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帖： 日军见正面进攻受挫，遂派一部兵力迂回袭击于家庄和方顺桥车站，黄昏前亦被我军打退。
午后三时许，我正指挥部队与敌激战，关军长突然打来电话。我刚刚拿起听筒，耳边即传来他急促的声音：
“郑师长吗?你那里情况怎样?”
我报告了已将敌人击退，现在与日军在城外对峙的情况。关军长听后连连说：
“好，好!保定一定要守得时间长一些，愈长愈好。”停了一下，他又说：“现在第25师压力很大，有的部队已经垮下去了，我准备转移阵地，将第25师布置在保定以南地区，作军的预备队。裴昌会的第47师正在向我们靠拢，刘总指挥已命令他协同你师守城。你有什么情况可随时与我联系。”
我又问刘总指挥现在何处，关军长回答说他几天前就已经撤到后方去了。话未说完，电话就中断了。
傍晚，日军攻击一度减弱，我估计敌人正在准备新的攻势，乃抓紧时间调整部署，决心与敌人背城一战。谁知晚上情况突然发生逆转，日军一支骑兵部队，乘第25师后撤，偷偷由我军左翼包抄过来，袭击了本师后方机关，将辎重部队、医务队和电台等全部冲散，并对保定采取包围态势。这样我们同上级和友军完全失去了联络，后方补给也中断了，保定事实上已成为一座孤城。我感到事态严重，因电话通讯也已中断，遂派人连夜去寻找军部请示机宜，并与友军第17师联络。午夜前，派出去的人先后失望而归，报告说军部和第25师早已走得不知去向，根本未在保定以南地区停留。右冀第17师也无法联络上(事后得知他们也早已后撤了)。
当时我对关军长很有看法。我们都是黄埔军校一期同学，共事日久，彼此总该有些关照，但作战时他将我这一师摆在最危险的地方，撤退时竟连个招呼都不打，任凭我们去牺牲，不仅全无一点情义，而且也太不负责任。更令我心焦的是这一师人今后的命运。我辈身为军人，要对国家负责，没有上级命令不能随便弃城不守。可眼下大敌压境，我们的一切外援均已断绝，孤军困守危城，要想扭转战局已不可能，这样硬撑下去也只能是坐以待毙。何去何从，我苦思一夜而无良策，最后决定还是先坚守下去，待第47师裴师长来后再作商议。
24日天刚亮，日军就对保定城发动了全面总攻。敌人多架战机发着凄厉的尖叫声，在保定城上空往复俯冲、轰炸，士兵们伏在工事里，几乎可以看清楚敌飞行员的面目。不多时，城内便硝烟弥漫，燃起多处大火。紧接着，日军集中几十门大炮猛烈轰击我城垣工事，长达一小时之久。敌人的一排排炮弹铺天盖地袭来，炮火之猛烈达到空前程度。据守在墙垣工事里的官兵们，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城墙也被打塌了多处，形成了几道很宽的缺口。日军千余步兵乘机蜂涌突入，与我守军短兵相接，发生激烈混战。我军官兵虽然遭到敌人炮火很大杀伤，仍顽强据守在城内建筑物里和街道两侧民房屋顶上，居高临下，以交叉火力猛扫突入城内的日军。城墙缺口边躺满日军尸体和伤兵。但敌人愈来愈多，大批日军在战车掩护下继续涌进城内，并向两翼扩展以发展战果。
正在城内巷战激烈进行之际，裴昌会将军率第47师赶到了。他将队伍驻扎在城外，只带了几名随从匆匆来到我设在南门城下的师部。裴氏北伐前原系孙传芳部下一员战将，久历戎行，作战经验丰富，所部也颇有战力。这时各路友军已不受命令约束，都在竟相向后方逃命，惟裴将军不避艰险，依令而来，此举使我对他十分敬重。
见面后，裴师长便急切地了解城内战斗态势，并向我询问是否将其所部官兵开进城内与日军接战。我请参谋长舒适存扼要地介绍了一下敌我战斗情况，以及我军所面临的险恶处境，说明目前日军完成了对保定的战略包围，我军孤军作战，恐难挽回败局，且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裴氏闻言默然良久，未明确表示态度。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此刻死守保定城已无希望，只是碍于未接到上级的撤退命令而不好言明。
到了上午11时左右，我守军已防守不支，日军逐渐占领了大半个城市，并对我军实施分割包围，第4旅旅长赵公武率大部守军被迫突围向保定东南的张登镇方向转移。此时城内一片混乱，除了师直属部队以外，我对其他各旅已失去掌握，形势万分危殆。我的参谋长舒适存见情况紧急，在一旁焦急地说：
“依目前情况，我们很难支持多久，现在或是死战殉城，或是乘机自动撤退，以全实力，请两位师长速做决断，否则就来不及了!”
裴将军也以探询的目光注视着我。我知道时间不允许我们再拖延下去，遂下决心说：
“我们并未奉死守到底的命令，况现已抵抗二昼夜，孤军难支，应撤出保定以保全部队，将来若有问题由我承担。不知裴师长意见如何?”
“我同意郑师长的决定，此事还是大家共同负责，就赶快行动吧!”裴将军见我态度明确，遂也表示同意。
我见大家均无异议，乃下令撤退。这时日军已逼近南门，我指挥骑兵团、工兵营、通讯营、山炮营、特务连等师直属部队且战且退，沿平汉路向南撤退，保定城遂告陷落。
日军以攻占保定为目的，并未认真追击我军，所以我们比较顺利地摆脱了敌人，一路向南走。我原以为关军长会在唐河南岸占领阵地接应我们，两师会合后再作他图。谁知到了唐河岸边，友军的影子也没有见到，一问方知他们在唐河也未停留，一直向南撤退了。
此时第47师已与我们分开行动。过了唐河后，我慢慢把溃散的部队收拢了。由于没有通讯设备，与上级联系不上，也不了解敌情，部队只好盲目地向南走。那时我们的辎重粮草都丢光了，部队没有饭吃，幸亏沿途百姓帮助，才饥一顿、饱一顿地挨了下来。
事后得知，因为我们与后方消息隔绝，人们以为本师已在保定全军覆没了，有的报纸还发表了我“壮烈殉国”的消息。我的家人闻此谣传，着实虚惊了一场。
大约在9月底，我们才找到后方部队。不久部队又撤到邢台。这时程潜将军刚刚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驻在该地。他听说我是从保定撤下来的，特召我前去谈话，抚慰了一番，并很详细地了解了保定战役的情况，以及日军的装备、火力和作战特点等。
当时，为了挽回平汉线上的败局，程潜将军正调整部署，拟在正定附近滹沱河畔与日军决战。但因山西战局吃紧，干汉路方面的中国军队主力纷纷经娘子关调入晋东地区作战，只留下第20集团军商震部、第3军曾万钟部、第53军万福麟等部分守正定、石家庄等地，兵力十分单薄，无力抵抗日军的凌厉攻势。10月8日，日军攻陷正定，随后又接连攻陷石家庄、邢台、邯郸等重镇。11月5日，连豫北要邑安阳也失守了。至此，中国军队在平汉路北段的战事完全失利了。
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平汉路北段乃至整个华北的作战失利，究其主要原因有三：
国民政府缺乏充足的抗战准备。虽然自日本在华北加剧侵华步骤以来，南京中枢已觉察到日本企图鲸吞中国的野心，认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但对芦沟桥事变这一突发事件迅速演变为全国性抗战，明显估计不足，甚至还对日军进攻华北抱有侥幸心理，希望西方国家出面干预、调停。因此当日军加紧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平津之际，我大批援军尚远在冀中、冀南地区观望，坐失战机。直到日军占领平津后，分三路大举向山西、山东、河南进攻时，方如梦初醒，各军仓促前往应战，一开始就陷入被动、混乱的境地，此其一。
******军队内部各派系间矛盾重重，互相猜忌，各图自保，指挥系统不统一，遂为日军各个击破。如涿州、保定之役，一些将领不负责任，亦不服从命令，使坐镇保定的刘峙将军不能自如地调动部队，无法组织各部与敌决战。特别是前线失利后，各部为保全实力，竟置大局于不顾，争相撤退，连中央军也是如此，由此导致全线崩溃，此其二。
军事上采取“多线设防、步步为营、节节抵抗”的消极防御战术，更是造成我军失利的致命原因。以当时中日军队相比较，我军在武器装备与训练素质方面远逊于敌，而将兵力分散主要作阵地防守，不仅大大限制了我方的作战机动性，使我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且因以有限兵力占领广大正面，使我军既不容易作持久抵抗，亦无法集中兵力对敌实施有力反击。日军反倒因此得以充分发挥其装备优势，集中兵力与火力突破我军防线中一点，便使我方全线瓦解，此其三。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虽然广大爱国官兵浴血奋战，英勇抵抗，但在华北战场上还是遭到严重失败，很快就丧失了大片国土，使抗日正面战场上，出现了极为不利的形势。
当豫北安阳吃紧时，第2师正在淇县休整，为牵制日军继续南下，遂奉命开往林县山区游击作战。
初到林县地区，我们人地两疏，又是在敌后活动，处处显得畏首畏尾，打不开局面。因为******军队历来只会正规作战，就怕失去后方，对游击战更是一窍不通，根本不会像******军队那样去发动和武装群众。以后时间长了，情况才稍有些改变，常常以小部队分散出击，四处袭扰敌人。记得某次本师派出的一支别动队，乔装成日军，深入到安阳附近，袭击了日军在安阳的飞机场，给敌人造成较大恐慌。
不久，本师又奉命转移到漳河地区，接应由邢台方面撤退下来的第一战区部队。在漳河南岸，我们与一路穷追我军的日军打了一场恶仗。那天，一支日军先头部队乘夜偷偷渡河，击溃第25师一个团，随后与本师骑兵团激烈交战，我闻讯迅速集中师主力压上去，迫使日军龟缩在漳河南岸的几个小高地上动弹不得。可惜我军火炮太少，缺 攻坚能力，反攻一昼夜未能消灭这股敌人。后因掩护任务已完成，加上日军后续部队陆续到达，才奉命撤出战斗，全师开往河南舞阳休整。
这次战斗中，曾有一段小插曲。在我军撤退前的下午，我正在漳河河畔指挥战斗，忽见远处一架受伤的飞机摇摇摆摆地由北向南飞来，乃立即向军部报告。关军长不加思索，高兴地说，那是敌人的飞机，被第25师打伤的。我心里有些奇怪，因为漳河以北并无第25师的队伍，怎么会在那个方向打伤敌人的飞机?但也未细问。过了一会儿，那架飞机坠落于地，军部马上派人前去查看，发现飞机是我方的，飞行员已经牺牲了。关军长赶忙又特地打电话给我，声称飞机不是第25师打的，让我哭笑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