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城平民天文学家魏文魁与徐光启

　　

　　    徐光启(公元1562年～1633年)


　　明朝末年，保定满城民间出了一个叫魏文魁的天文爱好者，该人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不顾生计无意仕途，长期在家乡默默无闻的研究天文和象数。后来，他瞅准了一个机会，毅然从乡下走出来，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向当时的国家级顶尖科学家徐光启叫板。由于此举动静太大，影响太广，因而轰动朝野，震惊中外科技界，导致国内出现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天文历学之争。

　　《大统历》误差日著，徐光启主持修新历

　　有明一朝，采用的历法叫《大统历》。这个《大统历》实际上是在元朝天文学家、邢台人郭守敬所发明的《授时历》基础上制定的。郭守敬的《授时历》发明之初，在当时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其精度极高。比如他那时测定的每天的时间长度，与今天相比才仅差72秒，在当时科技条件下，能做到如此精度，实在令人惊讶。

　　然而从郭守敬到明末，已经过了三百多年，各种误差日积月累越来越大。其日食、月食、节令、朔望的预测和安排，已经混乱不堪，无法使用，严重影响国家和社会管理。而一般中国历局官员只知道依照现成的方法和数表推算节气、天象，甚至用象数法进行臆测，对于误差怎样解决大都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当时大明政权外有满清叩关，内有李白成、张献忠问鼎，内外交困、大厦将倾。但崇祯皇帝考虑到历法是一个王朝实施其统治的象征，不能忽视，从社稷江山计，不得不腾出精力来过问这件事关重大的具体科技问题，便责成时任礼部侍郎的大科学家徐光启着手修历。

　　徐光启（1562－1633）是上海人，进士出身。他学识渊博，学贯中西，一生致力于科学事业，著有巨著《农政全书》60卷。进入崇祯内阁之后，他大力提倡以科学技术为摆脱中国贫弱面貌的“富强之术”，一方面操持政务，一方面继续研究天文、历算、农学、水利、军事等科学，还认真汲取当时新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大量译介西方科技书籍。这在僵化保守的封建社会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正因如此，他成了中国历史上学贯中西第一人，也是中国科技史上公认的泰斗级人物。

　　徐光启于崇祯元年（1629）接受修历任务，此时他已是67岁的老人。他不顾年迈，毅然上任，立即组成了一个有中外科学家组成的研究班子，其中外国科学家有龙华民（意）、罗雅谷（意）、汤若望（德）、邓玉函（德）。制定了这次科研的最高目标：“上推远古，下验将来，必期一一无爽；日月交食，五星凌犯，必期事事密合。”并迅速展开了工作。

　　在修历的日子里，不管是凄风冷雨的秋夜，还是大雪纷飞的隆冬，徐光启都要登上观象台，亲临指挥或亲自动手观察天象。记录、整理笔记、查找资料，几乎成了他生活的主旋律。之后经过他和这些中外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很快就推出了《日躔历指》等初步研究成果，还开始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的编篡工作。

　　魏文魁上送《历元》《历测》，矛头直指徐光启

　　此时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之前，远在保定满城的乡下有一个叫魏文魁的老百姓，也早就为《大统历》的误差而苦恼着。他不顾天文历法历来是民间研究的禁区，也不顾自己没有高深的数学知识和先进的观测设备，更顾不得自己的生计和仕途，执拗的开始了自费天文历法的研究。

　　这期间，魏文魁一定知道，西方的天文历法技术已经传入中国。但他属于民间保守势力，拒绝外来思想和技术，认为依靠中国人自己的知识完全可以解决此类问题。那么他依据什么来进行研究呢？说来很有意思，魏文魁所采纳和依据的重要资料是宋朝范阳（今涿州）人邵雍的那本《皇极经世》，而它依据的数学知识则是“周三径一，方五斜七”等圆周和勾股之类。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承担如此艰巨的科研课题，资料和设备又不具备，又没有充裕的资金支持，可以想见，他的研究活动一定是异常艰难的。

　　他所依据的《皇极经世》，是宋朝邵雍毕生研究周易而自创的经天纬地之预测学。该书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便是把人类世界的历史寿命，根据易理象数的法则，规定出几个简单易记的字，这几个字是：“元、会、运、世”。简单地讲，它是以年、月、日、时层级次序作基础，来表示和解释天文、地理、人事发展变化。他所谓的一元，往小里说就是一年，一年(元)之中有十二个月，每个月日月相会一次，因此便叫做会。所以一元之中，便包含了十二会。每个会之中，地球本身运转三十次，所以一会又包含三十运。因一天之中又有十二个时辰，因此一运又包含十二世。每个时辰又分三十分。如果广而扩之，把分代表年，便构成了“三十年为一世，三百六十年为一运，一万八百年为一会，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邵雍认为，人类历史、朝代兴亡、世界分合、自然变化，都体现在这“元、会、运、世”之中了，不需要再用其他方法检测，皆可未卜先知。魏文魁对邵雍的方法顶礼膜拜，深信不疑，把这作为他的整个研究思路。

　　按着邵雍的思路和理论框架，魏文魁毅然展开了工作。不知道这期间魏文魁克服了多少困难，解决了多少理论难题，做了多少试验，甚至承受了多少痛苦和责难。经过几年的努力，居然完成了两部洋洋洒洒的巨著：一部是天文理论《历元》，一部是历法知识《历测》。

　　恰在此时，从朝廷传来由徐光启制定的明显西化远离我中华传统的新历法，魏文魁怎能接受？他认为自己站出来的时机到了，便不顾一家老小的安危，当即让儿子魏象乾带上他刚刚脱稿的两部巨著，从满城火速赶到京城，将书送给通政司并转修历局。他还加了一份上疏，历数东方科技的优点和西方科技的缺点，以及徐光启历法的谬误。希望政府引起重视，考验和采纳他的方法，企图以此阻止和取代徐光启的新历法。

　　　徐光启虚怀若谷，魏文魁据理力争

　　徐光启闻知大吃一惊，但以多年形成的对不同学派的广纳博蓄习惯，以及对科学的严谨态度，他马上冷静下来。他本着“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的思想，决定对魏文魁的著作进行一番公正的研判，以此也希望发现对手的价值所在。徐光启在没有通读完对方著作前，坚决不表态谁对谁错，不发一句议论。“文魁之本，臣尚未通读，不敢言对错。”

　　可见徐光启很有风度，他对魏文魁的书看得非常认真仔细，将书中非常重要的七个问题一一摘录，逐个进行研究。通过仔细翻阅研究，他发现其中的谬误很多，推算方法也十分陈旧。不要说日月食和五星凌犯，就是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等二十四节气的划分都不准确，时间不是早就是迟。

　　但是，徐光启在研判魏文魁的著作中，也对魏文魁的刻苦研究精神进行了肯定，称他是“苦心力学之士”。徐光启对他的谬误一一进行记录和辩驳。然后告诉魏文魁他的错误都在什么地方。与此同时，徐光启传信希望魏文魁进一步努力，争取在天文学上真正有所建树。还告诉他，若有疑义，可以继续讨论。以此否定了魏文魁的研究成果。

　　魏文魁当然不服输，决心与徐光启论难。他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方法推算的历法精度要高于西法，认为他的结果不准确是因为观测地点不同而造成的。他举例说，一样的日月食，顺天府所观测到的结果，与满城观测到的绝不会一样，与琼州观测到的更不一样，这怎么能说我的方法不准确呢？至于二十四节的划分，中国南北差距很大，在北方认为准确的，在南方就不一定准确，武断的说哪种方法正确，哪种方法不正确，这是不能服人的。

　　由于涉及科学问题，徐光启也不让步，他认为魏文魁“混推”是站不住脚的，多次与魏文魁展开辩论。一个是国家顶尖级科学家，一个是平民百姓，能够平起平坐的开展激辩，这已经证明当时明政府较浓的崇尚科学的气氛，以及徐光启的虚怀若谷。从科学研究最高目标处出发，这时的徐光启仍然没有居高临下轻视魏文魁，而是非常重视这场辩论，每次辩论他都积极参加。他还将每天辩论的双方观点都记录下来，最后形成了《历局与魏文魁辩论文稿》，保存备案。

　　崇祯提倡平等竞争，各家观象台上比高低

　　其实，徐光启在与魏文魁论战之前三年，徐光启的新历就曾经受到了另外两派的猛烈攻击。一派是以钦天监官员为首的一直对徐光启吸收西方科学不满，希望“祖宗之制不可变”的《大统历》派，另一派则是从伊斯兰传来的《回回历》派。现在又出了一个魏文魁，三派对一派，情况越发复杂。

　　消息传到皇帝崇祯那儿，崇祯在这件事上还算比较民主，他提出可以“广集众长，虚心采听，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而且，他采取的方式很简单，就是不看理论，只看实践检验，谁的准确，谁就正确。

　　崇祯所希望的可以进行实践检验的机会终于来了：据预测，崇祯五年（1632）九月十五日，将有月食，至于几时几刻还不知道。崇祯提出，让大统、回回、魏文魁、徐光启四派分别提出各自预测结果，到时实际检验各家的准确性。

　　四家遂摩拳擦掌，高速运转，精心准备，志在必得。然而各家预测的结果大相径庭，相差竟然达二、三个小时。可是这次检验非常不巧，好不容易等到十五日夜间，结果那天天空阴云四合，使整个检验计划在大家的焦虑心情中落空了。

　　到崇祯六年（1633年）冬十月，徐光启因为积劳成疾，已经无法再主持修历工作而辞去历务。但是庞大的《崇祯历书》还没有完成，四家的争论仍在胶着状态，为了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他提议让既懂天文、又不封闭保守、能够接受西方科技的山东参政李天经接替他的职务。工作交接后只一个月徐光启就病逝了，魏文魁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老对手。

　　崇祯七年（1634），魏文魁再次上书，直言历官所推所有交时节气全然不对，应该否掉，应该采纳他的方案。其他几家也不示弱，天天争吵不休。崇祯皇帝还是主张采取老办法——实地检验，用事实说话。而且他此时变得更加开明，干脆由政府出资出面成立了四个天文局，分别为：大统局、回回局、西局和东局。这西局就是徐光启这一派，而东局则是专为魏文魁所设。可见崇祯皇帝没有因为魏文魁是一介布衣平民而对他鄙夷不屑，相反为他专门设立一个历局，作为封建皇帝这是难能可贵的。

　　四局成立之后，平等竞争，不分高下，争论更加激烈了。“言人人殊，纷若聚讼”，钦天监里，观象台上，天天吵吵嚷嚷，互相辩论讦难，争闹不休。因涉及国家制度，不能再拖，崇祯闻之，迅速决定——让各家观象台上定高低。恰好这年李天经按西洋方法预测，从闰八月开始将有“五星凌犯”天象出现。崇祯皇帝很快下旨，让各家预测金、木、水、火、土五星凌犯准确时间，然后定夺存废。

　　那些天，各家都采用了当时最具科技含量的高精尖设备，观象台上，日晷、星晷、壶漏、开隙暗室、测高仪、窥筒、图板、望远镜、水盆、圭表，遍地都是。试验场地，更是人来人往，忙忙碌碌，紧张异常。很显然，四家都极度紧张焦虑，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各自理论和方案能否被政府采用的最后一次机会——这次较量是无比残酷的。

　　这次检验从八月中旬开始，至九月中旬结束，历时一个月。在这些时日里，四家科研工作者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经过了无尽的煎熬和焦虑，最终盼来的结果是：李天经的推算全部正确，其他各家各说均不准。到此崇祯无情宣布：大统、回回、魏文魁的方法废绌。

　　对其他各家，尤其是魏文魁来说，这一个月，简直就是灭顶之月，黑色之月。他们带着无限的留恋，从此告别了繁星满天的夜幕天穹，绝望吞下了这苦涩的结果。

　　接下来，崇祯皇帝倾国家之力，支持和肯定李天经的工作，加快了《崇祯历书》的编纂步伐。不久，在李天经的努力下，一部长达137卷的《崇祯历书》就制作完成了。这部新修成的《崇祯历书》跟当时欧洲的天文学几乎没有差距。而且，它不仅是一部历书，更确切的说，这是一部在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政府支持下，修纂的一部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知识的大型丛书。该书大量介绍了西方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日月交食和历制测定更加准确科学，真正成了“要求大备，从流溯源，兼能为万务之根本”的科学巨著。（只是后来没有来得及实行，明朝就灭亡了，正式采用此历制是在后来的清朝。这是后话。）

　　我们现在可以想见的是，当年我们这位满城老乡的十年心血，就这样在一个月中彻底付诸东流了。他的心血巨著《历元》和《历测》，不管有没有可取的地方，也不管理论上是否还有闪光点，反正从那一个黑色之月之后，再也无人提及和问津。至于当时他是以怎样的落寞和伤感，凄苦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以及是怎样度过的那悲情的最初时光和之后的岁月，今天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魏文魁的这场人生遭际，使我们认识到一个道理：一个人要想干成干好一番事业，既要有宏伟的目标和顽强的毅力，还要有开阔的视野和各种信息的占有，囿于己见和囿于门户常常会导致方向的错误，甚至都找不到事业的前沿阵地在哪里，还遑论成功？这一点应该是对我们后人的一点启迪吧。
      ——《保定晚报》 李占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