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徐水“大跃进”始末

       

        1958年8月，毛泽东在河北徐水县

        原本默默无名的小县徐水是如何引起毛泽东注意的？徐水县隶属河北省保定地区，古时称武遂，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县，十年九旱，群众生活很苦。解放前下关东的人很多，要饭的也很多。新中国成立后情况虽有所改善，但一直是缺粮县，吃过全国28个省支援的粮食，直至1957�，徐水在河北省还是“黑旗”县、“三类”县。

        1957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提出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在会上，毛泽东还对1956年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的在经济建设中反冒进方针进行了批评。八届三中全会不但揭开了批判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7年底，全国农村掀起了大办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在这一过程中，一批大中型水利工程开始动工，由于这些工程超出了社、乡的界限，需要集中众多的劳动力进行“大兵团作战”，并且吃住在工地，公共食堂也就应运而生。

        徐水县只有31万人口，除去老弱病残、妇女和各种脱产人员，能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实际不到10万人。徐水县委县政府抓住广大农民根治水旱灾害的迫切要求，开始大搞水利建设。在1957年至1958年冬春之际的农田水利建设中，徐水组织了一支十多万的劳动大军，打破社、乡界限搞大协作，实行全县劳动力的统一调配。为此，徐水县委提出了“行动军事化，作风战斗化” 的口号，把全县能调动的劳动力集中使用，按军事编制组成大队、中队，在工地搭棚宿营，组织了随营食堂。接着，徐水又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旱春种，成立了田间指挥部，划分“战区”，实行劳动力集体吃、集体住，开始了所谓的“全民军事化”。从1957年11月起，全县人民苦战3个月，实现了农田水利化，治理了27座山头，打了5000眼井，挖了500多里水渠，用工8万个，挖了2400万土石方。这些土石方如果铺成1米厚3米宽的路，可以从北京通到武汉。

        1958年2月，负责农林口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来到保定，听取了河北省关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汇报。在听完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所做的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汇报后，谭震林给予高度评价。3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介绍了徐水的经验。

        3月14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位副部长赶到徐水，帮助徐水总结经验，起草了有关徐水经验的《关于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情况的报告》，呈送中央领导。报告中说，徐水县从1957年11月起，苦战3个月，已经实现了农田水利化，境内3条河流基本得到治理，86万亩耕地都配备了1套至3套灌溉设施。报告还说：“徐水县的经验，使我体会到，对于社会主义的群众高潮，必须有足够的估计。”

        3月21日，毛泽东在成都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他看了这份报告和谭震林主持起草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初步安排的报告》，做出批示：“此件连同谭震林的报告付讨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3月28日，****河北省委向****中央正式报告了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的领导经验。4月17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刊登了《****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人民日报》对徐水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前人不敢想的事，我们现在做到了！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日，一天当两天。思想不冻地不冻，心硬地就硬，心软地就软。”4月19日，河北省委发出了《河北省委关于学习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的通知》。5月，农业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徐水县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典型经验》。由此，徐水县成了河北乃至全国“大跃进”的典型。这就为****中央在徐水县搞********试点，提供了有利条件。


        “行动军事化”：徐水的大革命

        在“大跃进”中，农村劳动力日趋紧张。在当时，徐水和全国一样，农业方面除了兴修水利外，还大搞深翻土地、密植、工具改革和养猪积肥。深翻土地是一项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工作。毛泽东听说山东莒南县有个叫大山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因深翻土地而增产，就大力鼓励各地搞耕地深翻，说“深翻土地，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一百个工、几百个工也要干”，要用人海战术，在5年时间里把耕地全部深翻一遍。

        在徐水，过去翻一亩地需用工10个左右。现在由于搞深翻，一亩地需用工40个左右，面临着很大的劳力缺口，需要更多妇女投入农业生产中。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有的代表在发言中谈到了办食堂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听后大受启发，立即给县委打电话，提出要大办食堂。县委马上召开会议研究办食堂的具体方案，认为办食堂是解决劳动力不足的有效办法，也是实现生产大跃进的有效措施，于是决定在普遍实行劳动大协作的同时大办食堂，尽快实现全县食堂化。

        1958年6月中旬，徐水县城附近的香家庄村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公共食堂。7月1日，县委召开紧急电话会议，会上决定发动一场生产方式的大革命、农村生活方式的大革命，提出了“行动军事化、田间管理工厂化、思想********化、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化”的口号，核心是“行动军事化”。与此相配合，徐水县委在这份文件中正式提出要实现全县食堂化，并将之作为推动劳动大协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迅速在全县普及公共食堂，徐水县委连续召开了4次电话会议，批评了在办食堂工作上的消极收缩“右倾保守”思想，统一了认识，把建立食堂工作迅速推向高潮。为了加强食堂工作，徐水县委书记处确定一名书记专管食堂工作，县商业局成立了生活服务指导科，同时抽调粮食部门的20余名干部下派到乡担任后勤部主任，各社和连队（即生产队）也设立后勤部。此后，公共食堂在徐水迅速普及开来。如南张丰乡11个农业社，仅在7月5日一天就办起了92个食堂，有1.2万人到食堂吃饭。几天之内，徐水全县就建立了93个团、299个营、1099个连、3365个排。有的乡还根据劳动力的强弱和年龄的大小，组成了“青年火箭排”、“壮年跃进排”、“妇女突击排”、“少年先锋排”。上下工要列队，并按口令行进，开工有战前动员，收工有总结评比。到7月16日为止，徐水全县很快建立公共食堂1777个，在食堂吃饭的有28.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5％以上。此外，还分别建立了野外战斗随营食堂1410个，幼儿食堂119个，老年食堂248个。这样，徐水全县很快实现了食堂化。

        徐水实现全县食堂化后，每天节约10万个小时，以10小时为1个工作日计，等于每天增加1万个劳动日。据徐水县委介绍，由于生活集体化，不但彻底解决了下地集合等齐的窝工现象，还便于支配劳动力，平均每人每天增加了3个小时的劳动时间。该县南城农业社有94户，过去每户平均有一人因家务缠身不能参加生产，食堂建立后，只需10个人做饭，腾出了84名妇女劳力。由于吃饭及时，行动统一，又提高工时753个，等于增加了63个劳动力。按如此推算，徐水全县仅食堂化一项，就可解放劳动力47119名，加上由于吃饭时间统一增加的工时，可折成劳动力32000个。


        毛泽东亲临徐水，高度评价徐水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前往河北徐水县视察。

        为了迎接毛泽东的视察，在一个多星期之前，徐水县委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县委把大部分劳力、车辆集中在铁路两旁和准备让毛泽东看的地方，并且按照军事编制，明确连、排、班负责人。路两旁的庄稼不准有杂草，地里有人就得有红旗。

        在专列上见到来迎接的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时，毛泽东没有想到竟是一位年仅33岁的年轻人。当得知县委一班人小的二十二三岁，大的也不过三十三四岁，他笑着点头说：“好，都是年轻人哟。”下午4点半钟，毛泽东首先来到徐水县南梨园乡的大寺各庄农业社。他一到大寺各庄，就大步跨进社里的俱乐部。俱乐部墙上悬挂的各种锦旗和奖状，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毛泽东问南梨园子乡党委书记桂登科、大寺各庄农业社支书阎玉如和社主任李江生：“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李江生回答说：“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毛泽东又问：“每亩平均多少斤？”支书阎玉如答道：“754斤。”毛泽东笑着赞叹道：“不少啊！”随后，毛泽东又问了秋作物的预计产量。

        问了社里的收成以后，毛泽东又问起全县的收成。张国忠回答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35万亩。毛泽东惊讶地说：“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他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徐水的情况，就跟他们算账说：“你们夏收才拿到9000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大家一时被毛泽东问住了。张国忠答道：“粮食多了换机器。”毛泽东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毛泽东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他笑着看看大家。大家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毛泽东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着：“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想得多周到啊！”“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泽东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可实际上，1957年徐水的粮食亩产才刚刚138斤，其中夏粮亩产仅有70斤。

        毛泽东接着到村子里去看看。他先来到村子里两个食堂的厨房，亲自拿起社员们吃的大麦面馒头摸了摸，问道：“这里面有没有山药面？”“没有。”支书阎玉如回答。毛泽东又左右环顾地笑着向大家点头，他对社员们的生活感到满意。他还特意去看了看墙上贴的食堂规则和饭菜价目表，并且一句一句地念了一遍。从食堂出来，毛泽东向地里走去。场里地里的社员都向他鼓掌欢呼，毛泽东又接连不断地挥手点头，同大家打招呼。他看到地里劳动的妇女很多，就对陪同的人们说：“这妇女劳力解放得很彻底哩！”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告诉毛泽东，说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这四台。毛泽东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他随后又对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副省长张明河说：“他们这里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社搞了90多个团，200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

        毛泽东随后来到一块齐腰深的棉花地边，仔细看了看棉花生长情况，啧啧称赞，然后就掰开密集的棉枝向棉田里走去。走了一会儿后，他停下来说：“我钻不进去啦！”接着又问道：“这一亩可以收多少棉花呀？”“1000斤皮棉。”社主任李江生说。毛泽东笑着说：“那就是3000斤籽棉喽！”在每一块不同的地里，毛泽东都要问每亩栽多少棵秧子，施多少底肥，追肥怎么上，亩产多少斤。毛泽东听到那些山药都是亩产25万斤，有的竟准备实现亩产100万斤时，对乡、社干部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

        离开大寺各庄后，毛泽东又在徐水城视察了县里的细菌肥料厂和铁工厂。随后，毛泽东来到县委大院，对县委的同志们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谈话间，毛泽东问起了徐水劳动组织军事化的情况。张国忠回答说：“这是逼出来的，全县11万劳力，4万人搞水库，打机井，办工业，支援外地，修路，逼出来了个军事化。全县成立了90多个团，200多个营。”毛泽东感叹道：“这是形势逼人哩。”

        毛泽东还询问了河北省其他地区的庄稼情况，又了解了一下徐水去冬今春实现水利化和当年抗旱的情况。最后，他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次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毛泽东又说：“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他还赞叹道：“下面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北京就不出什么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呀？”张国忠说：“北京出政治领导，出党的总路线！”毛泽东笑着点头表示赞同。

        毛泽东视察徐水，在徐水县的历史上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当天夜里，徐水县委召开了全县大型电话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全县30多万人沸腾了，敲锣打鼓，欢呼雀跃。各个乡社都向党中央宣誓，保证当年粮食亩产超过2000斤，各个战线都要有无数卫星发射上天。毛泽东视察过的大寺各庄，当天夜里就宣布成立人民公社，宣布树木全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

        8月5日，张国忠在徐水县********思想文化大跃进大会上做了《向********进军》的讲话，提出“要建设********，就要有********思想。我们党领导群众多年，就是为建设********，使人民进入生活、劳动幸福的乐园”。张国忠向社员群众讲解说：“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全部归公。……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余都是公有的，这就叫共产。共产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会后，徐水县委宣布全县248 个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

        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奉中央命令来到徐水。8日，陈正人召开了一个有省、地、县委及乡社部分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向与会者通报了党中央要在徐水县搞********试点的决定。他说，在徐水搞试点是合适的，因为这个县跃进很快，在水利建设上有创造性，一年来群众在运动中也有了很多锻炼，农业上有很大基础，交通很方便。会后，一个向********过渡的群众运动很快在徐水县城掀起来了。

        8月22日，徐水县委草拟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迈进的规划草案》，提出“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社会”的奋斗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徐水县委提出“今冬实现灌溉机械和加工机械化，明年实现耕作机械化，农村初步电气化；1963年实现高度机械化和电气化”。“1959年每人平均占有粮食2000斤，食油20斤，肉类50斤。1963年每人平均主要生活资料初步实现各取所需”。“1959年，30岁以下的文盲都消灭，到1963年，达到高小以上文化程度；再过5年，30岁以下的人都达到高等专科以上的文化程度，成为专家”。

        8月23日至9月1日，《人民日报》连载了河北文联副主席康濯撰写的长篇通讯《徐水人民公社颂》，除了全面介绍了徐水全民皆兵、公社化、供给制、吃公共食堂等经验，还宣布了徐水将要发射的“高产卫星”：小麦亩产12万斤，白菜一棵500斤，皮棉亩产5000斤，山药亩产120万斤……文章发表后，康濯发现见报的数字有出入，便向报社查问怎么回事。原来，编辑部觉得他写的数字太低，就直接打电话到徐水，把数字往高处加。康濯问张国忠：亩产万斤粮食能达到吗？张国忠回答：是达不到。但是张国忠认为，只有这么喊，才能喊出大家的干劲来。要紧跟形势，不紧跟形势就完蛋了。9月1日《人民日报》发布消息：“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带向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然而，过了没多久，徐水就从“仙境”回落到“人间”。


        徐水过上了“********生活”

        在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后，徐水县一跃成为“大跃进”运动中的“明星县”，成为风靡全国的“********试点县”。据统计，1958年3月至10月30日，先后有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友人和3000多个国内单位派人前来参观。

        9月20日，徐水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布了《****徐水县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点草案》，实行“十包”：生老病死、吃穿用品，甚至洗澡、理发、看戏等等，一切都由公社包下来。“草案”规定了实行供给制的范围包括农民、工人、干部、职员（包括教员、商业人员）及一切在徐水的工作人员。徐水县委同时宣布取消粮票，让大家放开肚皮吃，每人还可以发一张券到供销社去领布料。结果一夜之间，全县供销社的布被一“领”而光。

        1958年9月15日，徐水县成立了“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后改称徐水人民公社），将分配权控制在总社，经济上由县一级统一核算。9月20日，徐水县委发布了《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修正草案》，取消了干部、职工的薪金和社员的劳动报酬，对全县人民实行“十五包”。从9月份起，干部、工人、职工取消薪金，农民（社员）取消按劳取酬。干部改发津贴，县级每月8元，科局级每月5元，一般干部3元，平民百姓2元。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丧葬等全部由县里统一包起来。此后，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权都被纳入全民所有制，所有生产资料和大部分生活资料归公。

        农民的房屋准备随时拆除，将修建若干个居民点，让社员都住到新村中去，以“消除城乡差别”。很快，徐水就有3万多栋房子被拆除，新房却因资金短缺、建材紧张而无法建起来，成社员住房十分紧张，有的社员甚至连过冬都没有房住。为了加快消灭私有制的步伐，有的地方甚至连社员的家具等物品都划为公有，给社员生活带来很多困难。因此，群众说：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他都归公了。

        两个月后，徐水百姓已经不能放开肚皮吃饭，就连基本的生活用品也难以兑现了。虽然按照供给制实行“十五包”，但全县全年财政收入总共不足2000万元，与发工资、办副业所需费用相差甚远，根本负担不起来。就连每人每年应发的两条毛巾，也只发了一条，便发不起了。11月，县委筹集了550万元，给全县公社社员发了一次津贴及部分生活用品款。12月，县委又筹集了90万元，但还是与需要相差很大，便挪用了商业上的资金700万元，导致商品资金不能周转。徐水搞了3个月的供给制，不得不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草草收场。

        徐水人民公社成立后开始实行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全县一级核算，劳力全县统一调配，实行全县物资和劳力的大平调。为了实现进入********的宏图，县里仓促建起工厂30个、小型企业1348个、大学11 所，文工团、剧团、医院等也一哄而上。但很快便因资金不足而纷纷垮台，刚刚建起的政社合一的徐水人民公社随之流产。

        时任河北省副省长的胡开明后来回忆说：“记得毛主席视察徐水时曾为徐水县亩产1132斤粮食吃不完发愁，而实际上，徐水人民第二年就开始吃糠咽菜了。这都是那个从上到下都‘发高烧’的年代，从毛主席到普通农民，都想尽快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面貌使然；但这只是善良的愿望而已，它违背了客观规律，结果只能欲速则不达。”


        毛东对徐水经验的否定

        1958年8月3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泽东说：“这个决议上有一句话，是不是妥当，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就是讲，快的地方三四年，慢的地方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可以看出，毛泽东已开始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

        10月中旬，毛泽东到天津视察，听取了河北省委的汇报。当听到说徐水是“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还当即要求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到徐水进行调查。

        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又接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关于在河北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尽管对徐水的成绩说了很多肯定的话，但也指出了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如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现象在局部地区依然存在。由于有些干部政治思想水平低，只强调军事化、纪律性，而忽视对社员的思想工作。他们在布置生产任务时，都是简单命令，遇事很少和社员商量。特别在处理劳动不积极、思想落后等问题时，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存在一些虚假现象。据公社干部反映，由于县里布置任务都是又急又多，下面的干部感到压力太大，因此工作中的虚假现象不少。县里和各公社对于粮食的预产估计，也多半大于实际产量。报告还提出了几个值得研究的口号。在商庄人民公社庆祝国庆节的大会上，公社党委书记在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口号：“1960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建成********”，“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这些口号��开在社员大会上宣布是不合适的，因为有些口号不够实际，有的则在提法上就不够确切，喊出去，到时候实现不了，会给群众造成不好影响。过去这个县就曾宣布1958年9月争取成为文化县，而现在文盲还是不少，实际上没有实现。毛泽东看过这份报告后，没有急于批示，而是将它带到了郑州。

        10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听取了刘子厚对徐水调查结果的汇报。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刘子厚汇报了一亩甘薯亩产不过2000斤，徐水有关方面却说可以产8000斤，还有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以供参观等弄虚作假现象。毛泽东对刘子厚能够如实反映情况很满意。针对当时徐水县已宣布为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毛泽东说：“徐水县实际上是集体所有，是扩大了范围的集体所有。你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好。是徐水全民所有，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它有两种不同，一是和过去合作社不同，一是和国营工业也还不同。”毛泽东还指出，交换问题要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大范围的内部调拨要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商业要发展，一部分是调拨性质，一部分是商品交换性质，还是货币交易。在分配问题上，毛泽东反对把什么都包起来，指出“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要把劳动力多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家具可以不归公”，私人间的债务不能“共产”，“废除了，两方面不舒服，借钱的觉得对不起人，外借的也不舒服”，“这些账，我看还是以还为好”。在汇报到家庭生活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大中小结合，阴阳五行还要讲嘛！幸福院不幸福，老人们住在一起，见不到自己的儿女，没有中小，只有阴�，就没有五行了。”毛泽东最后谈到党的领导和干部作风问题，强调指出：“丰收有成绩，容易骄傲起来，铺张起来，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么一套，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

        10月29日，河北省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徐水工作。会议指出了徐水县********试点过程中，在政策、作风、领导方面出现的问题，并责成保定行署专员杨培生将省委指示和地委意见，向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做了传达。

        11月2日至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郑州举行（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徐水进行了批评：“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称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所有制即大集体所有制，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同全国全民所有制不能混同，人民公社的产品不能调拨，同国营工厂不同，如果混同，就没奋斗目标了。现在不少干部对此模糊，如果有人说不是，就说是右倾。”“我国商品不发达。……现在有些人总想三五年内搞成********。”“现在不能叫********，水平太低，只能说********的因素和萌芽，不要把********的高标准降低了。”他提醒大家：“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以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8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毛泽东对徐水的工作进行了批评，说他们是“急急忙忙往前闯”，并批评了徐水的浮夸风：“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 <br />
        11月10日晚，郑州会议结束。毛泽东把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报告又重新读了一遍，心情非常沉重。他将报告批转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此件是说徐水县的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写完这段话，毛泽东觉得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毛泽东对徐水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11月27日，河北省委和保定地委派出工作组协助徐水县解决********试点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11月27日到12月25日，张国忠代表县委检讨********试点中出现的问题，并先后召开几次县委会议总结经验教训。12月31日，徐水县委向省委、地委递交了检查报告，标志着徐水“********试点”的终结。从1958年9月中央派人到徐水抓“试点”，到12月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做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徐水的“********试点”仅维系了4个月便夭折了。
        —— 保定都市网

忆述：河北满城汉墓文物装11辆大卡车分两次运京

　　中新社保定七月十四日电 (记者 吕子豪)  今年是满城汉墓发掘四十一周年，寇俊林、苏学诚、曹培成、李锡明等当年参与发掘和保卫的老兵旧地重逢，感慨万千。河北省满城县旅游局十四日称，正是这些战士的无私奉献，使举世罕见的“金缕玉衣”、“长信宫灯”等珍贵文物得以重现人间。

　　满城汉墓位于河北保定城西北二十一公里处，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葬，也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山洞宫殿。从发现、发掘、清理文物到古墓被复、伪装工作，北京军区工程兵某部八连的战士全部参与其中。有考古学家称，“解放军发现发掘了历史上没有记载的两座大规模完整的古墓葬，填补了历史遗笔，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时任副连长的寇俊林回忆，一九六八年，该连官兵奉命到满城陵山执行国防施工任务。五月二十三日，在实施爆破作业时，无意中发现了几件暴露在外的文物。他们确认这是一座古墓葬，便停止了作业，由十二班站岗保护并报告了上级。中国前总理周恩来听取汇报后十分重视，亲自部置发掘工作，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精心挑选十九人组成发掘工作队。发掘工作二十九日开始，该连抽出六十人组成了警卫组、后勤组和发掘组。

　　寇俊林说，从五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三十日，该连有一百五十人参加，出工达七千多个，艰苦奋战四个多月，协助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土了“金缕玉衣”、“长信宫灯”、“博山炉”、 “铜漏壶”以及漆器、纺织品等大量珍贵文物，为研究中国汉代冶炼、铸造、纺织业和天文学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寇俊林回忆了清理文物时一件感人的小事：新战士李孟宇感冒发烧后仍坚持在洞内的发掘工作，不顾污泥腐土沾满全身，支持不住了就跪在地上细心地寻找每一件小珍品，“有几根金针和细小的珍贵文物就是他从烂泥中寻找出来的”。

　　初步统计，战士们和考古人员一起从两座古墓中先后发掘和清理出了各种珍贵的铜器、金银器、陶器、漆器、丝织品等随葬品两千八百多件。之后，该连用十多立方米木料制作了各种包装箱三百多个，于当年九月二十九日和十月十五日，分装十一辆大卡车安全运到了北京。

　　一九六八年七月，郭沫若视察该座西汉古墓时说：“解放军保护发掘古墓工作做得好，后勤保障工作做得也很好”。

　　此间官方称，满城汉墓出土的大量文物，不仅为西汉中期断代提供了大批实物标准，而且对研究中国汉代的历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此后，一些文物曾远赴二十八个国家展览，得到众多国际友人的盛赞。
　　——  中国新闻网

为冀中儿女写英雄传记的文学前辈
 
　　从前读过老作家康濯的《莲池断想》一文，其中写道：“听袁静说，她和孔厥正住在莲池写作《新儿女英雄传》。那个地方环境很幽美，很漂亮。”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喜欢文学的我经常和同样喜欢文学的三两个朋友一起逛莲池，一边逛一边猜想哪一间水榭亭台是当年袁静、孔厥的写作之处，哪里又留下他们为《新儿女英雄传》奋笔疾书的身影？

　　后来再读《中国现代小说史》了解到：因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的共同创作而结合的两作家婚后生活并不尽如人意，在动荡的政治运动中，他们最后还是各奔西东，但是他们在创作上的合作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史上真可谓是惊天动地。他们的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是为数不多集体创作中的可谓远播名扬的文学作品，从国内到世界，从小说到电影。识字的忘不了的是他们的小说，不喜欢读书的，忘不了的是以他们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或评书。他们分手了，各过各的生活，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不把他们俩的名字放在一起，放在小说《新儿女英雄传》作者署名一栏。在许多上了年岁的冀中平原人的记忆中，无论是古城保定还是水乡白洋淀，很多读过现代小说的都知道，为冀中儿女写英雄传记的最有名最成功最深受冀中人民欢迎的当属袁静和孔厥。

　　1947年在冀中边区抗敌文协创作组的袁静、孔厥，深受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决定写一部反映冀中地区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一开始，孔厥、秦兆阳、袁静３人合作，写了18万字之后写不下去了，就准备推倒重来，秦兆阳退出。而孔和袁经决定亲自去水乡白洋淀，实地采访。

　　提起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离不开水乡白洋淀，1948年，孔厥和袁静一起来到白洋淀。袁静在雄县妇联工作，连累带急，生了病，安新县妇联主任马淑芳来看望她。在袁静后来写的《关于〈新儿女英雄传〉的创作》中写道：“我偶然和我的好友——妇联主任马淑芳同志聊起她参加革命的经过。马淑芳同志的不幸遭遇和曲折的奋斗经历，引起我极大的同情和兴趣，使我有了要想塑造这样一种妇女典型的强烈愿望。我好像发现了新的矿藏，说服了我的合作者。”这个合作者就是后来袁静的丈夫孔厥。

　　此后，袁静和孔厥一道，又采访了安新县的领导干部、雁翎队员等，然后开始写。在以后的日子里，袁静和孔厥列出详细写作提纲，孔厥构思牛大水、杨小梅、张金龙之间的婚恋关系，袁静写初稿，孔厥加工整理，然后两个人在保定莲池，一个风景秀丽，环境清幽的地方，进行了数月的整理加工。一部反映白洋淀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坚持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便脱稿了。

　　小说完成以后，于1949年5月25日至7月12日的《人民日报》文艺版连载刊出，小说受到读者一致好评，郭沫若、谢觉哉等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尽管在七十年代末期，在《新儿女英雄传》的小说版本上，作品署名只有袁静和她名字后面的“等”字，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等”后面的那个人的名字——孔厥，不管他生前，在朝鲜平壤也好，在文化部电影局剧本创作组也好，有过什么样的人生，蒙冤屈辱、婚恋坎坷，我们都不能抹杀他为冀中儿女写过英雄传记这一段历史。再说，这位解放初有名的文学才子，在文革初期受到严重的身心迫害，已经用赴水颐和园自尽方式付出了他的生命代价。
　　—— 保定日报 王文静

一张没有自己的珍贵照片

　　

　　1960年是我人生之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一年，那一年我作为全国劳模代表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记得那年4月份的一天，我接到了县里通知，到保定市军分区开会。到达保定后才知道，由于我在修建水库中功绩显著，上级已报批我们8个人为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将奔赴北京参加全国劳模大会，受毛主席的接见。听到这一消息后，我们几个激动的心情难以言喻。现在我还能记起另外几个劳模，有安国的吕佩连、定县的郝庆山、高阳的梁新月、安新的赵坡和博野的我等人。几天后，我们住进了北京海运仓招待所，在等待接见的那几天里，我的心里就感觉有一个小鼓在不断地敲，有时晚上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1960年4月23日下午4时零5分，是让我这一生感到最振奋人心的时刻。在中南海怀仁堂门口，毛主席和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了我们这一批全国劳动模范，并和劳模们集体合影留念。

　　照片洗出来后，人们争相购买。放大后的大合影照100元钱1张，现场抢拍的小照片6毛钱1张。但当时由于我并没有带那么多钱，所以仅买了1张小张的照片，且在这张照片上看不到我的身影，因为当时毛主席刚刚走过我站立的位置，可能有我影像的照片已被别人捷足先登买走了。至今我还常常后悔，即便当初借钱也该买下一张大的有和毛主席老人家在一起的合影照，那说起来多光荣呀。另外，在会议期间，党中央还向我们每位劳模发了一支半自动步枪和一百发子弹，后来文化大革命前期的1966年，我持有的枪支才被县武装部统一收回。

　　现在，每当看到这张老照片，当年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场景就会在脑海里浮现，这张老照片令我感到弥足珍贵，我会将其珍爱一生。
　　—— 保定日报  陈朋飞口述  张树刚整理

满城汉墓与“刘皇叔”
 
　　汉墓被发掘以前，陵山只是保定满城县境内的一座小山丘，形若落凤，海拔也就236米，属于八百里太行山的余脉。但是从这座山脚到山顶，有一条明显是人工开凿的山道，究竟什么人修的？干什么用的？没有人知道，在陵山的顶峰，还有一座倒塌的祠庙，什么时代建造的什么人的庙？也无人知晓，陵山为什么不叫别的什么山呢？山的东南方向还有一个“守陵村”，村里人都说他们的祖辈是为“王侯”守陵的。究竟为谁守陵？陵在哪里？这千古之谜在1968年终于被破解。

　　1968年5月23日下午3点左右，满城县西南的陵山顶部，解放军某部的一次国防工程的爆破中，无意中发现汉墓遗迹，随后拉开了惊动世界的满城汉墓的发掘序幕。在战士取出的文物中，有一件刻有“中山内府”字样的铜器。一个月后，在周总理亲自批示下，考古队伍进驻满城，两个月后由郭沫若同志亲自挂帅的考古专家进入到墓穴后室，在看完那些文物后，郭老顿时眼睛为之一亮，待他仔细看完，旁若无人地大喊：“这是刘胜的墓！”中山靖王刘胜的墓陵。

　　而在京剧三国戏《甘露寺》中，乔玄唱道：“那刘备本是靖王后，汉帝玄孙一脉流。”更有历史依据的是在陈寿的《三国志》中有：“先主姓刘，讳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后也。”论辈分刘备应该是当时的皇帝汉献帝的叔叔。这便是“刘皇叔”的由来。

　　据汉墓导游解说词中说：“中山靖王刘胜的墓穴整体来看特别像个龟形，尤其是龟头高昂，气势恢宏。”也就是说墓穴始端建成穹隆形，中山靖王是想日后自己这一脉还出皇帝，偏偏历史就是那么巧和，他后世孙中还真的出了一位名叫刘备的，成了蜀国的一国之君。

　　说起三国时的刘备，凡是看过三国的人都知道，但论起他的身世传说，知情者恐怕就不多了。三国演义的一开始，人们都称他“刘皇叔”，这“刘皇叔”一称呼的由来与汉墓的主人刘胜有很大关系。

　　在满城一带据说有很多汉昭烈帝刘备的传说：到了刘备的爷爷那一辈儿，就被取消了世袭的王位，成了地地道道的平民百姓。有一年满城一带连年大旱，颗粒不收，刘备的祖父得了重病，临终前把刘备的爹娘叫到跟前，让他们离家逃命，朝着东北方向，到了车上树、牛上房、一双鞋有128两重的地方才能落户。说这些话的时候，刘备的娘早就有了身孕 ，为了生计，只得拖着笨重的身子上路，一路走一路瞧，找刘备祖父说的地方，偏巧碰上了风雨天，夫妻俩艰难地走到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鞋上粘满了厚厚的一层泥，刘备娘突然醒悟一声惊呼，让刘备爹称量一下沾满泥的鞋，不多不少128两！夫妻俩喜出望外，抬眼一瞧，不远的村子，黄牛在房顶上吃草，槐树上架着一辆纺车，一下子明白了，正应验了刘备爷爷所说的话！夫妻俩赶紧在一家大户看场用的土坯房里住下来。这家大户原来是一名武举人，善交朋友，这天夜里见有人在土屋里住下，就想看个究竟，谁知正和一个人相遇，谁呀？原来是知州大人，正巧夜里来此私访。当武举人和知州大人走到土坯房的跟前，两人刚一照面儿，就听屋里“哇”，一个小男孩刚巧降生，两人一怔，心里说：“这个小孩生得真是个时候，文臣武将给他把门！”如此看来刘备的祖籍应该是中山国，祖上应该是中山靖王刘胜。这个降生人间的小男孩就是后来的刘备刘玄德。
　　—— 保定日报 文静

安国贵妃桥的趣事
 
　　在文化底蕴丰厚的安国，不仅有闻名于世的一代药王邳彤，一代文学大师关汉卿，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轶事趣闻。现在被国家定为重点保护文物的贵妃桥就是一例。

　　在安国城南30里处伍仁桥村南的磁河上，有一座桥，叫万寿桥，又叫贵妃桥。修建于明代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为明神宗朱翊钧的贵妃郑氏所赦修。这座桥5孔联拱，顶部镶嵌着一块大理石刻有：“大明万历岁次庚子秋季立，郑贵妃赦修建万寿桥”。当时桥头设有关隘，横额上刻有“祁南雄镇”4个大字。并有石象、石狮、盘龙石柱，其刻工精细，栩栩如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不没中空

　　据《祁州旧志》载：“贵妃石，在伍仁桥，桥建于明神宗三十七年，长二十余丈，中空有小石砌北壁上镌郑贵妃数字。每遇河水涨发时，在水高几尺，至中空即低下，顺流而过，则复高。相传不没中空，即不没此石也。”贵妃桥南北横跨在磁河上，造型优美大方，蕴稳而秀逸，坚固而轻盈。据记载，明代的磁河不仅“长河天际”、“波光万顷”，而且是“绿罗映彩流红叶，翠颦堆琼卧白鸥”。在这样充满诗情画意的长河上，横亘百尺的白玉石桥，直若长虹垂挂，玉练铺陈，无论是春雨初霁，还是秋高气爽，晴空万里，贵妃桥都给这天外青练般的磁河，增添了无限的魅力和情趣，使人悠然萌生游磁河的佳趣。


　　数不清的狮子

　　贵妃桥的桥面、拱券和桥墩之间都有铁腰和铁件联接，坚固而严密。桥基为山炭、柏木桩、石板筑成。桥北口两侧有一对石象，长1.4米，高0.85米，底座高0.6米。桥南口紧接包鼓石处有两只大型石狮，高1.8米。桥面两旁石栏杆的望石柱上，雕刻着精致的花纹和一个个形态各异的石狮。在母狮身上的小狮子，大的如巴掌，小的像核桃。有的在胸前吸乳，有的扒在背上戏耍，有的蹲在身上，有的只露出半个头，有的露出了两只脚，千姿百态，十分惹人喜爱。要想数数这桥上的狮子到底有多少，从明朝修建到现在，还没有人数得清。相传，清朝末年，伍仁桥镇两家当铺的账房先生奉东家之命，手拿算盘，带领伙计，多次到桥上计算狮子数目，结果数字各异。所以，伍仁桥的狮子也和卢沟桥的狮子一样，数不清。


　　镇桥之物

　　在宋元朝代，伍仁桥这一带叫伍仁里，伍仁桥的前身是一座不过五尺的石板小桥，叫伍仁桥。据史书记载，伍仁桥南磁河“古渡则舟，各省通衢”。磁河发源于太行山麓，至伍仁桥汇入潴龙河，东流到沙河，最后到白洋淀。伍仁桥虽小，但沟通南北，船舶可以直达天津，是交通要道。身狭势迫，每值水盛则泛滥洪涛，无航可渡。居民就用木料搭成桥，随用随坏，且洪水来临不能阻挡。有些居民想发起募捐重建新桥，济渡往来，以期永固。而当时屡屡天灾，百姓流离失所，所以未能实现募捐。郑贵妃南巡经过此地受阻，看到车马行人拥挤不堪，交通不便，并听当地的人诉说它的危害，她体察民情，回到宫里就对明神宗说要关心民间疾苦，她在宫中亲自募捐集资，并在万历戊戌岁（1598年）春，特差仆人监工建桥。选曲阳、黄山之石，昼夜传输，劳工万计，3年时间，修桥完工。在桥南头峙万寿坊，撰座九龙碑，北悬三忠阁。在南碑楼内有蟠龙擎玉带一条，历年久远，为吹烟所熏，五色不辨而其形宛然可睹，相传是郑贵妃所留。在三忠阁内，悬有郑贵妃佩剑一把，圣旨一道，作为镇桥之物，以防洪水，保百姓永远平安。


　　鲇鱼洞

　　据伍仁桥村百岁老人讲，在贵妃桥下的西北角有一个从来没人钻到头的鲇鱼洞。那洞中之水又黑又凉。郑贵妃的太监王朴曾被派去监督建桥，可他却把入私囊的银两放在这个鲇鱼洞中。有一只鲇鱼精在夜深人静时把银两拖了出来，撒在了伍仁桥至崔章的千里堤上，让过路百姓捡去。郑贵妃曾派王朴监督修伍仁桥和距伍仁桥西8里地远的崔章桥。而太监王朴鬼点子多，利用修桥的机会大捞一把。

　　那个年代，修桥工匠们成天累的腰酸背疼，而王朴之流，成天吃喝玩乐，挥金如土。一晃3年过去，伍仁桥接近完工。而崔章桥却不见踪影，郑贵妃要来查看，王朴私吞了银两，这怎么办，王朴想了一个办法，即差人买回来几百领苇席，昼夜突击，在崔章村搭起了一座席桥，并暗里通知各家老百姓，不许声张。郑贵妃来视察，王朴又装病装死欺骗贵妃，结果崔章桥没有修成和伍仁桥一样的桥，王朴落得个千年骂名，连鲇鱼精也痛恨他。
　　—— 保定日报 马然

石少华与冀中摄影事业

　　

　　白洋淀上雁翎队，冬季驾着冰床活跃在冰淀上。        石少华 摄


　　在保定区域内，我党的摄影事业兴起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主要开创者是从延安来的抗大摄影记者石少华。

　　石少华，广东人，初中时接触了摄影，读高中时，受到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启蒙。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初，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石少华曾就读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他的初衷是做一名军事指挥员，由于在抗大学习时为庆祝抗大成立3周年的一个展览提供了摄影作品，他的摄影特长发挥了出来，在抗大一部分迁往晋察冀时，党组织任命石少华为抗大记者团的摄影记者，他从党的利益出发接受了任务，从此成为了一名摄影工作者。1939年9月，石少华来到晋察冀，随即被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调入冀中开辟摄影工作。

　　石少华到了冀中，在吕正操司令员的大力支持下，从1940年6月到1942年6月两年的时间里，连续开办了四期摄影训练班，共培养出100多名摄影干部，为冀中摄影工作的开展和晋察冀摄影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冀中第一期训练班1940年6月至10月在曲阳县宋家庄开办。学员从冀中军区所辖5个分区抽调，摄影课为主要课程，讲述摄影常识、新闻摄影、暗室技术、照片上色等4方面的内容，由石少华任主讲。除摄影课外，还学习政治和文艺理论。训练班开办期间，多次受到日寇的侵袭，学员们在战斗中完成了学习任务。学员中的流萤、袁克忠、孟庆彪、李械等后来都成为晋察冀的优秀摄影工作者，创作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作品。1940年冬至次年3月底，第2期摄影训练班在河北定县开办。石少华仍任队长和主讲。课程设置在第一期的基础上，更加科学和系统，增加了美术和光学两门课。主要课程结束后，石少华还带领学员到白洋淀进行摄影实习。第三期、第四期都在河北安平县举办。开办于1942年2月的第四期人数最多，达80多人。学员大部分都是来自战斗部队的连排级干部和地方公安系统的青年优秀干部。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对这期训练班十分重视，特派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焦国珍前来任指导员，协助石少华做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由于日寇对冀中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五一大扫荡”，这一期未正式结业就结束了。

　　除开办摄影训练班进行摄影组织建设外，石少华还深入生活实际，深入到抗战军民之中，潜心琢磨，努力实践，在战火中炼就自己的艺术个性，寻求与人民同命运的思想与艺术基础，进行了大量的摄影创作活动。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两次出色的摄影历史记载，都与冀中有关，一是表现白洋淀雁翎队的，一是表现冀中地道战的。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石少华因执行任务途经白洋淀，为白洋淀雁翎队的顽强抗战所感染。后来，他六进白洋淀，与雁翎队的游击战士生活在一起，精心创作了一组反映白洋淀雁翎队进行游击战、加强军事训练和自身建设的作品。地道战是冀中平原大打人民战争、进行游击战的代表，石少华为创作反映地道战的作品，从1942年了解地道的详细情况到1943年开始产生作品，多次进入地道与军民并肩战斗，在思想上、艺术上——包括构图、构思、采光等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和艰苦的实践。石少华这两次出色的创作活动，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他拍摄的反映雁翎队的作品，时间上有夏秋冬三季，内容上有出击、行军、军训、学习、劳军、监视敌人等各个方面。以《白洋淀上雁翎队》、《芦苇丛中监视哨》、《冰上练兵》等优秀作品为主体，成为雁翎队事迹的历史缩影。反映地道战的作品，以《出奇制胜》、《地道战》、《哦，地道口原来在这儿》、《机动灵活》等作品为中心，构成了一组反映平原游击战争的历史性画廊，主题思想鲜明突出，构思完整圆熟，充溢着抗战志士英勇无私的品格和出奇制胜的才智。石少华回忆创作反映地道战的作品时说：“在抗战中，我曾多次参加了地洞战惊心动魄的战斗，使我对地洞战有较深的感受，但要把这些感受用照片生动地反映出来，开始时困难得很，因为地洞内的空间很窄小，加上光线非常黑暗……经过相当时候的努力和无数次的失败，困难才克服了。”

　　石少华的摄影作品，在艺术上雄浑壮阔又不乏细腻妙趣。《白洋淀上雁翎队》（1943年），着意表现船队行进时由近及远的走形，水天一色，阳光灿烂，富于变化的线条，人与自然相融合的壮阔景观，使人感受到了战争以外的美，整个画面用心独到。《向渤海进军》（1944年），日光同海上的反光与浓重的船体、粗犷的风帆占据画面左右，既形成强烈的反差、造成恢弘的气势，又使画面匀称、平稳，更添一种威严和辽远。郭沫若在1962年3月20日观石少华个人影展后赋诗：“解放10年前后，河山万里金瓯。工农服务上镜头，留下革命春秋。”这是对石少华作品思想内容的恰当评价。

　　石少华在创作的同时，还不间断从摄影实践中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认真加以总结概括，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的摄影理论水平。1945年，石少华与他人一起合著了《关于攻克城镇的摄影工作研究》专文，以后又陆续发表了《采访漫谈》、《谈新闻摄影》、《摄影记者的工作》等摄影理论文章，成为新中国摄影理论的重要史料。
　　——  保定日报 孙彦君

遗恨谁解秦舞阳
 
　　《史记》中说：太子丹派荆轲西行刺秦的决策敲定后，荆轲迟迟不动身，因为他“有所待，欲与俱。”证明他要等待一个朋友来协助他完成这项改写历史的重大使命。而太子丹“疑其改悔”，逼道：“丹请得先遣秦舞阳。”你荆轲是游历于燕的“卫国人”，若非田光死荐，何以担此兴邦大任？我燕国非无勇武之人，秦舞阳便是！于是“荆轲怒……遂发。”但秦舞阳仍被派做了副使，陪荆轲同往。这个被太子丹无比信任的秦舞阳到了咸阳宫，则“色变震恐”，没有帮上荆轲任何忙，后被乱刃分尸。

　　易县城南八华里处有燕下都遗址，阡陌纵横，土台兀立。两千年后的今天，这些土台仍然延续着当年的名字，如老姆台（燕国外交部）、黄金台（燕昭王招贤纳士处）、虚粮冢（诈敌的“粮仓”）等等。而在其宫殿区却有“舞阳台”，台旁一个村庄唤“舞阳台（一写武阳台）村”。一个贪生怕死、徒有虚名的“副使”，丢尽了燕人的颜面，被太始公塑造成荆轲大义凛然的鲜明反衬，后人为何还要筑台纪念他？如何还沿用他的名字命名自己的村庄？

　　每每游走在燕下都遗址上，我都要苦思这个历史疑团。秦舞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和难言的遗恨呢？

　　秦舞阳有着光辉的家族史，他的爷爷秦开在燕昭王时，曾被派往东胡（因居匈奴以东而得名，南邻燕国）做人质。少年秦开并未因自己可悲的身份而意志消沉，也未因处于难免吃一刀的危险境地而整日惊悚，他以游猎为名，处处留意山川地势、民俗风情、兵将关隘。归燕后，立即请缨，亲率燕军击败了这支强悍的游牧部落，逼其迁于今西辽河上游的老哈河、西喇木伦河流域，并筑两千多公里的长城以防其袭。此役扩展土地南北一千、东西两千余里，燕因此设上谷（张家口、小五台以东，赤城、延庆以西内长城和昌平以北）、渔阳（今围场以南、蓟运河以西、天津市以北、北京怀柔通县以东）、右东平、辽西、辽东等郡，现在的沈阳当年就属辽东郡统辖下的戍边城，名为侯城，秦开至今被尊为辽宁建城史上第一人。继而秦开又东渡辽水，进攻萁氏朝鲜，直达满番汗（今鸭绿江）。这次大规模的成功扩张，奠定了燕国为战国七雄之一的历史地位，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一代豪杰的子孙，秦舞阳自小就受到了严格的击剑、演阵、兵法等军事训练，他13岁时，曾仗剑在燕市行走，遇到一豪强凌辱一弱女子，便拔剑相向，立斩此贼，轰动都城。自此“人不敢忤视”。这么小，就没人敢正面对着看他，说明他少年英气咄咄逼人。及至弱冠时，太子丹招募了20名亲信壮士，请他负责训练。许多资料证实这段史实，说明太子丹早已筹谋着对秦的“自杀式”行动了。舞阳台村的村民世代口传：这座土台就是当年秦舞阳练兵点将的地方。太子丹对这个“基地组织”的训练有临阵磨枪的嫌疑，几次催逼秦舞阳立率这20壮士赴秦。强秦势如破竹的攻击已经使太子丹失去了耐性。秦舞阳是最了解他这20壮士的军事素质的，他不同意做无谓的牺牲，他明白20壮士一旦赴秦必死无疑，毫无成果的白白送死没有丝毫意义。恰在此时，荆轲出现，而且田光死荐，放弃自己羽翼未丰的死士，用一个尚勇的“外国人”来拔去他心中刺，相比希望更大。荆轲的迟发让他恼怒，因而以改用秦舞阳为使激将荆轲。荆轲答应出征时，太子丹又隐隐感到荆轲等待的极可能是比他功夫还要高超的人，荆轲独去没有十分的把握，因而他毅然决定秦舞阳率20壮士随荆同行。而此时的秦舞阳仍然感到自己的部下还不能完全胜任这个光荣的使命，同时对荆轲的能力也表示了怀疑。太子丹讥讽他反不如一个“外国人”知道忠心报国，下达死令，20壮士必须同行，秦舞阳也只配做个“副使”。

　　行动前，正副使之间已经心存芥蒂，互有指摘。在燕国境内，由于太子丹的过分礼遇，秦舞阳无法发泄对荆轲的愤懑，但出了国境，秦舞阳就提出由他和他的部下全权履行刺杀行动计划，让荆轲寻找他的助手去。既然你没有十分把握，我们自己国家的事情还是我们自己办更振奋人心。荆轲则坚持自己是正使，一诺千金，决不失信于太子，并说如果秦舞阳再坚持己见，则抛开队伍，独入虎穴。就这样，一路行进，一路争执，直到咸阳。

　　在送给秦王宠臣蒙嘉价值千金的礼物，蒙嘉答应说服秦王接见他们后，他们开始了各自的忧虑：不论谁都不可能独立完成这个使命。因为他们已经嗅到咸阳戒备森严的战时气味，更何况不可一世的秦王要在咸阳宫按九宾仪式接见他们！那20壮士是没有资格进入宫殿的。于是二人首次商议如何协同刺杀行动。最后的结果是：荆轲携带樊於期人头走在前面，秦舞阳抱着藏有徐夫人匕首的地图紧跟其后，秦王展图时，荆轲拽住秦王，秦舞阳抓刀猛刺……

　　计划确定的夜晚，秦舞阳突然病了。这一年他刚刚20岁，从未离开过燕国，寒冬中不停的行进，饥渴劳累、水土不服、对荆轲的气愤，对太子的幽怨，对刺杀行动胜败的焦虑，使他的身体受到极大损伤，他开始时冷时热，他患了伤寒。秦王召见的时间不会改变。于是秦舞阳安排20壮士速离咸阳逃生，自己则拖着病躯义无反顾地跟随荆轲跨进了咸阳宫门。

　　按照正副使的次序，二人走至宫殿台阶时，秦舞阳突然感到心悸，面色煞白，两腿发抖。他知道伤寒病不是时候地发作了。他不得不站下，调整呼吸。这时秦王的大臣们开始疑惑了。荆轲见状，急中生智道：“北方蛮夷的粗野之人没见过天子，所以心惊胆战，希望大王宽容，让他在大王面前完成使命。”秦王说：“你递上秦舞阳拿的地图来吧。”这样，秦舞阳只能暗自焦急地等在殿下了。

　　荆轲围柱追刺秦王时，秦舞阳在殿下有劲使不上，只能等待死神的降临。

　　他带去的壮士只有一个逃回了燕国，是他讲述了秦舞阳患病的经过。燕国的百姓们认为：尽管秦舞阳在外人看来胆怯怕死，但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这种人同样值得后人敬重和纪念！

　　千古遗恨，谁解秦舞阳？
　　—— 保定日报 李文通

清代名臣尹嘉铨之文字狱
 
　　文字狱，是中国封建统治者为镇压属下和文人的反抗，从其奏章、书札、著作中摘取片言只语，罗织罪名而制造的冤狱。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在位期间，仅见于史籍的文字狱就达七八十起。比如：燕赵直隶名臣三品顶戴道学家尹嘉铨的文字案就是其中之一。

　　尹嘉铨，是乾隆年间的一位道学先生，专门讲授《诸子集注》，当时小有声名，官至三品朝臣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尹嘉铨退休回到老家博野县。

　　乾隆四十六年，也就是尹嘉铨退休还乡的第二年的四月，乾隆皇帝西巡五台山，驻跸保定。道学先生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接驾盛典，近在咫尺，何况自己又是乾隆帝的一名老臣。”无奈当时直隶总督那些地方官都不愿他出场，谁愿意多一个人来分享一份“皇恩浩荡”呢！

　　最后，尹嘉铨为了见上乾隆皇帝，为有生之年再为吾皇尽一份犬马之劳，竟然昏了头想出个办法：就是作为孝子，得为自己已经入土的老父亲——尹会一做点什么。于是他决定：一，父亲曾经得到皇上的褒奖，请求皇帝赐给谥号。二，让父亲与开国名臣范文程一起从祀文庙。如果乾隆帝恩准，那自己不是既做了孝子，又可以大出风头，在博野的父老乡亲面前风光无限。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叫起大儿子，叫他火速前往保定府，呈上自己为老父亲请谥的奏折。这一下，尹嘉铨，怎么也不会想到，乾隆皇帝大为恼怒，当即下令革去尹嘉铨的顶戴，交给刑部审讯，指定官员前往抄家，而且特别嘱咐一定要留心搜索检查“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 既然圣旨已下，开始抄家，那些落井下石的承办官员绞尽脑汁给他罗列罪名。比如说他强娶50岁的节妇为妾等等，于是尹嘉铨一个前三品顶戴大臣，著作颇丰的道学家，成了大逆不道的伪君子。而且道学家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不仅光耀门庭的美梦破灭，竟还招致一场杀身大祸。

　　果然，在尹嘉铨的文章中查到“为帝者师”的字句，乾隆皇帝咬文嚼字地批驳道：“尹嘉铨竟俨然以师傅自居，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加以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否为朕师傅？”显然由此人们看到了一向附庸风雅的乾隆皇帝的另一面：阴险、凶残、狠毒。他对文字挑剔之苛刻令人防不胜防。当然这对于妄想沽名钓誉的尹嘉铨是怎么也不会料到的。

　　许多的清史学家认为，尹嘉铨的文字案，是因为他在乾隆皇帝面前自称为“古稀老人”，而这一称呼乾隆皇帝早已使用过，他又来用，惹得天子大怒，差一点被凌迟，后经人百般劝谏，才免了凌迟，免了株连全家。这也算是他不幸中的万幸。

　　鲁迅先生在《买小学大全记》中，谈到尹嘉铨的文字案，自有他的见解：“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就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查抄，这并非看中他的家产，乃是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一两声，非彻底根治不可。”

　　显然这是皇帝的强词夺理，尹嘉铨不过妄想以光耀门庭的奏折去保定府接驾皇帝，分享一份浩荡龙恩，见上乾隆，喊上几句：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借以在父老乡亲面前显露风光罢了。并没有想东山再起去当乾隆皇帝的老师，他万万没想到也就是这一招竟然送了自己的性命。

　　在严刑逼供下，70多岁的尹嘉铨不得不认罪：“只求皇上将我立置重典，以为天下后世之戒，这就是皇上的恩典。”乾隆皇帝亲自做出裁决，处以绞刑，销毁他的著作及有关书籍93种。
　　—— 保定日报 文静

赵元任在保定
 
　　中国现代有一个旷世奇才，特别在语言方面，人们说他具有“录音机的耳朵”，他一生会说33种方言，会熟练地运用英、法、德、日、西班牙等多种外语。他是我国方言研究工作的开拓者和最有成就的工作者，是我国国语运动的元勋，他对汉语共同音标的确定、汉语拉丁字母的制作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没有加入美国国籍的1945年，他就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在美国语言学界大家公认“在语言上赵元任没有错过”。这还不算，他博学过人，学的是数学和物理，获得的是哲学博士，又是著名的音乐大家。他谱的曲子《教我如何不想她》被称为中国民族歌曲的经典，流行音乐的开山力作。

　　赵元任名播海内外，但与保定的关系却鲜为人知。

　　赵元任，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出生于天津。其祖父赵执诒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的29代孙，赵执诒的曾祖就是清代中期著名史学家和诗人赵翼，“李杜诗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诗就出自赵翼之口。赵匡胤祖籍保定，赵匡胤第31代孙赵元任也应算保定人了。赵元任儿童时代居住情况是这样的：3岁（1895年）住磁州，4岁（1896年）住祁州，5岁（1897年）住保定，6岁（1898年）住冀州，7岁（1899年）住保定，8岁（1900年）住冀州，9岁（1911年）回常州。从上面的统计看，幼年的赵元任一年换一个地方，随大人奔波，这是因为社会动荡，做官的频繁迁徙，孩子也不得安宁。从中也可看出，那时他的居住地是以保定为中心，在河北颠簸流动的。他的记忆之初，是从保定开始的。应该说赵元任不但先祖是保定的，而且他的生活也是从保定开始的。在他的记忆中，冀中大地的骡拉木轮大车和撑篙、扯篷、拉纤的过往船只，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1920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要来中国讲学，梁启超、张东荪等人领导的进步党请赵元任担任翻译。赵元任受聘到清华任教，原说聘请他教数学，到任却让他教了心理学和物理学。因罗素的哲学曾对赵元任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哲学研究有重要影响，也只有他才能出色胜任大哲学家的翻译工作。罗素携女秘书波拉克在中国上海等处讲学，也曾来到保定育德中学等处讲学，翻译就是赵元任。当时，蒋百里等人还专门编辑创刊了《罗素月刊》，刊登的罗素的文章也都是赵元任的译文。

　　1924年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导师，4大导师他最年轻，不过也是学术界执牛耳人物。他主讲音韵学，后来的语言学家王力、裴学海就是他的高足弟子。1929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赵元任为主席，通过了赵元任拟定的《注音符号总表》，并以赵元任所编《国音常用字表》代替了《国音常用字汇》，这些规定，这就是后来的汉语拼音方案。赵元任为了搞好教学实验，他来到河北定县。当时，晏阳初（后来被美国推选为“影响世界十大伟人”之一，与爱因斯坦、美国总统罗斯福等并列）正率领中外许多著名学者，并举家来到定县搞平民教育运动。那时到过定县的有许多著名人士，诸如熊希龄、张学良、张治中、梁漱溟、俞平伯、埃德加·斯诺等，不过他们很多人是来参观，赵元任却是来搞语文教学实验的。

　　名人在保定留下了足迹，为保定历史增添了光彩。保定应该记住他们。
　　—— 保定日报 郑新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