。

　　天主教堂分成上下两层，上层的窗口细小，像是一个个自然形成的枪眼，敌人的机枪、步枪从这些狭小的窗口里向外喷着火舌，企图依靠天主教堂这一制高点负隅顽抗。天主教堂前面是一片没有任何遮掩的开阔地，在敌人交叉火力封锁下，战士们很难靠近。想挖地道或坑道，时间又会太长，而此时，我们又送来紧急情报，保定方面的敌人开始增援，一定要尽快解决战斗。就在这时，战士们发现离教堂不远处停着一辆手轧的消防车，这种消防车需要两个人站在车的两旁轧来轧去，借用压力把水喷向高处。于是，战士们把车内灌满煤油，通过车上的唧筒把煤油喷向教堂门窗。然后再用蘸满煤油的棉花裹上手榴弹向教堂掷去。顷刻间，教堂所有的门窗都燃起了大火，浓烟滚滚，烈焰腾腾，教堂里的日伪军呛得喘不上气，睁不开眼，雁翎队员和大队的战士们冲上前去，歼灭了敌人，俘获日军10人，伪军190余人。从此，安新县城新安获得了解放。

　　雁翎队参加完这次战斗后，于8月编入38团，开赴天津，踏上了新的征程。这次解放新安城的战斗，也成为雁翎队参加的最后一仗。
　　—— 保定日报 薛鹏 曹金三

高易铁路——詹天佑的处女作
 
　　从高碑店火车站往西看，有一条通往易县西陵的铁路叫高易铁路（旧称西陵铁路、新易铁路）。别看今天已经不怎么显眼，里程也不算长，但这却是第一条由中国工程师自己设计并独立主持建成的铁路，是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的处女作品。它击碎了外国铁路专家“中国人自己不能修筑铁路”的断言，由此开启了中国人自己修铁路的起点。

　　詹天佑，字眷诚。1861年生于广东南海县。1872年7月8日年仅12岁的詹天佑作为中国第一批官办留美学生留学美国。1881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并写出题为《码头起重机的研究》的毕业论文，获学士学位，并于同年回国。回国后詹天佑入马尾船政前学堂学习，学成后派往福建水师旗舰“扬武”任炮手，参加了马尾海战。战后被调入黄埔水师学堂任教习。

　　1888年，詹天佑由老同学邝孙谋的推荐，到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被湮没了7年之久的詹天佑才有机会献身于祖国的铁路事业干起“老本行”。此时正值天津到唐山铁路施工，他不愿久居天津，就亲临工地，与工人同甘共苦，结果只用80天的时间就竣工通车了。但李鸿章却以英人金达之功上奏，并提升金达为总工程师。詹天佑之功就这样被剽窃了。

　　1890年清政府又修关内外铁路（今京沈铁路），请金达为总工程师。1892年工程进行到滦河大桥，许多国家都想兜揽这桩生意，金达当然以英人为先，但英人喀克斯以建不成桥而失败。日本、德国的承包者也都遭失败。由于交工期限将至，金达才不得不求助詹天佑。詹天佑详尽分析了各国失败原因，又对滦河底的地质土壤进行了周密的测量研究之后，决定改变桩址，采用中国传统的方法，以中国的潜水员潜入河底，配以机器操作，成功完成了打桩任务，建成滦河大桥。这一胜利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1894年英国工程研究会选举詹天佑为该会会员。

　　清朝末期，慈禧太后当朝揽政，把祭陵作为“慎终追远”的重大事情，常常在清明、皇帝忌辰等日子率领文武大臣去西陵祭祀，规模庞大，路程达120多公里之遥，往返需要数日，十分不方便。袁世凯为讨好那拉氏，1902年奏请修建一条专供皇室祭祖之用的新城县高碑店至易县铁路。坐火车去祭祖，那拉氏自然高兴，当即准允。为了不误1903年祭祖之用，就命袁世凯于6个月内完工，时间十分紧迫。

　　1902年10月19日，袁世凯正式任命詹天佑为新易铁路总工程师。中国人终于有机会可以自己修铁路了。因此詹天佑决心干出个样子来给世界看看。后来，詹天佑的大女婿王金职（也是一位留美的铁路工程师）在他写的《詹天佑生平事略》中，说到了詹天佑当时面临着三大困难：一是季节不佳，工程开工时已是11月了，整个施工期正是天寒地冻的冬季。二是材料短缺，这是太后一声令下立即上马的突击工程，没有事先备料的时间，而且运输困难。三是工期紧迫，已被英、法争权夺利耽误了两个月。面对困难，他果断而彻底抛弃了当时外国人必须在路基修成之后风干一年才可铺轨的常规。在筑路过程中，人们发现，詹天佑不仅技术精湛，而且有超乎寻常的组织能力，善于从实际出发，机动灵活地应对各种困难。施工就像如今的“会战”，日夜不停地进行着，詹天佑每天在工地上忙活，经常一天工作15个小时。

　　1903年2月下旬，这条总长46.42公里的单线准轨铁路提前竣工。袁世凯亲自验收后向慈禧写了报告：臣查此项工程，前奉谕旨本限六个月报竣，今仅四月，即已完工，所需款项，不过60万两。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八(1903年4月5日)，天未明，光绪皇帝出了宫，踩着用黄沙新铺垫的大道，率王公大臣乘轿径直向永定门火车站而来，旌旗华盖络绎不绝。稍等片刻，慈禧带着大批随员到达，皇帝和百官跪迎，在太监搀扶下上了火车，进入各自的包房。

　　停在永定门站台前的，是一列由17节车厢组成的皇家专列，车辆外皮都漆成黄色。机车号为“卢探路202”，是美国鲍尔温工厂1897年制造的，在当时是设计水平较为先进的客运机车。据慈禧身边听差的一位女官德龄郡主所著《御香缥缈录》描述：太后一群登车之时，所有机车、列车上的工作人员都齐整地跪在地上，低头屏息，待她在车厢坐定之后，才能站起身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开始操作。太后还坚决命令列车上全体工役，从司机到打扫夫，都要穿起朝靴，戴起朝帽，打扮成太监模样，在这趟列车上，除了太后、皇上，无论什么人都是不准坐着，所以司机也必须站着开车；列车通过车站时，站台上必须空无一人、鸦雀无声，只能留一个打旗的，也得穿着朝服接车，可是不准他向列车看一眼，必须低下头，举着旗，直到火车远去声音渐小后才能抬起头来。在慈禧上车时，唯一不跪的只有司机。由于铁路修筑的质量非常高，所以起动、停车都非常平稳，没让慈禧感到一点儿颠簸，她包厢里的各种装饰和摆设，都好好的，没有一件掉落跌倒。只用两个多小时，火车安全抵达终点。慈禧等下车后改乘銮轿，前往西陵，途中，她命人把随车带来的100把“万民伞”打开，将自己装扮成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前呼后拥而去。此行使慈禧对高易铁路十分满意，以自己包厢中所有装饰器物嘉奖詹天佑，而詹天佑却只拿一件小表留作纪念，其余则分给参与修路人员。

　　新易铁路在当时对发展经济来说没有多少意义。作为大清皇室的祭陵专线，只有慈禧用过这么一次。此后，1909年春，“德宗景皇帝梓宫暂安梁各庄”，即光绪死后安葬到西陵时，新易铁路又起过一次作用。两年后清王朝被彻底****，这条铁路就与西陵一样成为历史的陈迹。1928年，奉系军阀东撤时，拉走了这条铁路线的全部机车车辆，从此该线不再行车。到了1931年12月，才又勉强通车，每日往返一次。抗日战争期间，占领华北的日本军队将该线梁各庄至易县9.3公里的铁轨拆除，并把剩下未拆的高碑店至易县的线路改为窄轨，于1938年2月1日起开始营运，掠夺沿线工农业产品和矿建材料。由于******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不断对其进行袭击破坏，日寇被迫停止了运输。1943年，日军又将高易铁路全部拆毁，轨料被用于铺设古北口至北京双桥的铁�。1958年，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地方政府对高易铁路的路基进行修补，铺通了高碑店至涞水南关的15公里线路，1961年和1964年，先后将线路延伸到垒子和易县，不过重铺的铁路是窄轨，变成了“小铁路”。直到1990年，整条线路又进行改造，恢复成与原来的新易铁路一样的准轨铁路，1993年起，这条铁路划归河北省地方铁路局管辖。80年代初，这条路还做过电影《知音》的外景地。

　　高易铁路的兴建给了詹天佑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他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积累了经验，也从此扬名天下，为1905年袁世凯再次任命他为总工程师主持修筑京张铁路打下了基础。
　　—— 保定日报 时爱民

总督署里的“京胡圣手”
 
　　著名戏曲音乐家、京胡圣手陈彦衡对京剧艺术贡献颇大。他对京剧老生“谭（鑫培）派”艺术深有研究，出版有记录谭鑫培所演11种剧目、表演和曲谱的《说谭》、《戏选》、《燕台菊萃》等。其中《说谭》是京剧唱腔第一部工尺谱，为京剧史上的开创。他精心教授获京剧“四大须生”赞誉的余叔岩和言菊朋，并为其伴奏，为他们创立“余派”、“言派”艺术打下坚实的基础。他指导培养出王少卿、杨宝忠等京胡名家。他与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为忘年交，为其伴奏，并设计、教授新唱腔。他录制了多首京胡曲牌，保存了京剧珍贵资料。《中国京剧史》专有记载。

　　陈彦衡大约生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四川宜宾人。父亲陈芸笙清咸丰十一年（1861）在顺天乡试考中辛酉科举人，后任山东胶州知府，因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睦而被罢官，隐居济南。陈彦衡少年时思想开明，不喜科举的八股文，喜爱读韩愈、柳宗元和苏东坡的文章，因此几次参加科举的乡试，未能考中举人。当时设有国子监国学生员，即官员子弟经补考合格入国子监的学生，称国学生员。陈彦衡以国学生员下放到云南罗平州知州。他本来就对官场仕途不感兴趣，而对音乐特别喜爱，且悟性极高，先学七弦琴，受到山东七弦琴高手金子纯的亲授，造诣高深；后又对京胡产生兴趣。因此，他以父母年岁大为名没去云南罗平州上任，而在距北京近的保定直隶总督署候补知县。

　　当时的直隶总督是杨士骧，为安徽人，与李鸿章和袁世凯关系不一般。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杨士骧为李鸿章的得力幕府，经李鸿章保举杨士骧官至直隶布政使。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后杨士骧又为袁世凯亲信，叫杨士骧兼任省学校司总理；后又保举杨士骧升任山东巡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袁世凯调进北京任军机大臣，又力保杨士骧接任直隶总督。当时，正值以演唱二黄调为主的安徽的徽调和以演唱西皮腔为主的湖北汉调在北京艺坛的崛起，完成了“皮黄”两种声腔脱胎换骨的嬗变，形成了一个新的剧种——京剧。被称为“伶界大王”的谭鑫培对京剧进行了全面大胆的改革，使京剧舞台风貌焕然一新。谭鑫培广学博采，集当时京剧老生众家之长，创造了玲珑精致、神韵无穷的谭派唱腔，尤受观众欢迎。当时流传“无谭不成戏，无腔不学谭”之说，有“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卅载轰如雷”之声誉。在直隶总督署候补知县的陈彦衡心思根本不在官场仕途上，整日拉着京胡，哼唱谭鑫培那清醇味厚的唱腔。恰巧，直隶总督杨士骧大人也嗜爱京剧，他的内差中有一位叫陈履中的人，拉得一手好京胡，杨士骧时常叫陈履中为他操琴而引吭高歌京剧老生腔。不仅杨士骧嗜爱京剧，他的儿子杨梧山和侄儿杨晴川也同样嗜爱京剧。陈彦衡时常拉着京胡和杨梧山、杨晴川一起研究谭鑫培唱腔的发声，揣磨谭鑫培唱腔韵味，可谓是如醉如痴。

　　也不知是这位直隶总督大人杨士骧见陈彦衡心不在仕途，不是当知县的材料；还是嗜爱京剧的直隶总督杨士骧看陈彦衡拉得一手好京胡，谭鑫培的唱腔也唱的地道而对谭腔还颇有见地，有意留在身边以共同引吭谭鑫培的唱腔，他没给陈彦衡补知县缺，而叫他留在直隶总督署做了文案工作。按清代官制，总督署不设佐贰官员，没有正式的常设僚属；只有文案处、营务处等机构。文案属文案处，负责处理日常的文字或文件工作。自同治九年（1870年），清政府命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后，为通商、洋务和海防等事宜，直隶总督改为冬令封河后在省城保定办公，春融开冻后在天津办公。这样身为文案的陈彦衡也随杨士骧总督大人往来保定、天津。当时谭鑫培经常在北京大栅栏的中和戏院演戏。保定和天津都距北京较近，而且交通也较方便，因此，陈彦衡听说谭鑫培演出，便抽暇从保定或天津赶到北京，买票坐在中和戏院的池座全神贯注地观看谭鑫培的戏。

　　当时，为谭鑫培拉京胡伴奏的琴师是梅雨田。梅雨田是京剧著名旦角梅巧玲之子、梅兰芳的伯父。他的京胡运弓有力，指法谙练，托腔严谨，长期为谭鑫培伴奏，相得益彰，珠联璧合。陈彦衡仔细听谭鑫培的唱腔，听梅雨田的京胡伴奏，一字一句地琢磨旋律，揣摩韵味，颇有贾岛苦吟的劲头。陈彦衡在戏院看完戏，回到旅馆后，或将谭鑫培唱腔旋律谱出，或将对梅雨田为谭鑫培京胡伴奏的感悟记下。

　　直隶总督杨士骧在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突患中风，死在任上。没有了杨士骧，陈彦衡也就不好如以前那样方便观看谭鑫培的戏，研究谭鑫培的唱腔了。陈彦衡的父亲陈芸笙也喜爱京剧，再加上爱子心切，见儿子陈彦衡对谭鑫培的戏痴迷的如醉如狂，便从山东济南迁居北京，在受壁胡同买了一处房子，叫陈彦衡到北京，以便于专心研究谭鑫培的唱腔和梅雨田的京胡伴奏。

　　陈彦衡在为直隶总督署文案期间，着力于对谭（鑫培）派艺术的学习和研究，到北京后才与谭鑫培和梅雨田相识并合作，再后来成为了对 “谭（鑫培）派”艺术深有研究的戏曲音乐家、京胡圣手并教授出著名演员和京胡琴师。
　　—— 保定日报 谢美生

蠡县人的奥运情缘
 
　　多年来，中国运动员已在奥运会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佳绩，如今北京又将举办2008年奥运会。前几天，和朋友闲聊时，朋友热情地表示，可以把他从网上申购的几张北京奥运会门票转让给我一张。“奥运会在咱家门口举办，机会难得，怎么着也得去看看呀！”看他那情绪，好像是他们家办什么大喜事似的激动不已。于是，便有了考虑一下咱蠡县和奥运会到底有多少情缘的想法。

　　身边的奥运会情结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迫近，身边的奥运文化感染着每一个人。近日，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的胜利举办，蠡县各中小学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主题活动，营造了关注奥运、支持奥运的浓厚氛围。8月7日，蠡县中学组织高三毕业生开展了“弘扬奥运精神，倡导文明礼仪”主题演讲比赛，这些即将步入大学校门的学生们激情满怀地畅谈了对奥运的认识、期盼和承诺，表达了知荣明辱、扬善弃恶、争做文明学生的决心。8月8日，蠡县第二实验小学的学生们在“迎奥运与奥运同行”等横幅前集体签名，承诺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讲文明、树新风，为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尽一份力。8月9日，蠡县师范附属小学的100多名小画手，泼墨挥毫，绘制成百米长卷为奥运会献礼。蠡县其他学校也纷纷利用学生暑假中期返校的机会，组织开展师生篮球、乒乓球、体操比赛等迎奥运健身活动，倡导学生在暑期积极参与阳光体育运动，锻炼身体，过一个文明、健康、充实的暑假，做一个讲文明、树新风的奥运宣传员。

　　每天早晚，在县城中心文化广场上，都有近千人在健身。每逢彩色周末，各文艺团体还常常在广场上表演丰富多彩的迎奥运节目，全民健身、全民参与的奥运氛围，影响着周围每一位老百姓，表达了国人期盼奥运、参与奥运的心情。就是在农村，富裕起来的农民们健身热情也很高涨，全县52个休闲娱乐广场、71个文体活动中心，为村民提供了广阔的体育活动天地，乒乓球赛、篮球赛、大鼓队表演、秧歌舞等活动丰富多彩，全民健身、全民参与蔚然成风。

　　蠡县是“武术之乡”，蠡县人喜爱运动、热爱体育，积极参与体育活动，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屡屡被人称道。蠡县是中国最早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发生关联的城市之一，真可谓蠡县人的奥运情结由来已久。

　　从蠡县走出的国际奥委会委员

　　蠡县这块中国近代体育的沃土，培育出了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解放前，中国先后共3人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而其中之一就是蠡县人董守义。

　　董守义 (1895—1978)，早年在教会学校保定同仁小学、通州协和书院学习。由于酷爱篮球运动，1919年应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蔡乐尔之召来津，在青年会当练习生。1923年，他被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推荐去了美国，在现代篮球运动的发祥地麻省春田体育专科学院深造，专攻篮球。两年学成后回国，擢升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体育主任，同时应张伯苓校长之邀，兼任南开学校篮球队指导。他总结了国内外篮球运动在技术方面的发展，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于1925年首先撰写了专著《篮球》一书，稍后又修订为《篮球术》，1932年定名《最新篮球术》。1936年他以篮球队教练身份参加第11届奥运会，并作为中国体育考察团成员，赴丹麦、瑞典、德国等进行考察。董守义是体育运动最积极的倡导者，几十年如一日。1925年以后，他几乎参加了历次华北运动会、全国运动会的筹备、组织等工作。

　　1942年日寇入侵晋豫，风陵渡失守，潼关告急，中原危在旦夕。董守义却以中华体育协进会代总干事的身份赴西安，筹建体协西安分会。尔后，他又冒着炮火到了郑州，筹建体协河南分会。由于他在振兴中华体育事业方面的卓越贡献，1947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四十届国际奥委会会议上，董守义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他是继孔祥熙、王正廷之后中国的第三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为蠡县人、保定人争了光。

　　董守义离天津后曾先后在北京、西北师范院校任教，直至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当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篮球协会主席，第二、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还先后担任过国家体委运动技术委员会主任、运动司副司长等职务。他一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体育教员、体育工作者和优秀运动员。他为新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在国际奥委会中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做出巨大贡献。1952年7月他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总指导带领中国队参加了在芬兰举行的第十五届奥运会，五星红旗终于在奥运会上升起。

　　“到奥运会赛场上去，让世界看一看中国人还是不是东亚病夫!”是董守义先生晚年时的最大愿望。为此，董老80多岁时仍孜孜不倦地工作，直至1978年6月13日因患癌症与世长辞。

　　71年前柏林奥运会上彰显中华武术

　　在1936年的第11届奥运会上，虽然中国运动员与奖牌无缘，参加比赛项目的各队成绩不佳，然而作为表演项目的中华武术，却受到异乎寻常的欢迎，蠡县人露了一笔。队员们表演的器械和拳术娴熟敏捷、刚健优美、腾翻跳跃、虎虎生风，使外国人大开眼界。在整个柏林亦引起轰动，德国人都以能目睹中国国术队的表演为幸事。

　　1936年8月1日，中国除派代表参加柏林奥运会的足球、篮球、田径、游泳等比赛项目外，还派了一个由9人组成的国术队到会表演，共有69名运动员。赛场上由蠡县人温敬铭、刘玉华（温敬铭的妻子）等人组成的国术表演队最为耀眼，这是中国武术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地在国外献技表演，也是中国武术首次在奥运会上亮相。

　　温敬铭和张文广（我国著名武术家、教育家）呼啸上阵，演出了精彩绝伦的空手夺枪。九尺银枪在张文广手中上突下刺，左挑右点，步步攻心，枪枪锁喉。温敬铭则赤手空拳，在舞枪如风，落枪如雨的对手前翻滚跳跃，闪展腾挪，每每让银枪擦身而过。接着，20岁的刘玉华飞步上台，从背上刷地抽出双刀，舞得出神入化。那一趟抡劈大舞浑似钱塘春潮，汹涌向前，那一阵缠头裹脑直如旋风陡起，卷地而来……又如银龙缠身，劈、刺、挑、剁，急如闪电，震动了整个体育场。

　　一双双蓝色、灰色、褐色的眼睛瞪圆了，惊呆了；一张张深目巨鼻，傲慢冷漠的脸孔变色了，动容了。表演一结束，观众群情沸腾，张、温、刘3人谢幕十几次后才罢休。温敬铭和刘玉华等人以娴熟、超群的武功，震动了第11届奥运会。

　　温敬铭和身怀绝技的同伴们，第一次在国际体坛上显示了中华武术的赫赫声威。柏林奥运会中国武术队的表演让世界第一次了解到了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中华武术由此开始了和世界竞技体育的亲密接触。灿烂的民族体育之花，聚集着古老神州的灵秀之气，显示着东方的力和美，轰动了早期奥林匹克的大雅之堂。

　　我为奥运会出点力

　　最近，在中国国际林业产业博览会、中国果品流通协会、北京果树协会等多家单位组织的奥运推荐果品评选活动中，咱保定蠡县百丰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黄冠、红酥、圆黄”三种优质梨成功入选。其中，“黄冠”梨还获得了奥运推荐果品三等奖。

　　蠡县百丰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果品生产、加工、储藏、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产品公司。在果品生产方面，一直采用国内先进的栽培技术，按照国家绿色无公害要求进行标准化生产，现已形成了鸭梨、黄冠、圆黄、红梨、雪青、西子绿、黄金、红香酥8个优质梨品种，种植面积1500亩，梨树15万株，年产优质梨1.1万吨，并注册了“百乐”牌商标，获得了绿色无公害产品认证，产品常年畅销北京、天津、上海及欧盟、北美、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该公司管理人员马斌笑着说：“我们蠡县人能为北京奥运会做点贡献，大家都很高兴、很自豪！”
　　—— 保定日报 冉文园

王莘在阜平

　　2007年10月15日，人民音乐家、歌曲《歌唱祖国》的作者王莘同志走完了89年的生命历程，带着对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眷恋，离开了这个世界。今天，当我们再高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革命歌声多么响亮”这首振奋人心的歌曲时，相信人人都会记起王莘这位人民音乐家，都会缅怀他献身革命音乐事业70年的功绩。

　　《歌唱祖国》是王莘1950年创作的，当时他才32岁。这首歌一经问世就广为流传。它表现出新中国独立、自由、充满活力的勃勃生机，抒发了中国人民热爱祖国的赤子情怀，是我国艺术宝库中的精品。

　　王莘与保定有着很深的渊源。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阜平、曲阳、易县工作和战斗过。尤其是在阜平，他住的时间最长。他在阜平创作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如《晋察冀》、《日头上山岗》、《边区儿童》、《战斗生产》、《选村长》、《妇女信条》等，在晋察冀边区影响很大。

　　王莘原名叫王辛耕，1918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从小喜欢民间器乐，童年时代就学会了吹笛子、拉二胡。1932年，14岁的王莘来到上海，在先施百货公司当见习店员。1935年，他参加了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先后认识了冼星海、吕骥、孙慎等音乐家。1937年，他来到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阜平，创作出歌曲《日头上山岗》。1938年，王莘到延安鲁艺音乐系学习，1939年毕业后在华北联合大学任教又来到阜平。

　　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王莘在阜平县一个叫作盘龙台的小山村值班站岗。月色融融，高山巍巍，王莘情不自禁地陶醉在祖国的大好河山里。天气很冷，但他丝毫感觉不到。他想起根据地人民感人的斗争生活，不由自主地吟唱出后来成为他代表作之一的歌曲《晋察冀》。歌词是这样的：“晋察冀，晋察冀/模范抗日根据地/这里高山起伏平原千里/到处都是祖国的土地/敌人占了我们的铁路线和大城市/广大的乡村都在咱手里/巩固晋察冀，扩大根据地/中华民族一定要解放/中华民族一定要胜利。”这首歌唱出了敌后军民热爱根据地的真挚感情，很快在边区一带传唱开来，大大鼓舞了根据地军民与敌人斗争的信心。

　　工作中的王莘像一团火，生活中的王莘又是个很随和很幽默的人，他的一些生活趣事至今仍在阜平传为美谈。著名革命教育家江隆基曾担任华北联大的副校长，王莘在联大当音乐教员，两人在一起共过事，有过密切合作。

　　1940年，江隆基在阜平边区政府所辖第七区公所所在地下堡村普及农村小学教育，调王莘担任了学校的音乐老师。下堡村盛产花椒，这是一种很好的调味品。王莘很喜欢吃用花椒当作料做出来的菜。但花椒味辛，食后舌尖有种麻涩感，吃多了或炒不熟会对咽喉有一定影响。王莘偏偏爱吃半熟的花椒。有次他吃过晚饭教学生们唱歌，唱着唱着感到嗓子里像有个虫子在爬，后来竟唱不出来了。学生们问他是怎么回事。他风趣地说：“花椒味辛，我的名字有辛，搞得我嗓子也辛，三个辛，可惜唱歌不行了。”说着，端起缸子喝几口水，又领着大家兴致勃勃地唱下去。学生被他逗得哈哈大笑，唱得更有劲头了。江隆基曾劝他少吃些花椒，但他不肯，还和江隆基开玩笑：“你别管我吃多少花椒，误不了上课就是。”后来每次上课他都带一大缸子水去，嗓子一有不适，就喝上几口水。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下堡的老乡去看他，给他带了一些当地特产，他只收下花椒，把别的东西都送了人。八十年代时，他到阜平旧地重游，在下堡村让乡亲们给他做搁了大把花椒和花椒叶的羊杂碎吃。老人家吃得高兴，顺口唱起了《晋察冀》：“晋察冀，晋察冀，模范抗日根据地……”旁边有不少当年他教过的学生，大家和着他的歌声唱道：“……中华民族一定要解放，中华民族一定要胜利！”随后，王莘又和大家唱起《歌唱祖国》“……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嘹亮的歌声响彻在崇山峻岭，也响彻在乡亲们的心头。

　　王莘病重期间，下堡村派了代表去天津看望他。他拉着老乡们的手说：“真想再去山里看一看……”

　　王莘走了。但他的歌声永远唱响在阜平人民的耳畔；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了阜平人民的心中。
　　—— 保定日报 顾俊文

周老昆保卫保定府
 
　　周老昆，祖籍易县沙江村，幼年随父迁至周家庄。以种烟为业，兼营卖烟叶的小买卖。他自幼好学武术，曾在本村少林会学习武术，又拜独乐村武师学习武术。他身材魁梧，擅使双刀，沉默寡言。有一次去西山北赶集卖烟叶，被人殴打，为报仇雪恨，离家到冀南学习义和拳。1899年，在保定、满城、完县（现在的顺平县）一带秘密设场授拳。他多次串联武林人士，策划成立义和团，他还曾经秘密回家联络同乡铺团，结果被州衙快抄捕后而逃走。

　　1900年春天，周老昆率领部分义和团常驻保定南关，并领导保定义和团焚烧教堂、驱逐洋人的斗争，被义和团民誉为“周大元帅”。担任直隶保定府义和团首领。他严格纪律，规定“凡是贴门神或写福字之门，所部义和团一概不进”。周老昆带领义和团在保定一带焚毁教堂，拆洋行，断电线，杀洋教士。因此他率领的义和团声震四方。这时的清政府对义和团改变原来的态度，改剿为抚。周老昆被清政府直隶总督授予“保定府团练督察使，赐三品顶戴，黄马褂。”5月，周指挥团众北征，沿途拆铁路、割电线、烧洋货、毁教堂、惩豪棍，赴北京参加攻打东郊民巷使馆、西什库教堂等战斗。他和他率领的义和团影响遍及唐县、完县、徐水、满城、易县、涞水、阜平、定州、望都等各州县。

　　同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保定府，周老昆率领义和团众团民在保定南郊、西郊、方顺桥处抗击联军。9月，他又率团众数百人在易州西南部南管头村南观音堂驻扎，被联军千余人追剿包围。周老昆奋起突围，突围后，周率残部在保定西部山区坚持游击战，在易县、满城、完县、唐县等地方袭击侵略军。9月下旬，在易州车摊口战斗中，他将义和团化整为零，利用狼牙山险峻地形，用冷枪、飞石袭击敌人，打死打伤联军30多人，而义和团团民才死伤10余人。由于战绩卓著，各地团民纷纷投奔于他，队伍开始不断发展壮大。冬季，周老昆有在上下隘刹、石家统、陈家会一带继续与敌人作战。到了1901年初，他又转战支锅石、甘河一带连续与侵略军交战。联军气急败坏，于旧历二月初二来到周家庄烧杀抢掠，烧毁200多户人家的700多间房。

　　然而腐败的清政府在侵略军的逼迫下，向他和他领导的义和团举起了屠刀。1901年夏天，淮军将领投降派史某与完县混蛋知县利用“密谈抗敌事宜”设计捉拿周老昆，他们利用了周的一个亲戚——岭西村绅士王博之当说客，诈称“官兵史大人欲联合周部共抗洋人”，诱骗周老昆来军营“密谈抗敌大事”。周老昆对清兵抗敌还抱有幻想，并未防其暗算，仅带亲从数人来到完县清兵大营，史某以议军情机密为由将周的随从遣到别处，周老昆坦然入帐做好与史某议事的准备，可是他哪里想到，自己竟然落入人家设计好的“圈套”，当周老昆倦怠休息的时候，帐内伏兵四起，周还没来得及还手，就死在清兵的刀下，年仅38岁。
　　—— 保定日报 文静

郑怀贤飞叉威震柏林
 
　　安新籍的武术家、医学家郑怀贤，自幼习武，师事百家，曾从武林前辈学习少林拳，后又学过武当派中的形意拳和八卦掌。十八般兵器兼能，尤擅飞叉，武林中有“飞叉阿贤”美称。郑怀贤从1939年至1940年间，曾先后任黄埔军校第十七、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期武术教官。郑怀贤还于1936年代表中国参加了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使现场观看的纳粹首领希特勒惊叹不已。

　　1936年8月7日，第十一届奥运会部分项目在柏林城郊杜陪利兹军营举行。几千名身穿橄榄绿制服的纳粹官兵怀着好奇的心情，聚精会神地观看中国国术队的表演。开始几个武术项目博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轮到队中唯一的上海武术队运动员郑怀贤上场表演飞叉绝技了，场内突然肃静下来，鸦雀无声，原来有两个德国纳粹中的顶级人物前来观看，一个是纳粹元首希特勒，一个是陪同希特勒前来观看中国武术表演的柏林城防军司令李切尔中将。稍顷，场上爆发出热烈掌声，全场情绪高涨。希特勒走到前排，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官员一一握手，并向当时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代办宋如海询问中国武术情况。宋如海一面向希特勒介绍中国国术队的简况，一面紧紧揪着一颗心。他知道下面出场的郑怀贤要表演的项目是飞叉，尽管事先已了解郑怀贤的飞叉十分有把握，但是万一失手，伤到了前排就座的希特勒，这可决不是件小事。且不说事后处理，就是现场几千名纳粹官兵就对付不了。于是，紧忙派人和正在后台的国术队领队兼主教练郝铭及副教练顾舜华通了气。郝铭原本是武术大家霍元甲的弟子，一直担任天津培才小学校长兼南开大学国术教员，此刻他面对这种场面，心情十分紧张，微握的拳心中沁出了汗水。他一把拉过郑怀贤说道：“怀贤，你是不是换个项目？打八卦掌吧！”郑怀贤不解地问道：“为什么？”郝铭告诉他，万一飞叉失手，那可了不得。郑怀贤信心十足地说：“请放心，叉就长在我手上。”说罢，便手持钢叉从容不迫地登台了。

　　郑怀贤先向观众拱拳致意，随后便以意领气，舞动了钢叉，动作凌厉如闪电，钢叉飞舞如蛟龙。这可不是什么花拳绣腿架子活儿，而是富有实战功效的飞叉，一旦碰上，非死即伤。场上德军官兵纷纷起立鼓掌，那位一向宣传“日耳曼种族至高无上”的纳粹总头目也对飞叉表现出极大热情，不时发出惊叹。他当场指示德国国家摄影团的负责人尽快把拍摄的有关中国国术队几次表演的镜头资料认真整理，妥善保管，汇集成纪录片，供研究之用。直到这时，宋如海、郝铭等悬着的一颗心才算放下。
　　—— 保定日报 薛鹏 刘保良 周润彪

王金亭智擒日本特务
 
　　在抗战时期，清苑县的西石桥村是根据地的武工队与敌占区的鬼子拉锯的地方。鬼子也来，武工队也到，但都呆不长。所以说在这个村当保长是很难的。因此，保长王金亭表面上哪一方也不偏着，谁来了都热情招待，可暗地里却为武工队做事。

　　一天，一个日本特务化装成串亲的老百姓去根据地侦察。在村口站岗的武工队员却没有看出来，竟让这个特务在根据地转了一整天，搜集了许多重要情报才离开。到了西石桥村口，特务悬着的心落了地，这时他才感到很累了。看看太阳还没下山，就想先去保长家歇会儿再回去也不迟。于是，他走进了王金亭的家，坐在炕上一边喝着茶，一边得意洋洋地向王金亭炫耀着他的根据地之行。王金亭听罢，禁不住冷笑两声，他在心中说，你以为你走出了根据地就走出武工队的手心了？落在我手里，还不跟落在武工队手里一样？现在你就可着劲儿狂吧，等会有你好受的！于是，他装出一副奉承的笑脸说：“老兄真是不简单，只身闯虎穴，泰然而归，可喜可贺。”特务撇撇嘴说：“快别长他们的威风了。都说武工队可怕惹不起，今天我在他们肚子里走了一遭，他们一点也没察觉。哼，我看都是一群废物！”说完喝净杯里的茶，擦擦嘴，说：“行啦，我也该回去领赏了。”走，没那么容易。王金亭心想，我非得让你尝尝武工队的厉害不可。于是赶忙按住刚要站起身的特务说：“着什么急，老兄立了大功，我当为你摆桌庆贺才是，坐下吧，酒足饭饱之后骑我的车子回去，耽误不了你领赏。”特务一想也是，便悠哉悠哉地躺在炕上，闭上眼做起了美梦。王金亭急忙走出屋，一边派人打酒买菜，一边派人去根据地报信。吩咐完毕他才长出一口气。

　　晚上，王金亭家灯火辉煌，屋里八仙桌上摆满了酒菜。王金亭左一句右一句地说着奉承话，把那特务美得心花怒放，一杯接一杯地往肚里灌酒。正在酒酣胆畅时，两个武工队员冲进来。特务急忙摸自己的枪，枪却不见了。再一看，王金亭拿着自己的枪对着自己。王金亭笑呵呵地说：“老兄，你现在觉得武工队还是不是废物啊？”说完一挥手，两个武工队员冲上来反绑住特务的双手。三人同声大笑，那特务却如木雕泥塑，被两个武工队员“搀”着走出王家大门。
　　—— 吴红梅

1982年：保定首次出口特种自行车

　　1982年，由保定市仪器仪表工业公司和澳大利亚澳塔自行车有限公司联合设计，保定市仪器仪表工业公司负责组织内燃机厂、电影机厂等单位生产的首批DMX-A型特种自行车1216辆、刹车尾灯7776只、多用工具2376把，经河北省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批准，天津海关审查，于十二月十一日用集装箱运新港转道香港发往澳大利亚西部弗里曼特尔港。

　　此次自行车整车出口是我省、我市有史以来第一次。这种出口的特种自行车，主要用于锻炼身体、比赛、代步等，样式新颖，结构独特，前后配有减震弹簧，骑在车上给人以舒适之感。这种自行车的问世，为我国自行车生产增加了一个新品种。
　　——  资料来源：1982年12月29日《保定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