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知道吧

老杜梨树
 
　　听老爷爷说，燕王扫北以后，赵家先人就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移到沧州渤海沿边定居。从洪洞县带来的一棵杜梨树苗，便在赵家祖坟上扎下根。

　　也说不清是哪年哪月了，一场暴风雨下了一天一夜。一道厉闪，把杜梨树的顶枝劈断了。传说，有只大壁虎成了精，躲到杜梨树上的树洞里被雷公捉去了。从那以后，杜梨树便斜着身子长，向四面八方长出六七棵枝杈，像一把撑开的伞。

　　耩上高粱，我和几个伙伴到地里打草，装满草筐后，就在杜梨树下的阴凉里猜子、走杠、丢窝儿。或用镰刀在地上划道道，一边划一边哼：“拉一拉二拉麦拉，蝎子跟着蚰蜒爬，蚰蜒好吃蝎子肉，不多不少整十六。”要不就用镰刀往碱场地上扔，一边扔一边喊：“天鹅呀地剁哟，老虎啊拉车呀。”根据镰刀落地后的形状定输赢。再不就是爬上杜梨树，一人占领一个树杈，又唱又笑，大喊大叫，好像天底下地上头，只有我们几个占树为王的毛孩子似的。我们的喊叫声惊动了老三爷，他双手叉着腰，把我们臭骂一顿，轰下树来。伙伴们赶忙背起草筐，消失在庄稼棵里。老三爷看见我们发费，总要大嚷大喊，他的嗓声像洪钟，他一喊就把我们的尖叫声镇住。老三爷外表威严，心地却非常和善。在他心情好的时候，我们就围坐在杜梨树下听他讲闯关东挖人参的故事。一次他挖参迷了路，是一个人参娃娃领他转出了深山老林。从关东回来，他爱草爱花爱树，老杜梨树上的叶子更不许我们动一片。他说这是祖宗的血脉，扯一片叶子就对祖坟的风水有一分损伤。他成了老杜梨树的守护神。

　　我们这些顽皮捣蛋鬼儿，还是时不时地偷偷爬上老杜梨树，撼得杜梨树哗哗地响。杜梨树温厚得像一个驼背的老人，肩负着我们，和我们一起哈哈地笑着。不过谁要折腾得出格儿，杜梨树枝上的针刺，也会扎他两下，有时扎得手上脸上鲜血直冒。

　　我常常一个人爬上杜梨树，藏在枝叶茂密的树枝上，望着那锯齿般的叶子和叶柄叶背上的细细的绒毛，突发奇想。我恍如伏在鸡翼下的一只雏鸡，渴望有一天身上也长出细细的绒毛，长出锯齿状的长翼，像雄鹰一样去撞击蓝天白云。

　　夏天杜梨树长出花骨朵，小白花一簇簇，像一朵朵云，像一捧捧雪。数百年来，雷击霜欺，日燎水淹，盐浸碱蚀，老杜梨树不屈不挠，不卑不亢，那一簇簇银白的花儿，不就是它纯朴心灵的真实写照吗？

　　割黑豆时，杜梨树上的叶子渐渐黄了，杜梨果这时已经熟透。我们几个伙伴爬上树，每人摘上半口袋，稀罕着吃。杜梨虽有点酸涩，但有点甜又有点面，那时竟觉得这是人世间最鲜美的果实。后来虽然吃上了香面梨，却远没有杜梨果的滋味悠长，因为它是我纯情记忆的天平上放上的第一颗砝码。
　　—— 保定日报 赵昌治

岁月
 
　　前不久去宾馆参加一个老乡女儿的婚礼。来人几乎都带着浓浓的乡音。听着这熟悉又亲切的家乡话，心里热乎乎的。尽管主人将我和客人作了介绍，因和这些老乡都陌生，也没记住他们的名字。我在座位上东张西望，希望有个熟识的人，好借机会拉拉家常说说闲话。

　　一位４０多岁的男子坐在我旁边一张桌前，他上下打量了我半天，说，你在哪上班？我微笑着回答了他的话。他说，哪个单位？我又重复了一句。他嘴里喃喃自语着，看得出，心中满是疑惑。我又微笑着冲他点了点头。他说你认识我吗？我仔细打量了他几眼，黑黑的脸上，已有了不少皱纹，身体也发了福，有点臃肿的样子。我在他已不年轻的脸上搜索了几遍，很抱歉也很肯定地说，不认识。他说，不认识？听他的口气，我又重新审视了那张仍感陌生的脸，又冲他摇了摇头。随即我礼貌地问，你也是咱们老乡吗，哪个村的？他说，是老乡啊，某某村的。某某村，是大姐的婆家，小时候每年的寒暑假我都要跑到大姐家去玩，尤其是和那些同龄的孩子们几乎都熟。他又盯着我说，我姓王。姓王？我应酬一声，又打住了。可我还是贸然问了一句，你是王双虎？因为姓王的，那个村仅此一家。他竟然冲我笑着点了点头。

　　天啊！这怎么可能呢？！这难道就是当年那个虎头虎脑，顽皮活泼的小少年吗？双龙双虎一对孪生兄弟，是大姐家的左邻。我太熟悉他们了，这两个小弟兄，长到七、八岁时，在村里上天入地地淘气，不知干了多少让众人生气的事，他的母亲今儿给东家说好话，明儿到西家赔东西，为他们操碎了心。眼前这个半大老头，果真是那个弟弟双虎吗？

　　有年暑假，我到大姐家。一天，我和伙伴桃枝、小兰十几个女孩子在村东的河边玩。正玩得高兴，忽然河心传来小英子的惊呼声，循声望去，正好一个浪头打来，一下子没过了小英子的头顶，她扬着的小手，瞬间就被水淹没了。我们急得又喊又叫，在那里直跺脚，小兰更挺不住，竟然大哭起来。小英子才五、六岁，跟着我们跑到河边来玩，大家只管玩，谁也没注意她，她一个人竟趟到了河心里。我们都不会水，怎么办？双虎的姐姐桃枝眼珠一转，飞一般向下游跑去，边跑边高声喊，双虎！快救人哪！小英子让河水冲跑啦！我们明白过来，也一起跟在桃枝后边连喊带跑。只见下游远远的有几个男孩子在河边光着屁股戏水，听到我们的喊声，双虎先是愣了一下，待听清了姐姐和我们的呼喊后，竟不顾害臊，一下子扑到了河中央，汹涌的河水立时就把他淹没了。光看见他的小脑瓜在河水里时隐时现。我们顺着小河，边跑边喊着双虎和小英子的名字。

　　过了好一会儿，在离男孩子们洗澡不远的下游，双虎拖着已昏迷不醒的小英子从河水里冒出来。只见双虎眼睛通红，胳膊上一道抓痕还淌着血，他歪着脑袋跟姐姐说，这个小英子真讨厌，她使劲抓我，后来又拽着我不松手，差点把我给淹死，我打了她一拳，她才松手。一瞅，可不，小英子的脸上一片黑紫。小英子得救了。

　　呀！那个勇敢的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小双虎，就是眼前这个半大老头吗？我深深遗憾着岁月的残酷无情。

　　你怎么这么瘦了，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双虎遗憾的话语把我从回忆中拽回来。走在大街上说啥也不敢认了。我笑笑。他又说，你变化太大了。他摇着头看着我。我无法知道他心里想对我说什么，但从他遗憾和疑惑的眼光里，看得出他的惊讶并不亚于我。

　　我无法窥探他的内心世界，我读着时光给我们带来的遗憾和不可挽回的容貌上的变化，何况，风风雨雨几十年过去了，谁又敢说，谁的心灵没有一块或几块无法触摸的伤疤呢？

　　有如诗人说的“四季攸来往，寒暑变为贼。偷人面上花，夺人头上黑。”岁月啊，你这公平而又残酷的老人，你这谁也无法回避的老人啊！
　　—— 保定日报 赵风华

姑母的回忆

　　姑母去世已十多天了，但我的心情至今难以平静，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依然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父亲这一辈，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共有八人。进入2007年后，健在的尚有两姑一叔。不料7月27日清晨，突接到北京表弟的电话，告诉我姑母病危。待我从保定匆匆赶去，姑母已于10分钟前辞离人世。我紧紧握着姑母尚有余温的手，望着她那慈祥安静的面容，不禁悲从心来，一时竟不知何言。

　　姑母1917年8月10日（农历丁巳年六月二十三）生于河北省武邑县大白塔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数年后祖母又生下了我的伯父，之后又有了我的父亲，我的两个叔父，我的二姑、小姑，家庭生活维艰。靠我祖父母的辛勤操劳，终于把八个孩子都相继拉扯成人。姑母是长女，俊巧、灵透、勤快、能干，从小就养成了孝敬父母，爱护妹弟，与人为善，和睦邻里的美好品德，是祖父母的掌上明珠，更是祖父母理家的好帮手。我父亲就说过，自他记事起，就是姐姐带他一块玩耍。后来，姑母出嫁到和我们村仅有一河（清凉江）之隔的申东村。姑父家是个望族，姑父在家也是长子，那时在北京做事。姑母出嫁后，以长媳的身份，很快主起了家务，上敬公婆，善待邻里，勤快干练，为人宽厚，把个家务料理得头头是道，深得公婆的喜爱和全家上下的尊敬。再后来，姑母去了北京，那时姑父在朝阳门外和人合股开着一家布店，姑母在家料理家务，夫妻间相濡以沫，互敬互爱，感情极好。结婚数十年，老俩之间从没吵过一次嘴红过一回脸。

　　我认识姑母是我到保定上学之后的1966年。按照父亲提供的地址，我找到了姑母家。那是北京市朝阳门外吉市口胡同二条一个四合院，大门向南，院内住着五、六户人家。北房三间，中间打了隔断，姑母家就住靠西边的一间半和西配房一间。住的虽不宽敞，但在那时的北京，也算不错的人家了。我打量着我的姑母，近50岁的年纪，略显清瘦，个不高，白净，小脚，利落，慈祥，说北京话，偶尔也带有乡音，她虽长我父亲七岁，但看上去比我父亲还要年轻，很有气质。我的突然到来，使姑母感到异常惊喜，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问我伯父、父亲、叔父的情况，问我全家的情况，问我学习的情况，还向我讲了很多老家的陈年往事。这是我认识姑母的开始，那年我17岁。

　　姑母一生育有一男三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的表姐、表妹、表弟都先后参加了工作，之后陆续建立了各自的小家庭且都有了各自的后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姑父去世后，姑母就一直跟着表弟生活。但一到星期日或轮休放假，逢年过节，表姐表妹各家还有她们的孩子们就都过来了。膝前围绕，问寒问暖，三世同堂，其乐融融，姑母的晚年生活是非常幸福的。尤其是我表弟，几年前他爱人病故，一直没有重新组织家庭，他又提前离岗，把全部身心放在了对老人的尽孝上。一年三百六十日，日夜侍奉老母左右，真是形影不离。特别这两年，姑母身体大不如前，行走不便，生活难以自理，表弟为老人端屎端尿，做可口饭菜，定期搓身洗澡，极尽孝道。邻里来家串门，医生进家看病，姑母的卧室闻不到一点异味。大夫对姑母讲：像这样孝顺的儿女少有，老太太您真是太幸福了。

　　我最近一次见到姑母是在今年的春节之前。老人的身体已极度虚弱，说话吐字已不太清楚，但精气神尚好。见我和我爱人看她来了，很是高兴，坚持从床上下来，搀扶到客厅椅子上坐了好大一会，还问我父亲身体怎么样了（我父亲2000年病故，为怕姑母知道伤心，一直瞒着她）等等。自那以后，又是半年过去了。表弟经常从电话上通报着老人的身体情况，报着平安的信息，我也乐观地幻想着，姑母又没真病大病，加之子女服侍的又好又周到，说不定就能和我一个老同学的母亲一样，成为百岁寿星呢。然而，人生总是一个过程，无论凡人、伟人，穷人、富人，其生命都有画上句号的时候。老人晚年不孤，儿女孝顺，最后无病而终，就是幸福。我的姑母就是这样含笑九泉，在儿女的百般孝敬中，平静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最后安详地闭上了眼睛。时为2007年7月27日（农历丁亥年六月十四）上午10时。寿享91岁高龄。

　　清凉江畔大白塔，韩门有凤落申家。

　　上敬公婆尊夫君，下理内务四邻夸。

　　宽厚仁爱育子女，岁月留痕乐晚霞。

　　和睦勤勉一生事，高寿平安胜荣华。

　　姑母走了。永远地走了。但她的音容笑貌她那宽厚仁爱的精神，将永远存活在我的记忆中。
　　——  梓人

清泉潺潺
 
　　我中学时的语文老师赵准先生，黑黑的皮肤，黄黄的牙齿，是一个长相再平凡不过的中年人。可是同学们却都很喜欢他。直到今天，我们离开他二十多年了，仍然非常想念他。

　　赵老师总是一副气定神闲、不温不火的样子。他从不给我们留太多的作业，也从不讲关于如何面对人生、如何做人的大道理。他好像什么也没说过，可是我们却感觉跟他学了很多，很多。他就像山谷里潺潺的清泉，轻轻流入我们的心田，只有我们自己会感觉到尘埃被荡涤的清爽，只有我们自己会感觉到，心田里渗透进了充足的水分，让我们自信地成长。

　　初次听赵老师讲课，我们便耳目一新。在我们的语文课上，赵老师就像一位见多识广的导游，带我们到语文大观园里游玩赏析，行至好的词汇、段落，便多多停留，驻足点拨，让我们自己品咂好在哪里，妙在何处。我们很快融入其中，乐而忘返了。

　　那时生活在农村的孩子，见识少，底子薄，几乎没看过什么课外书，可是一上初中，就让我们写五六百字的作文，真是比登天还难。每当看着我们一个个咬着笔，盯着黑板上的作文题目发呆，赵老师总是嘿嘿一笑，然后就像变戏法似的，从课本里拿出几页纸来，说，给你们找个“拐棍”吧，接着就读起范文来。有了“拐棍”的帮助，我们开始将就着写起来。

　　但赵老师不会总是让我们拄“拐棍”的。上初二时，他规定我们每天写三百字的日记。爱填词的他，不但常读宋词给我们听，还把他写的词给我们看，甚至让我们在每篇日记后面，都用一首词结尾，真是太好玩了。就在这好玩中，我们作文的语言越来越精炼了。他还要求我们订阅语文方面的报刊杂志，指导我们读文学名著，他甚至把自己珍藏的莎士比亚戏剧贡献出来，读给我们听，还给我们开了文学名著鉴赏课，指导我们如何读名著。也就是在那时我知道了莎士比亚、大仲马、左琴科这些课本之外的作家，并且开始在每个星期天往城里的书店跑。

　　到了初三，作文课已不再是我们的“头疼课”了，反而成了我们最期待的施展才华的课了。我们好像山间的一颗颗小石子，长期被泉水冲刷、浸润，忽然间有了灵气，这时的我们写作文简直就是信笔拈来，而且我写的两首诗居然在省级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这在我们乡中的校史上还是第一次呢。惹得乡长都跑到我们学校来看望我这个写诗的小姑娘，我们班几个作文好的同学的作文更是被全校老师拿去范读，就连语文基础最差的一个男生，也居然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抒发蒙眬早恋的文章，赵老师看后大加赞赏，并在全班范读，还风趣地说瓷碗也有发光的时候。读完他把作文交给那位同学，咂咂嘴说，如果再把这鸡爪字改改，好文配好字，今后写个情书什么的，就更能赢得姑娘的芳心了。可乐的是，那位男生回到座位就开始练起字来。我们暗自窃笑的同时，不禁又佩服赵老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水平高，实在是高。

　　赵老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好成绩，却从没被评过优秀教师，我们都很为他鸣不平，他却淡淡地说：名利于我如浮云。当时我听到这句话时，不禁愣住了，对赵老师的敬意油然而生。直到今天，我还能感受到这句话对我的震撼。

　　有一年，我到一所师范学校学习，在礼堂两侧，看到这样一副对联：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我觉得这副对联用在赵老师身上一点儿也不为过。是的，我们敬爱的赵老师就是一位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楷模，他渊博的学识对我们的浸润，他高尚的人格魅力对我们的感召，仿佛一股清泉流入我们的心田，让我们受益终生。
　　——  保定日报  吴红梅

三姨
 
　　打我懂事起，就觉得三姨是母亲他们姐妹六个中最漂亮、最能干、也最让我自豪的一个。那时候，她在村里的商店上班，不用日晒雨淋就能挣到和别人一样的工分。因为职业和相貌的优越，三姨高不成低不就，就在全村媒人都快沉不住气的时候，三姨自己做主，要把自己嫁给邻村一个很穷的小伙子。姥爷去世早，姥姥又管不了，我母亲作为大姐，跟着三姨到小伙子家相看了一次，回来叹了口气说，你自己愿意就这么着吧。

　　三姨出嫁那天我见到了三姨夫，觉得他一点都不出色。听说他早就没了娘，只有老爹和一个弟弟，三个光棍一条炕，真正是家徒四壁。我很为三姨鸣不平，抱怨母亲走了眼，把三姨给坑了。娘说，你三姨也不太满意，但人老实最重要，以后过得怎么样，就看你三姨的本事了。

　　虽然不太满意，但嫁了就是嫁了。三姨过门就当起了家，风风火火地领着新家里的三个男人奔起了日子。很快，两个虎头虎脑的儿子相继出生，接着村里又把地分到了户，三姨每天忙了家里忙地里，自己翻盖了新房，帮小叔子把媳妇娶进新房后，自己又到外边新盖了一处。然后三姨夫和我哥合伙买了一辆农用车跑起了运输。三姨的日子富足了，穿的吃的都是村里媳妇们中最好的，看着家里富足的生活，听着人们对她贤惠的夸赞，三姨脸上泛起了自豪的红晕。

　　就在这样的幸福生活里，三姨却和我有了这样的对话：

　　别看都十几年了，其实到现在我都看不上他。 

　　那你为什么要嫁给他？现在说不是晚了吗？

　　也不是后悔，就是看不上他的做派。当初就图了他是老大，在家里能顶起摊子来。

　　我惊异于三姨对婚姻这个社会问题的深刻理解，更惊异于三姨一个乡下女子对爱情的梦想。

　　后来，我嫁到了外地，每次回家看父母都匆匆忙忙的，也顾不上打听三姨的消息，只听说两个表弟都学习很好，相继考上了大学。姨父的车后来挣不到钱，早卖了。已经好多年不怎么干农活的三姨为了供孩子上大学，又种起了菜。为了多卖些钱，她从不在附近的镇子上卖，而是蹬上一个多小时的三轮车到十几里外的县城。每天的卖菜所得里，五元、十元的整票就收起来，日常只花那些一元、二元的零票。就这样，三姨用每天积攒的三五张整票来积攒两个孩子每年近万元的学费。

　　最近回去，终于见到了给姥姥烧纸来的三姨，她老了许多，也瘦了许多，全没有了当初的丰满与红润。说起两个孩子，她说大龙已经毕业了，在太原一个研究所上班，小龙也快毕业了。我长出一口气，说，三姨这下你该歇歇了。三姨叹口气，说，歇什么呀？大龙在学校谈的对象最近吹了，就是因为他刚毕业在太原买不起房子，我得帮他买呀，要不他不打光棍呀？唉，像我们那时候，什么不是靠自己呀？

　　天哪？将近六十岁的三姨要靠卖菜帮儿子在太原买房子？我说，三姨你知道在太原买房得多少钱吗？几十万呀？你得卖多少菜才换一套太原的房子？你两辈子都挣不出来。

　　三姨听了更发愁了。我只好用尽全部智慧和整整一个下午的时光，企图劝说三姨打消这个念头。

　　临分手，看着三姨并未释然的表情，我无可奈何了。三姨要强了一辈子，她怎么肯让一个优秀的儿子因为没房子而娶不上媳妇？可是，她也并不明白，一个优秀的小伙子怎么会因为没房子就娶不上媳妇？

　　唉，这个三姨呀！
　　—— 于兰茹

搂树叶
 
　　一夜醒来，地上铺满了厚厚的树叶，这些树叶还泛着黄绿的光泽，踩上去，绵软软的。

　　现在的人们看来，树叶大概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城市里的树叶给环卫工人造成了很大负担。农村里的树叶自然就没人管了，任干冷的北风吹来吹去，直到干枯揉碎，没有了原形。

　　看着现在的树叶，就想起了小时候搂树叶。小时候的树叶可是有大用场的，深冬季节，没有暖气，煤炉子也舍不得多烧，这不起眼的树叶除了烧火做饭，还可以解决取暖问题，比如睡觉前在土炕洞里塞满树叶，烟熏火燎热灰焐,连炕上的被窝都是滚烫的。躲在热被窝听寒风刮得窗纸呼啦啦响，还真是一种享受！

　　小孩子，一觉睡到天亮，还赖炕。大人叫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干脆掀了被窝：“还不起来,人家国生已经搂了两筐头树叶了。”

　　国生是儿时的伙伴，心里就埋怨这小子起这么早，给我当正面教材。忽然有一天国生问我每天怎么起那么早，才知道我们是互为教材的，还是大人狡猾呀。

　　不情愿也得起，穿戴好秋天的夹袄夹裤，挎上筐头，背起筢子，就去搂树叶了。那时的树都是大队的，属于集体。村边地头，道路两旁都是树，因为起晚了，所以村边近处的树叶已经有了归属。那些早行人在树底下用扫帚扫出一个圆圈，就意味着把这棵树占上了。也有的在路边树下扫出一个边，也意味着把这几棵树也占上了。还有的干脆把扫帚筐头等工具放在树下，直接宣布了对此树树叶的主权。

　　绕开人家的领地，只能一路向前走。最远的就是村集体墓地的林地，那里坟头兀立，杂草丛生，树叶也多也厚。放下筐头，拽起筢子，就开始搂树叶了。选一棵比较大的树，站定一个中心点，把四周的树叶搂了一堆又一堆。渐渐的搂树叶的小伙伴们多了起来。于是不甘寂寞的孩子们纷纷倒拽起筢子，说着笑着打着闹着，围着坟头树木来回趟，筢子齿间的杂草树叶一层层往上顶，顶满了一筢子放到筐里,再拽起筢子来回的趟。

　　忽然间，一个洞坑里蹦出一只野兔，孩子们便在惊叫声中扔下筢子从四面八方开始围堵，野兔左冲右突，最后甩下狼狈不堪的围堵大军扬长而去。兔子跑了，几只惊出的刺猬却成了孩子们的猎物，这东西遇到危险滚成一个圆球，黄色的猬刺与树叶杂草浑然一色，不仔细看还真区别不出来。刺猬时而滚成球防御，时而挪开短腿“疾驰”，终究没有兔子腿快，最终滚进了孩子们的筐头里。

　　日上三竿的时候，孩子们也就收工了，用化肥袋子把搂来的树叶装满，放到筐上，一路说笑着回家。

　　倏忽间，童年搂树叶已变成很久以前的故事了，可就像烙在脑海里一般，历久弥新。
　　—— 张清立

杨老师
 
　　那年，我考上了省城一所大学的音乐专业，脱职学习两年。如此一来，在我做了十几年学生好不容易修炼成老师三年之后，又变成了一名学生。

　　好学生上课听话不说话，我则正好相反：上课说话不听话。和我一样，还有２９名当过老师又当学生的同班同学。

　　“你们听听，这哪像课堂？分明是菜市场嘛，叽叽喳喳，嗡嗡嚷嚷，我就不知道你们哪来那么多废话，下课不说，偏要等着上了课说！”温文尔雅的手风琴老师板着面孔，训导我们。

　　这话熟悉极了。前不久，我也这样板着面孔训导我的学生，现在又变成被训的对象了。和我一起挨训的，还有２９名原来经常训别人现在挨训的同学。

　　其实不仅是手风琴老师，乐理老师、音乐史老师也经常训我们。他们很纳闷，我也纳闷：我们哪来那么多废话呢？对此，老师们无可奈何，束手无策：训，没人听；不训，说得更厉害。只有等我们说累了，不说了，课才能正常开始。这往往是数分钟之后的事了。现在想来，那时老师们肯定是高兴而来，扫兴而归，生一肚子气回去。

　　可有一个例外——杨老师。

　　杨老师教我们视唱练耳课。

　　那天上课，杨老师走进了教室。我们不管讲台上站的是谁，照常叽叽喳喳，嗡嗡嚷嚷。怪了，杨老师也不管我们，只见他缓缓坐下，从包里掏出一个茶杯，拿出一袋茶叶，捏一小撮放进茶杯里，拎起暖壶倒上水，最后把盖儿盖上，这才开始讲课——做派与众不同。

　　上课也与众不同，别人站着，他坐着。别人讲课看着学生，他却只看自己脚底下。事后有个同学说，那天，杨老师半个小时没抬眼皮。

　　说来也怪，别的老师声嘶力竭地训半天一点用不管，杨老师面对叽叽喳喳的我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课堂竟然安静下来。

　　杨老师讲课声音很小，小得连坐在中间位置上的我都有点听不清，我后面的同学就更难听清了。

　　很多老师想用声音和气势压过我们，却没做到；杨老师好像压根没打算让我们听似的，我们却听得津津有味。

　　对上课交头接耳的学生，训导，看来并不是唯一的方式。

　　别的老师好像没理会这一点，面对上课说话不听话的我们，继续训导。当然，继续无济于事。

　　杨老师从不训人。杨老师的态度永远是那么从容，说话不温不火，慢条斯理。每学一条新视唱，所有同学挨个唱，谁唱不准，杨老师就弹着钢琴让你重唱。唱了好几遍还唱不准，同学们都烦了，可杨老师不烦。这次唱不下来，下次上课再让你唱。

　　视唱练耳课本来是音乐系十几门课中最枯燥无味，学生最不愿意上的一门课，可杨老师愣是把它教成了最生动有趣，学生最爱上的一门课。

　　考试时，别的课成绩都是参差不齐，有人甚至不及格，唯独视唱练耳成绩好，大都保持在９０分左右，没下８０分的。对此，我们都感到奇怪，老师们也感到奇怪，可系主任不感到奇怪。系主任最了解杨老师。

　　两年后，我们毕业了，又各自回到了自己的讲台上。

　　“你们听听，这哪像课堂？分明是菜市场嘛，叽叽喳喳，嗡嗡嚷嚷，我就不知道你们哪来那么多闲话废话，下课不说，偏等上了课说！”面对上课叽叽喳喳的学生，我又板着面孔如是训导。

　　我不知道，我的同班同学面对上课说话的学生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当时，我曾立志要学杨老师的做派，但没有做到。

　　我很怀念杨老师。
　　—— 吕新生

贺年卡里的记忆
 
　　小时候，是流行送贺年卡的。岁末年初的时候，小伙伴之间都要互赠贺年卡。那时候贺年卡不仅代表着祝福，还代表着威望。班上收到最多贺年卡的小伙伴便是大家最羡慕的人。

　　那时候多半流行的是明星照或者风景照，小小的一张卡片，承载的却是深深的祝福。拿着积攒下来的零花钱，在大街小巷的精品店耐心挑选，在卡片上的图案和文字中间艰难取舍，在心里做着规划，这张要送给老师，那张要送给同桌，这张要送给好友……等到所有能想到的人都有了一张卡片时，心里便会鼓荡着满满的快乐。

　　然后便是琢磨用词，把能想到的最温暖、最真诚的话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写在卡片上，在某个课间偷偷地送到想要送的那个人的课桌里，接下来带着期望等待他在看到自己精心挑选的卡片之后展开的笑颜。那时候，看到想要祝福的人因为自己的卡片而露出的甜美微笑便是最大的幸福。

　　当然更开心的是收到各种各样的贺年卡，那些原本普通、琐碎的话在贺年卡上稚嫩的笔迹中沉淀出最美妙的感觉，那些亲切的话语、美丽的贺卡图案会在心中激荡起最温暖的记忆。那份感动和温馨是最值得珍惜的财富。即使那天正心绪灰暗，也会在看到那些笔迹时满天的云雾消散，心一下子变得温暖轻柔。送我卡片的这些人，无论他们身在天涯海角，因为这些记忆，会在多年以后的某个时刻心灵交汇、相互忆及。

　　壁橱里，小时候廉价但却珍贵的贺年卡静静地躺着，我从未丢弃过我收到的每一张贺年卡，总觉得每一张卡片都是朋友的一颗真心，总觉得它们会让我深切地感受到和朋友之间的相映相通。卡片上那些稚嫩的语句：祝你前程似锦、越长越漂亮之类的话，在多年后的今天还是会打动我，让我在这个暗夜静静地追忆年少时单纯而又美好的快乐，简单而又淳朴的问候。

　　时光可以流逝，记忆可以丢失，但是想到那些曾有过的关于贺年卡的点点滴滴，所有的感情和珍爱都会再度回来，似乎从来就没有远离，因为那是伴着我成长的美丽，它会在我的记忆中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在这个暗夜，在我收到琳琅满目的各种各样的电子贺卡的今夜，我看着电子贺卡上动感的图案、可爱的小人儿、时尚的话语，却在心里，把小时候廉价、单调的平面贺卡深深地怀念。
　　—— 苗君甫

故乡的芦花
 
　　在滩涂上看芦花，绝对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那种骑着牛走在湖堤上看一望无垠的芦花的感觉，至今仍然令人回味无穷。

　　柳笛声中，那大片大片茂密的芦苇迎风招展，雪一样的芦花便如旗帜般潮涌浪卷。宁静中，仿佛有涛声隐约，忍不住牧牛进入那片芦苇花海，任由苇絮芦花轻拂脸颊，然后折一根长长的芦苇顶在头上，自己就仿佛成了芦苇王子。

　　如今滩涂上的苇林稀了，那种飘雪的壮观景象难以找到了。但是一蓬一蓬的芦苇依然顽强地生长在那些肥沃的滩涂上，那些河床边，它们惊人的生命力，来自于扎进岁月深处的芦根，当芦花谢了，芦苇枯萎，那些吮吸着水乡乳汁的芦根，却已在孕育着新的生命。

　　我常常将芦花看做是水乡的女人，她们是我的祖母和母亲，还有更多系着围裙下河下湖的女人。水乡的湖从不干涸，那些纵横交错的河流水网与它息息相关。每到涨潮时节，这些河床满了，水会漫过岸边的芦苇，一路流淌，直到扎进湖里。而到了枯水季节，湖水会经过一孔孔涵闸，给这些河道注入生命之水，也滋润着河道两边丛生的芦苇。

　　芦苇拔节的季节，正是麦地出苗的时候，这时候的水乡是清闲的，河边往往是最热闹的地方。男人们光着膀子修理渔具，将那些终年漂在水上的船抬到岸上，晒干后，顶着日头，一遍遍地给船体上桐油。织网是女人的活计，树阴下，那些穿花似的巧手忽上忽下，令人眼花缭乱。一级一级的石板台阶，一个一个的水埠头，女人的嬉闹声里，常常掺杂着汉子粗粗的嗓门，泥土一样朴实。间或有水鸟扑棱棱从岸边的芦苇丛中飞出，引起一串更响亮的笑声。当此起彼伏的棒槌声渐渐停息下来，女人们会就着河水洗发，将清清的水面当镜子，欣赏自己娇艳的容颜，一朵红云会腾上脸来。

　　在湖风温暖地沿着苇荡穿行的日子，芦花开始出穗，男人们开始下湖忙活。这时候的女人也忙碌起来。她们像莲花一样开放在近湖和堰塘里，一个个小小的木桶，一根根细长的竹篙，就让女人们融入到一片诗意之中。草帽下，那些淌着汗水的脸，总是笑意嫣然，挥手间，沾满菱角叶。在我的水乡，采菱一般是女人的专利，说笑之间，她们的纤纤十指飞快地摘着水面上的菱角，熟练得就像在做纳鞋底一样的针线活，不一会儿，木桶就满了，女人们将木桶划到岸边，麻利地用筐篓装好，然后舀干木桶里的水，又轻盈地划进菱花丛中。一趟趟下来，岸边的菱角成了小山，女人的衣服开始湿透，会露出好看的曲线。偶尔有汉子心疼婆娘，也划着木桶采菱，他们笨拙的姿势往往能引来女人恣意的笑声，有时候心慌意乱，木桶翻了，男人和菱角一起滑落到水里，这时候，女人的笑声会更加惬意。

　　芦苇长得更高的时候，芦花开始在风中怒放，秋风中，那银白如絮的芦花飘逸柔情。男人们开始频繁地出湖，而女人们的扁舟会像蜜蜂一样轻灵地穿行在荷叶林中。那些莲花凋谢在荷秆上，已挂满熟透的莲蓬，那些鼓鼓胀胀的果实，是水乡女人饱满的乳房。每当扁舟悠然划过，滩涂上的芦花飘来一缕秋天的气息，女人唇边的渔歌就蕴涵着江南采莲曲的味道，夹杂着莲蓬与荷梗断裂的脆响，这时候的女人，就像迎风飘拂的芦花一样美丽动人。

　　和家乡众多的女人一样，母亲的那双勤劳的手，除了摘菱采莲和忙她那永远也做不完的针线活外，还会用芦苇编织很多东西。夕阳下，母亲坐在院子里，用锋利的篾刀将芦苇去皮，劈成篾条，编织成苇帘、苇席、苇篮和苇篓等用品，连圈养鸭子的篱笆和菜地的栅栏都是用一根根的芦苇夹成。有时候坐在小凳上，看着母亲那双灵巧的手上下翻飞，夕阳下是那样的动感美丽，竟不知不觉地看得出了神，心里就觉得母亲是那样的能干。

　　等到我上中学时，一个外地商人在当地办起苇编厂，那些取之不尽的芦苇被水乡的女人编成果篮、笔筒等精美的工艺品，竟成了一项创收的渠道。再后来，镇上办起了造纸厂，芦苇被大量收购，水乡的芦苇面积开始减少，那种芦花如海的景象不多见了。

　　如今，祖母早已过世，母亲也已不再是当年的采莲女，但家乡的芦花仍然一年又一年地花开花谢，牵动着我的一抹乡愁，一抹遥远的记忆，让我再一次徜徉在芦苇花海，走进那种远离世俗的宁静淡泊之中。
　　——  李笙清

父亲的植树情结
 
　　父亲一生爱树如宝，我们家房前屋后都有他栽种的树。在他的生活中，虽然一辈子靠烧柴做饭，却从来没有为砍柴毁坏过一棵树，是村里有名的护林模范。晚年因为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儿，村党支部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不让他参加生产队的强体力劳动，就给他安排一些“看青”、护林之类的事儿。父亲对此十分感激，总是尽最大可能做好每一件事，让党支部放心。

　　记得有一年国家飞播造林，给村南的一座小山上撒了松树籽，父亲接受了看护任务。从撒籽那天起，不管风吹日晒，父亲每天都起早贪黑的守护在那座山上，不让人们动那里的一草一木。尽管为此得罪过不守规矩的人，挨过他们的咒骂，但他爱山护林的意志始终没有动摇。为了不让鸟和小动物吞吃松籽，父亲把家里的旧衣破布扯成很多布条，拴在一根根木棍上，布条在风中摆动，吓得鸟儿和小动物都远离小山。松籽从落地生根到长出幼苗、长成小树，经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小山从秃石裸露，风起沙飞到绿树成荫，经过了多少个春夏秋冬？或许只有过世多年的父亲清楚，我只是看到父亲脸上的皱纹在时光中增多，且越来越深；父亲头上的黑发在岁月中渐少，且越来越稀。

　　我退伍还乡那年，身着褪了色的行装，刚踏进故乡的境地，就望见村子下边的河套旁竖立一排排生机盎然的杨树，嫩绿的杨树叶子随风摇曳，在夕阳的照耀下泛出诱人的光泽，我顿时心花怒放，抖起了精神。待我走近定神看去，只见苍老的父亲正拎着水捅弯腰给杨树刷石灰呢。我急忙上前放下行装，唤父亲放下水桶和毛刷，扶他坐在石头上歇息，并从他的腰带上解下烟袋，给他捻满一锅烟叶点燃。父亲看着我深深地吸口烟，叫我也坐下，我说天快黑了，您歇着，我帮您把剩下的树刷完，父亲边抽烟边做指导，我边和父亲说着心里话边给杨树刷石灰……

　　如今，父亲已故30个年头。村南小山上四季常青的松树早就挂满松籽，村下边河套旁的杨树都长成栋梁之材。我每次回家探亲，都要在村子下边的杨树林旁站立一会儿，都要目视着村南小山上的松树林沉思一会儿，有时间还爬上小山转一转，看一看。而每当这个时候，父亲那慈祥的面容以及他的为人和拖着病躯看山护林的情景便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热爱家乡的山山水水，热爱家乡的一草一木。我更热爱我的父亲，热爱父亲那为人正直、公而忘私、对事业极端负责的优秀品德和崇高精神。
　　—— 张金山

学习口琴
 
　　1965年9月我在北京读大学时，接到参加社教运动的通知。9月10日我校师生乘火车到达邯郸，再乘汽车来到磁县一个叫阿庄的小村子。这个村子只有100多户人家。驻村工作队共5个人，除了我班的3个同学，还有地方上的两个干部，一个叫韩会民，一个女干部叫曹菊梅。老韩任指导员。老曹负责妇女工作。我分管大队的生产、基干民兵和俱乐部。我推举复员军人郭玉森当民兵连长，训练民兵由他负责。

　　搞俱乐部我是外行，村里又没有懂音乐的人才。让我负责村里的宣传队，是赶鸭子上架。我班的赵岩琦初通乐理。我买个口琴，在他的帮助下学习口琴。当时工作十分繁忙，没有闲空儿学。白天劳动一天，饭前饭后也闲不着，吃了晚饭就得召集全村社员开大会。开完社员大会，工作队员还要开会，每天都忙到深夜十二点钟。我就见缝插针，或利用劳动间隙学习识谱。平时口琴带在身边，稍有闲暇就拿出来练练。经过勤学苦练，我很快就能独立演奏了。我给民兵连编了《红色尖兵连之歌》歌词，先由我哼出调子，岩琦照声调谱上曲子，然后教民兵学唱。

　　经与生产队协商，腾出一间空房作为俱乐部。民兵在俱乐部里读书学文化，十分踊跃。开始由我指挥民兵学唱革命歌曲。后来让金玉林指挥。他很有灵性，打拍子打得不错。大家扯开嗓子唱，都很卖力气。

　　1965年春节，公社、分团组织文艺汇演。我编了好几个文艺节目。有对口词《军号》，有歌曲《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有小歌舞《十唱阿庄》等。我和岩琦给歌舞谱上曲子，组织民兵排练。我这个外行竟当起导演。郭玉林、金玉林、阿廷长、姚全有、阿梅香、张付荣、阿淑芹等，他们是生产能手，又是宣传队的骨干分子。他们都没有登台表演过，但表演起节目来一丝不苟，并富有创造性。“众人是圣人。”我们排出的节目，先在村子里试演，得到了父老乡亲们的欢迎。人们高兴地说：“阿庄终于有了自己的演员，有了自己的宣传队！”

　　文艺汇演那天，我给全体参赛队员打气儿，鼓励大家争取优异成绩。演员们都憋着一股劲儿，但没上台前有的心里还敲着小鼓儿，一旦上台他们都全身心地投入了。金玉林、阿廷长说的对口词《军号》，赢来热烈的掌声。当我亲自带领队员们登台表演《十唱阿庄》时，台下一片沸腾。人们想不到小小的阿庄也有人登台表演节目了。我们自编自演的节目，赢来阵阵掌声，得到高叟公社、分团领导的赞扬，被评为风格奖。当大红奖状挂在俱乐部毛主席像下面的墙上时，全体民兵和全村社员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当我们奉命离开阿庄时，民兵和村民恋恋不舍，簇拥着把我们送出村子。郭玉林、金玉林、张付荣、阿淑芹等都泪流满面。女民兵抽抽咽咽哭出声来。有的社员拿着煮熟的鸡蛋，有的提着暖水瓶，举着水杯，一直把我们送上大道，送上汽车。到磁县后，郭玉林、金玉林、阿廷长、姚全有又专程到县里看我们，并一起合影留念。如今打开相册，阿庄民兵的英姿笑貌，重新浮上心头。
　　—— 赵昌治

难忘龙山
 
　　1968年秋季，还是学生的我被系里派遣到河北遵化县印刷厂，去校对歌曲选集《红卫兵歌声》。我稍懂乐理，能识简谱，很乐意领这个差事。

　　校对工作并不繁忙，有很多时候没事可干，便经常出城闲游。遵化县城北邻长城，南望龙山，黎河从龙山脚下蜿蜒流过。山光水影，气象颇佳。

　　一日，偶然心生念头，何不去攀登龙山？想做就做，我选择了城东南的那一座。七、八里的路程，很快就来到了山下。这座山的阴面是绝壁，阳面是缓坡。为了领略登险的感受，回应毛主席“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召唤，年轻的我（当时23岁）决定攀登绝壁。我自幼在平原长大，对山充满莫名的好感；又从来没爬过山，不知道山之高路之险，凭着年轻人的热情和体力自信，说上就上了。

　　山的北麓有一段慢坡，过了慢坡就是绝壁了，这绝壁与地面基本呈90度角，神工鬼斧，气势威严。举头仰望，层叠的石壁迎面而起，唐人诗中所写“山从人面起”说的正是这种情况。仰面搜索上山之路，但见怪石嶙峋，草木杂生，并无山路可循。这时我才觉察到事情的艰难，远非始料所及。但是，既然前来登山，岂可遇难而退？我跟自己较上了劲，当时的心思就是只有前进，没有后退！

　　起步攀援。我抓着石缝间生长的小树枝子，踩着突出的岩角，奋力向上攀登。开始还比较顺利，速度也还不慢，一路上惊飞了不少巢居的山鸟，也观赏到了平素难以见到的奇花异草，心情十分兴奋，果然是险要之处别有风光。大约登了百十来米，就感到手脚乏力了，气也粗了，汗也流了。往上看去，但见岩石草木遮眼，看不见山顶在哪里；往下看去，但见云气雾霭轻飘，更不知退路在何方。上，无力；下，无路。古人所谓“进退失据”，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我攥紧了一根树枝，努力把气喘匀。心想：莫非今天就崴在这里不成？还有许多事情没做完呢。要是真的跌下去，那就永别于人世了。同学们会怎么说？这小子不务正业，闹了个平淡收局。我甚至想到了父母的悲伤。当时的思维是闪电式的，是放射性的，许多念头纷然而来，又划然而逝。正犹豫间，忽然有喊声从下面传来，扭头回望，慢坡上秋收的农民向我摇动胳膊，那意思是劝阻我，让我下来。或许是因为有人关注，来了些胆气；或许是由于稍事休息，缓过点劲来了，于是决定行动。是继续攀登呢还是小心退下？权衡一阵，认为还是攀登为是。为什么？因为眼睛是长在上面的，对上面的地形地物看得清楚；而脚上没有长眼，无法看到往下退时该登什么地方，闹不好会使身体悬空的，而弱小的石缝树枝绝对吊不住我的身体。平常总听人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却并不知道它的意思何在，此刻想来，难就难在脚上没长眼啊。

　　我又一次命令自己“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了。只是这次命令与刚才准备登山时的命令有所不同，刚才是凭热情，现在是凭理智。凭着理智，咬紧牙关，一步一歇，不急不躁，大约过了两个小时，终于爬上了山顶。趴在山顶上的巨石探头朝下看，好一面刀削斧砍般的峭壁！云在萦绕，鸟在盘旋，慢坡上秋收的农民影影绰绰，依稀向我招手，我以一声长啸答谢他们的关注。坐在山顶上，长舒一口气，天好蓝，云好白，风好爽，心好畅，山花山草，含笑簇拥，恍惚间，觉得与山冥合为一了。

　　龙山，遵化城南的龙山，难以忘怀的龙山。你使年轻的我经受了考验，懂得了事理。你给我的心智启示是永恒的。
　　—— 韩成武

伤了你是我永远的痛
 
　　在我的记忆深处隐藏着一个曾让我心动而又让我心痛的故事。虽然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但它却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时时激励我前进。

　　当兵第二年的时候，我当上了一班副班长。和我同年入伍的安徽老乡李亮当上了六班班长。李亮看上去很腼腆，干工作却异常卖力。李亮曾把我视为知己，偷偷地告诉我他想入党，这让我很不服气。但毕竟是老乡，我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背地里不敢有任何松懈。我俩可都是连队骨干，谁先入党还说不定！李亮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他干工作的劲头更是有增无减。就这样，我俩在相互比赶中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光。

　　次年三月，我俩同时被推荐为党员发展对象，但连队只有一个名额。这一次我可得好好把握机会，我暗想。于是，每天天还没亮我就扛着工具打扫卫生去了。每次干完活回来，战友们都是刚刚起床。可是每天这个时候，我也总能看到李亮撅着屁股在厕所里打扫卫生，抠小便池子里的烟头及废弃物。无疑，李亮也在表现自己，他真的和我较上了劲！

　　一天下午，连部通信员取报纸回来。我偶然看到了李亮的来信。仔细一看，发信人的名字和字体都像个女的，而且这封信是从部队驻地一所中学发来的。我没听说李亮这里有亲戚！随即，我心里一阵高兴：机会来了。于是我故意拿着信在楼道里喊：“李亮，你的信，一个女的。”有好事的战友纷纷拥了过来。“呦！李亮有女朋友了。”“还是咱这儿学校的，李班长离家近了。”一时间，此事成了连队的爆炸性新闻。谁都知道部队不准义务兵在驻地附近与地方女青年来往。“看你李亮怎么办？”果然不出我所料，晚上连队点名时指导员把李亮叫到队列前面：“好啊，李亮，看都看不住，咋整上的？”大家好像都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李亮红着脸挨了顿批评。我暗自窃喜。后来，我以高出李亮十多票的成绩入了党。

　　入党宣誓的日子，我却泪流满面，不是因为激动。

　　天气渐渐地凉了。冬天来了，李亮一直没有入党，这意味着他在部队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而他干工作的劲头却有增无减。连队宣布退伍人员名单的时候，李亮的名字也在其中，我因为工作需要继续留在部队。

　　我清楚地记得离队的那一天，一位三十来岁的母亲领着一位小姑娘到连队点名要见李亮。大家感到很蹊跷，互相打探着消息。最后在欢送退伍人员时指导员道出了原委。原来从前给李亮写信的女孩就是眼前这个小姑娘。一年前，小姑娘的父亲出车祸死了，其母没有多余的钱供她读书。小姑娘的学习成绩很好，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她，于是纷纷自愿为小姑娘捐钱读书。当地电台对此进行了报道，恰好被李亮听到了。李亮记了地址，给小女孩寄了80块钱。以后每月李亮都会给小姑娘寄东西，鼓励她好好读书。小女孩也会给李亮写信汇报成绩。听完了故事，我的心隐隐作痛，暗笑自己愚蠢，更觉得对不起党。

　　李亮离队那天，全连官兵都去送他。我抱着李亮拼命地哭。其他战友的眼睛也都是湿湿的。李亮却没有哭。他一边很礼貌地和战友们打招呼一边对我说：“你小子哭个啥，别给党员、别给咱安徽人丢脸。”此情此景成了我以后生活的动力，每当情绪低落或有非分之想时，我都会想起李亮，羞愧难当。

　　载着李亮的卡车带着他的梦慢慢地走远了。我怔在那里，心情特别沉重……

　　此后，我每次休假探家时，总会到李亮家看看。每当提起此事，他总是笑笑：都是过去的事了。
　　—— 王隽

做月饼
 
　　1969年3月，我与九名同学从天津市下乡插队到塞北边陲的蔚县农村。住在村民院里，吃在食堂，有大师傅专为我们做饭。在那票证年代，物资极度匮乏，又是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生活日用品和食品十分稀缺，逢年过节上级才每人调剂2斤白面。

　　第一年的中秋节夜晚，初出远门的我身在异乡，抬头仰望皓月当空繁星闪耀，思念亲人，不禁心绪翻腾，想起儿时在父母身边吃月饼的甜美滋味，勾起无尽的情思。身旁好友储金龙见我神思飘忽不定，不愿入睡，关切地询问我，我说：“我想起小时候吃月饼了！”他听罢灵机一动，“我和我妈学过做月饼，咱俩何不现在偷着做点吃？！”他的话正中下怀，说干就干。我俩各自拿出从天津老家带来的红糖，芝麻与花生趁夜深人静其他的同学都在鼾睡，我俩像做贼似的悄悄地潜入食堂偷出白面和麻油。他和面我拌馅他制作我烧火拉风箱。怕惊扰房东屋里不敢开灯，借着明亮的月光轻手轻脚地干着。眼见着白生生的月饼一个个码放在大铁锅里进行烙制，我迫不及待地猛拉风箱，炽红的火苗一下喷出灶口，扑在我脸上。躲闪不及，我只觉得脸上火烧火燎地十分不舒服。那时一心只想着吃那月饼解馋，也顾不了许多。那油酥的皮，甜腻的红糖芝麻花生馅，吃得我肚饱胃胀，唇齿留香，一个劲地夸奖好友做月饼的手艺不赖。第二天见到同学们用异样的眼神瞧着我，不由心中纳闷，对镜一瞧，顿时惊呆了！我的眉毛，眼睫毛已荡然无存——全被灶火燎个精光……

　　三十七年过去了，现在的生活条件今非昔比。市场繁荣，物资丰富，商店里各式各样的月饼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但�做月饼的情节，吃月饼的滋味至今萦绕心头，挥之不去，让我历久难忘。
　　—— 王铁侠

参加开国大典后的纪念照

　　

　　这幅照片中的我（左第一人），身着学生服，头戴八角帽，是参加开国大典的装束。当时为留作纪念，和堂弟等人于1949年10月2日拍成这张照片，每逢看到它，眼前总浮现出开国大典的盛况。

　　1949年10月1日那天，我们早六点就来到学校，不一会集合的钟声响了，同学们迅速按平时排练的队形集合好。队伍阵容很大，最前面是校旗，接着是国旗和红旗方阵，再接着是红布横标——“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再后是鼓号队，最后是各年级的方阵。每个年级方阵前面都有一架自制的各式各样的大型彩灯，彩灯后边是一排毛主席像，每个同学手里都拿着写有标语的彩旗。

　　队伍从鼓楼东大街出发，朝******广场进发，凡经过的大街上，都是人山人海，有参加游行的队伍，也有看热闹的群众，到处是红旗、彩旗和标语，歌声、口号声不断，方阵与方阵，学校与学校，轮流的拉战歌声，此起彼伏。

　　队伍时走时停，到地安门时，前面传来消息：凡领袖像没系风纪扣的一律不能进入******广场。啊？我们班级的彩灯上就是挂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身着中山装没系风纪扣的像。怎么办？于是大家分头去买系风纪扣的毛主席像，都空手而归。正在大家眉头紧锁之时，一位同学灵机一动说：“把风纪扣系上不就可以了吗？”大家都说：到什么时候哩怎么还开玩笑。那位同学郑重其事地说：“让我用笔把风纪扣画上。”大家这才恍然大悟，高兴得都跳了起来。于是买了墨水和笔，那位同学动手画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帮忙出主意，不一会“杰作”完成了，风纪扣端端正正的系上了，看上去天衣无缝。队伍继续前进，而且加快了步伐，一路歌声嘹亮……

　　我们学校在******广场的集合点是在旗杆正南约100米处。这时的广场是红旗的海洋，歌声的世界，大家都怀着一颗激动的心等待着大典的时刻。

　　下午3点，******广场一片欢腾，原来就地而坐的群众都站了起来。红旗摆动，横标起伏，锣鼓声震耳欲聋，不知谁喊了一嗓子：“毛主席来了！”大家目光齐望******，啊！看见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身材魁武，穿一身黄色中山装，那位是朱总司令、那位是周总理……接着一片肃静，庆典开始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瞬间，******广场欢声雷动。

　　接着是升旗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飘扬在******广场。广场又是一片欢腾。

　　接着是鸣礼炮28响，这礼炮声惊天动地。

　　阅兵开始了，人民解放军分步兵、骑兵、坦克、大炮……依次从东往西，通过******接受毛主席和党政军领导的检阅。飞机飞过来了，******广场又是一片欢腾。

　　群众游行队伍开始了，队伍从东往西经三座门有序的成２０路纵队通过******接受毛主席检阅。当我们学校的队伍通过******时，暮色开始降临，于是我们便把自己制作的彩灯点起来了，又亮又好看。我们彩灯扭了90度，贴有毛主席像的正面向着******。毛主席看见我们了，向我们招手，我们手中的彩旗拼命地摇，跳着脚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时从******城楼传来毛主席的声音：人民万岁！维持秩序的解放军同志大声向我们喊：跟上队伍，保持队形，跑步前进。这时我们才发觉我们停止了脚步，于是跑步前进，还不时地回着头高喊：毛主席万岁……

　　太高兴了，太兴奋了，太激动了，太幸福了，我看到了毛主席！这个时刻使我终身难忘。
　　—— 刘铭元

老屋
 
　　从农村来到城市，离开老屋已经十几年了，但它一直像庙堂一样，在我心中神圣地矗立着。

　　虽然并不确切地知道，而且也没人告诉我，但我一直认为，我是在这老屋生的，因为从我记事起，就在老屋的炕上玩儿。那时她已经很老了，像我父亲的脸一样，虽然没有多少皱纹，但却灰扑扑的陈旧而斑驳了，柁檩也呈现了一层暗黄和乌黑。

　　老屋有三间，坐北朝南。只有四个角的下半截外墙和屋檐下的那趟鸽子窝用了几块青砖。房基是鹅卵石垒的，前面沙灰勾缝，露着石头的脸蛋儿，其余除了前后窗户，就是灰土墙了。而后山墙的下半截，每到雨季，由于阴暗潮湿，便长出一指厚的毛茸茸的苔藓，一片一片地在墙上鲜活地绿着，冬春天一干，就枯萎褪色得看不见了，第二年一遇雨，就又活转鲜绿起来。

　　由于年头长了，屋顶抹了几次灰土，厚厚的，冬暖夏凉。

　　炎热的夏天我在外边玩累了，进屋往炕上一躺，从后窗钻进来的小风儿��然很快又从前边窗眼儿钻出去了，但它们从我汗浸的脸和袒露的胸上掠过时，凉丝丝的，舒服极了。冬天，母亲总在老屋的灶火上做饭，土炕被烧得暖暖的，炕头都有些烫。晚上睡觉，父亲总在热炕头躺着，让我睡在炕梢的地方，并说：“小子火力壮，就得睡凉炕。”

　　老屋是有灵性的。而那灵性，在我看，又总是从温馨和吉祥上显现出来。

　　我们村，有一半的家庭盖房，都爱在房檐下搭一趟鸽子窝。而那并不属于谁家的野鸽子们，总爱来我家住。晚上钻进窝里去，早晨天刚蒙蒙亮儿它们就在窝里或房檐上“咕咕”叫。每天傍晚鸽子们从野外觅食回来，能落一房。还有一对紫燕，每年都在老屋里衔泥垒窝，从高处的窗眼儿里飞进飞出。我母亲说：“鸽子、燕子都住旺户，谁家风水好，才在谁家住。”

　　晚上，我一到老屋的犄角旮旯里去父母就吓唬说“那儿有蝎子！你就去吧，蜇了你。”那时我还没见过蝎子，也没挨过蝎子蜇。但听大人们说，蝎子身上是硬的，像柴草棍儿一样，有时能把人蜇死。一天夜里睡觉，我把胳膊往枕头上一蹭，碰到个柴草棍一样的东西，立刻就惊醒了，让挨着煤油灯睡觉的父亲点灯。他沉酣未醒地说：“半夜三更的点什么灯啊。”我说“蝎子！”他以为我说梦话呢，就又睡着了。当我死气白赖叫醒他拿着油灯一照，我耳边枕头上真趴着个大青蝎子，我碰了它都没蜇我，都觉得很怪。

　　让我永远也忘不掉的是，在老屋里我体验到了浓浓的亲情。

　　三年经济困难时，我还是个孩子，可能正处在贪长的时候吧，越是没有粮食，我越能吃。那时正吃食堂，每顿都把做好的饭从生产队的食堂里打回家。我父亲是整劳力，中午食堂给两个小窝头，母亲是半劳力，给一个半小窝头，给我一个小窝头。都不够吃，特别是我父亲，天天到生产队上工，干很累的活儿。但他总把自己那两个小窝头给我一个，我母亲再给我父亲半个。我吃得稀里糊涂，父母整天挨着饿。我就是这样在老屋度过那三年的。

　　长大以后，由于离开了老屋，对父母我没尽了孝，但我的孩子们却令我特别欣慰。

　　大女儿还不到上学年龄时，我父亲因为病老生活就不能自理了，整日在老屋的炕上躺着。除了我爱人，就是她给老人一口一口地喂饭。老人吃剩下半碗玉米粥，连我这亲儿子都嫌弃，大女儿却跟刚懂事的妹妹说：“你信不，我敢把爷爷吃剩下的这半碗粥都吃了！”我母亲七十岁时，牙就掉得差不多了。一年春天，老人病了，患了重感冒，整天让奶奶哄着的小女儿也感冒得不轻。我想给她们买点水果。一摸兜儿里才五角钱。就去村供销社买了一大一小两个苹果。大的给母亲吃，小的给正在奶奶怀里躺着的小女儿吃。我分给了她们。小女儿牙好，苹果又小，很快就吃光了。母亲由于牙不全，连苹果皮儿都咬不下来，小女儿见了，忙用小嘴儿把奶奶的苹果皮儿像小刀一样地咬了去，再把没了皮儿的大苹果用小手儿托着给奶奶吃，当时她才三岁！

　　老屋也送走过老人，但那都是寿终正寝，静静地送上路的。

　　父母去世后，由于我工作在外，老屋就只有我爱人守着两个小女儿住着了。这是个集弱之家。老屋没有防盗门，也没有防护窗，外边的土墙又特别矮，但她荫庇了我家几代人，无论经历怎样的贫困和动乱，我们都安然地度过了。

　　当我们从农村搬进城市，永远地离开老屋时，老屋更老了，并显出了从未有过的孤寂和无奈，但她见证的那些百味人生，却深深地在我的心中铭刻着，既亲切又素朴，既平凡又伟大，既琐细又圣洁。
　　—— 陈士福

童年纪事：爬瓜
 
　　爬瓜是指特定年龄段的偷瓜，十四岁以下的孩子偷瓜才称为“爬瓜”，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前盛行在我们这一带农村的儿童游戏。

　　爬瓜的“爬”字用的很有学问。这个在浩瀚的汉字海洋里捞出的形象、生动、贴切的字来代替“偷”字的人绝对是个天才，真正的语言大师。如果你有过这“光荣历史”，你一定还记得爬瓜的情景：朦胧的月光下，几个鬼鬼祟祟的小黑影穿行在青纱帐里。临近瓜地了，一声鸟叫，一声蛙鸣，小黑影就齐刷刷地趴在地上。忽而四下张望，忽而凝神谛听。见无动静，一个暗号，一个手势，又像游蛇似地慢慢地向瓜地爬去。而后快速在瓜地里找瓜，摘瓜。不一会儿又迅速爬回青纱帐……。你瞧，除了一个“爬”字，还有哪个字能把爬瓜的情景这么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你的眼前呢？

　　“爬瓜”不单是为了嘴馋，要单是为了嘴馋找看瓜老头儿叫声爷爷，他会高兴地给你几个瓜。因为看瓜老头一来怕你揪坏瓜秧，二来也显得他没面子，没人缘儿，“恨谁偷谁”嘛。但小孩子却宁肯去“爬瓜”也不愿去要。张嘴要瓜那显得多没出息、多没面子。“爬瓜”要的是刺激，玩的就是乐趣。当你用古代的三十六计，比如什么声东击西、调虎离山、十面埋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以及现代的麻雀战、游击战等招数弄的看瓜老头儿顾此失彼，晕头转向而终于爬到瓜的时候，你就会从心眼儿里感受到挑战的刺激和胜利的乐趣。这时再咬上一口你的胜利果实，是那样的香，那样的甜！绝对和要来的瓜不一样的滋味儿。要是在炎热的午后，吃个肚儿圆，乘兴玩一会“偷瓜”那才叫一个爽！

　　“偷瓜”这个游戏是什么年代什么人发明的已无从考证。但这发明者一定是个“爬瓜”高手。我想应该是在一天午后，几个淘气的孩子饱餐了胜利果实，仍意犹未尽，再玩点什么呢？刚才爬瓜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一下子触动了灵感，对！玩爬瓜。先画一个半径三尺多长的圆圈就算是瓜地了，那拿什么当瓜呢？那是非鞋子莫属了，那灌满沙子的鞋不就是活脱脱一个长圆形的“老梢（ｓｈáｏ）瓜”吗？两只一对，四只一层码在圈中央就是“瓜”。折根树枝，一短多长，谁抽到短的就是看瓜人，其余的都是偷瓜人，——一个和“爬瓜”相仿的“偷瓜”游戏就这样诞生了。

　　游戏第一步，找一个跑的快又机灵的偷瓜人从背后推着看瓜人往远处送，路上乘其不备猛向前一推，自己飞也似地跑回圆圈用脚把“瓜”（鞋垛）踢散，尽量踢出圈外，这期间注意不让看瓜人在圈内抓到，否则就输了，你就成了下一轮的看瓜人。如果没有被抓到，接着“偷瓜”开始，这是最精彩的部分。偷瓜人围成一圈儿，从四面八方一齐动手往外偷瓜，还可以用鞋子装上沙子投打里边的“瓜”，总之要想方设法使看瓜人顾东顾不了西。看瓜人则想尽一切办法一边护住剩下的瓜，一边伺机偷袭偷瓜人，只要自己不出圈用手或脚碰到偷瓜人的任何部位，那么该偷瓜人就输了，成为下一轮的看瓜人，游戏结束。如果圈里的瓜全部被偷光了，还没有抓住任何人，看瓜的不但下一轮继续看瓜，还要接受处罚——打脚心。这时候气氛达到了高潮，先一个人作监刑官称作“老官儿”，一个人用鞋底和着歌谣的节奏打，大伙儿手舞足蹈、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尖声怪调地喊：锛子锛，凿子凿，蝲蝲蛄，上辛桥，辛桥有棵杜梨树，杜梨树上趴着个大野猫，大野猫拉了一泡屎，问问老官儿吃不吃，不吃再凿。当老官儿的怎肯说自己吃屎，一声不吃，接着打。不过这时候大家都笑得岔了气，也就打不了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政局稳定，经济复苏，人民安居乐业，幸福的孩子们活蹦乱跳，玩兴正浓。但农村不比城市，可玩的游戏不多。这“偷瓜”的游戏由于不受条件限制，玩法简单，气氛热烈，很对孩子们的口味。因此每年立夏以后孩子们就一群群聚到一起，疯了似地玩儿。到了周末更是废寝忘食，树林里，沙滩上欢声笑语声，呐喊声此起彼伏。等到了农历六月中下旬，瓜熟了，玩累了玩渴了的“好孩子”们就时不时地玩点刺激的。当时农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唯一有点影响社会形象的就是这“好孩子”们玩的“爬瓜”了。但人们则更多地把这看作是给平静美好生活平添的情趣。宁静的夏夜，当人们聚在大槐树下一起纳凉的时候，斗转星移，人们渐生睡意。忽然村外传来看瓜老头儿高一声低一声的呐喊声，就像注入了清新剂，人们立即亢奋起来，熟悉的呼喊声把曾有过这“光荣历史”的男人们带回了金色的童年，回忆起自己那惊险的一幕，于是嘻嘻哈哈的欢笑声，村外的呐喊声遥相呼应，划破了美丽的夜空，引逗的谁家的公鸡以为天亮了竟引吭高歌起来……

　　那时我七八岁，正赶上了这金子般纯真美好的年代。当时我们较小，是跟着大一点的孩子们一起玩。我们的领袖人物是一个比我大四五岁的男孩。他个子不高，但十分结实，为人正直、仗义。论乡亲辈分应叫他叔。他也拿的起来，很会让着我们年纪小、辈分小的几个孩子。我们当看瓜人不幸被偷光了要接受惩罚时，他告诉要轻轻地打，逗乐大家为止。到了爬瓜的时候，一般不带我们去，叫我们看老堆儿（看衣服什么的）。只带几个稍大点儿的去。他可是个有名的爬瓜高手，无论白天黑夜，无论看瓜老头儿多少，他都能手到擒来，从不走空。但他从不多“爬”，够吃够解渴就得，而且严守“爬瓜”之道：不揪坏瓜秧，不摘没熟的瓜，不摘旁边插着树枝的瓜种。“爬”回瓜总是把个大熟透的瓜分给我们年纪小的吃。所以我们都愿找他玩儿。后来他参了军，虽然没有文化，但凭着自己正直的人格魅力，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凭着自己的拼劲儿，钻劲儿硬是脱颖而出，最后升到了营长，如果不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说不定能当上团长，师长呢。真是印证了“爬瓜的孩子是好的”那句老话。
　　—— 李玉明

难忘的一次国庆游行
 
　　1952年，正在北京工业学校读书时，参加了庆祝国庆节游行，使我终身难忘。

　　10月1日这天，终于盼来了。北京的整个东城区的大街小巷，都是参加庆祝游行的队伍，就地等待游行检阅。这时班与班，学校与学校互相拉唱，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

　　时间一到，游行队伍开始顺着长安街由东往西向******挺进。我们学校的队伍起初是按着大会的规定成２０路纵队行进，刚过“三座门”，队伍突然变换队形，一时“乱”成一团，这时维持秩序的解放军同志大声地说：“不要乱，保持队形”。由于“三座门”的缘故，每逢通过这里队伍总是要“乱”一，可我们不是一般地“乱”，队伍一下子分成许多团儿，垒起了“罗汉”，解放军慌了手脚，大声地喊着，指挥着：“怎么不按规定前进，赶快保持队形”。我们队伍的每个团儿迅速垒起了许多各种罗汉图形，有飞机、有大炮、有坦克……我们有秩序地浩浩荡荡地向******前进，这时解放军同志才放心地笑了。

　　******快到了。可我们全体同学都牢记校领导在出发前嘱咐我们的话：队伍到了******前，必须保持图形编队，绝对不能乱，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看看我们的“飞机”、“大炮”和“坦克”！这是我们对美帝国主义的示威。这时每个图形都有一个同学喊着：一、二，一、二……以保持步伐一致和编队整齐有序，其他的同学都有节奏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说心里话，这时谁不想看看毛主席呀！为了整体图形，绝大部分同学都牺牲了看毛主席的机会。我们班是坦克中的一辆，排在最后边，即靠北边******一边，我在坦克中扮履带，而且是右侧的履带，我的动作是弯着腰左手搭在前一个同学的背上，右手向怀里弯曲攥拳，不断地上下画着圈，就像是履带向前走一样。我和同学一样激动地喊着毛主席万岁！可一边还偷偷地抬一下头，用斜视的目光看着******城楼，城楼上红旗招展，大红灯笼高悬，人很多，虽然看不太清楚毛主席，但心里想，毛主席肯定看到我们了，城楼上的领导还不断地向我们招手呢。

　　我们的队伍，通过******到中山公园门口的位置，一声哨响，队伍立刻散开，恢复原来的20路纵队形，1000多人的方阵整个停下来了，都回头仰望******城楼，谁都想再看一看毛主席呀！解放军大声地催促着我们：“不要停，不要停，跑步跟上”。我们边跑还边回头看******城楼，还想��看看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断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这次国庆游行，虽然没看清楚毛主席，可毛主席肯定看到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了，我们的心都激动万分，终身难忘。
　　——  刘铭元

家乡的月亮

　　夜深了，喧嚣了一天的城市渐渐的安静下来，走在下班的路上，不经意间，便看到了那远挂在天空中的一轮明月，似曾相识却又有那么一点遥远……

　　小时候常和邻家的丫头在晚饭后领着一大群小伙伴们嬉闹，皎洁的月光成了我们的天然照明工具。那时我６岁，丫头５岁，记得有一次本村的一位异姓叔叔结婚，吹吹打打好不热闹，我和丫头领一大群小朋友前去观看，那场景，简直让我们羡慕极了。当天晚上刚吃完饭，小伙伴们又聚在一起，准备前去观看。可是，不知是谁提议说那叔叔家离我们这里很远，如果大人们找不到我们会着急的。于是，大家又不知如何是好？丫头说：“我看我们在一起玩个结婚的游戏吧，我扮做新娘，让他扮做新郎。”丫头用手指着我。经过丫头的分工，我这个“新郎”带着几个人扮作迎亲的队伍，狗子哥和三个小朋友用几根棍子把丫头夹在中间，扮做抬花轿的人群。小朋友们在一起，玩得开心极了。那场景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得别有一番韵味。

　　后来，我和丫头同在一所学校读书，整个小学，我们都是同班同学，我一直扮演着丫头哥哥的角色。谁欺负了丫头，我准不乐意，丫头哭了我就哄她，下雨了，我会把我的大雨伞借给丫头用，有时，丫头也会偷偷地把她妈给她好吃的东西塞进我的书包里。每天上学，放学，我们都会走在同一条路上，过着像水一样平淡的日子。

　　后来，升入了初中，我开始长出毛茸茸的胡须，还有一脸的青春美丽痘。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和丫头保持着距离。丫头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而我的成绩却一直上不去，丫头也曾想尽办法，可那时的我一直很贪玩，一直没有效果。因此，初中没有上完，我就跑到遥远的东北当兵去了。

　　刚到部队的那三个月，感觉比三年还长，是丫头的来信驱逐着我的寂寞，激励着我不曾退缩。风里来，雨里去，带着一身的尘埃。苦也好，悲也好，当我在那庄严的哨位上，总会遥望夜空中高挂的明月，也许只有我在这般宁静的夜晚，才能寻回心底的感情，才能有明亮的月光以及月光下充满着希望的人生。后来，读到一首诗：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渐渐明白，丫头已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想我是爱她的。

　　当兵第二年的时候，我获得了一次探亲休假的机会。那时，丫头已考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我把丫头约到离她学校很近的一家酒吧里。我们坐在充满温馨的小屋里，静静地相对，听着彼此的心跳。月光透过窗儿撒在我们身上，与高脚杯中那血红的葡萄酒相互辉映，形成一道美丽而浪漫的风景。她告诉我，她的学习时间很紧，她将来要考一个名牌大学，她希望我在部队能有所作为，她说她爱我。要我好好地生活。面对这一切，我真得好感动，好幸福，真地想把她拥入怀中，告诉她我是多么多么地爱她。但经过部队近两年的生活，我已经成熟了很多，我咬咬牙，骗她说，我在部队已有了一个女朋友，我们相处地很好。我这次回来，只想看看她。对她的关心，是小妹妹的那一种。丫头听后，当时就流出了眼泪，我不想哭，我想做个坚强的男人。但我的心在流血，丫头哭着跑开了。以后，无论我想什么法子，她都不理我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1０年了，后来听母亲说，丫头大学毕业后就嫁人了，目前有一个可爱的孩子和一个爱她的男人。如今，我仍会习惯地想起家乡的月亮，想起月亮下的那一对懵懂少年。虽然丫头她不是我的新娘，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是她让我知道这世间有这么美好的交往，是她让我知道了，爱，并不一定拥有，只要曾经就足够了！
　　——  王隽

美人鱼
 
　　“飞起来啦！飞起来啦！”女儿欢呼着，跳跃着。紫色的翅膀，黄色的鱼身，黑色的眼睛，红红的尾巴，阳光下色彩绚丽的美人鱼风筝迎风缓缓升起。

　　踩着松软的土地，满眼醉人的绿绿的麦苗，迎面吹来淡淡的泥土芬芳，沐浴着和煦的春风，感受着暖暖的春意。当美人鱼飞到足够高的时候，我把线交到女儿手里。席地而坐，湛蓝的天空里飘浮着朵朵白云，远处的柳树挥舞着绿色的丝绦，树枝上的小鸟在欢快的歌唱，思绪不经意间飘向了记忆深处。

　　“记得那年三月三，一夜难合眼，望着墙角糊好的风筝，不觉亮了天……”就像这首《又是一年三月三》中唱的一样，儿时的我们也在这样的季节，拿着自己做的风筝，和小伙伴们奔出家门，跑向了田野。那时的风筝是自己做的，用几根竹篾扎起来，有老爷爷在一旁指点，用纸糊好晾干以后，再用毛笔画上蜻蜓、小鸟什么的，我们的风筝就做成了。放风筝的线是大家你一点、他一点凑起来，再接到一起。不止是风筝，各种玩具几乎都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石子，一个瓦片，一段叶茎，都成了我们手中的玩具。校园里、田野中、沙滩上到处留下了我们追逐的身影和欢快的笑声。

　　“啪！啪！冲啊，杀呀”放学后，小朋友们分成两班打土仗，一人腰里别一把三八大个，当然是纸做的，用土块互掷，一个个跑得满头大汗，直到天快黑了，才知道该回家了。

　　最快乐的莫过于暑假。放假了，没有了老师的管束，我们自由极了，田野里的西瓜和屋檐下的麻雀却遭殃了。和小朋友去偷西瓜，一个人放哨，另外的人趴在垄沟里，再爬到西瓜地里， 捡个大的摘下来，然后，用头顶着西瓜滚动，弄到麦子地里，大吃大嚼起来。有时，也不幸运，偷来的西瓜不熟，还得接着再去偷，被人发现了，我们就分头跑进了麦子地。屋檐下的麻雀也躲不过我们的手掌。听着有小麻雀的叫声了，到小麻雀快出窝的时候了，瞅准麻雀窝的位置，两个人爬上房顶，一个人蹑手蹑脚摘下瓦片，另一个人在后面拽住这个人的双脚，一下能掏出好几只小麻雀，有时连来不及飞走的大麻雀也被我们逮个正着。把麻雀放在小笼子里，给它找小虫子吃，可总也养不大，没几天，就被我们给折腾的奄奄一息了。最后，只有流着泪，挖一个小坑，把它们给埋了。

　　“爸爸，你看”，抬起头，顺着女儿手指的方向，不远处一群小朋友放飞了一只美丽的花蝴蝶，从他们的欢呼声中，仿佛看到了自己儿时的身影。放飞美人鱼，放松了心情，放飞了一个永远长不大的梦。
　　—— 薛永强

桑葚熟了
 
　　故乡的山坡上有野生的桑树丛，一到春天，上面就会长出或大或小的桑葚，由青绿苦涩，变得紫红甘甜。记得儿时，经常到山坡上寻找这一蓬蓬的桑树丛，采摘熟透了的桑葚吃。此时，山上飞着一种小鸟,它的叫声恰似“吃了葚子黑屁股儿”的语音。孩子们吃了紫色的桑葚，弄的嘴唇都变成了黑紫色，都指着对方的嘴唇用鸟儿的话语互相取笑。

　　近年，哥哥在自家房后的山坡上植了两棵桑树，每年春天，树上长出许多桑葚。仲春时节，桑葚成熟了，又大又甜的桑葚，引来不少村童光顾。这些村童有时让你忍俊不禁，有时又让你哭笑不得。

　　那年，桑葚正红。一天上午，我正在院里干活，一扭头，看到几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在山坡上玩耍，坡地里种了花生和玉米，我便大声冲他们喊：“小家伙！快出去，别把庄稼苗踩坏了！”随着一声“哎！”几个小娃娃瞬间就在地边上消失。过了会儿，猛一抬头只见他们贴着地皮，慢慢向那棵桑树爬去。我先偷偷笑了笑，冲他们又喊：“你们趴在那干吗？”几个孩子看露了馅，就爬起来蹲在那儿。小男孩：“你地里的草太多，我们帮你拔草！”“出去吧，不用你们拔。”眼看几个小孩慢腾腾地走远了。一会儿，他们趁我不注意，竟像猴子一样跳跃着蹿到桑树下，我扬着头大声喊，“好啊！原来你们是想偷摘我的葚子！”那几个小孩子七嘴八舌地恳求“就让我们摘几个吧，我们保证不踩你的苗苗。”看到他们可怜又可爱的样子，本也有和他们开玩笑的意思，这时语言也含糊起来，他们一看有机可乘，早有两个小顽童小猴子一样麻利地搂住树干，嗖嗖几下便爬到树上。

　　等我忙完了活计到山上一看，树下的玉米全被这几个下了保证的小东西踩得一塌糊涂。让你气不得恨不得。

　　还有一些“强硬派”，更是让你不知所措。哥哥说，有天他正在午睡，忽然听到几个小孩尖尖地叫声：“小山！三妞快来呀，这有葚子！”只听得杂沓的脚步和一阵阵欢呼喊叫声。哥哥睡眼惺忪站在院里冲他们喊，有个大点的孩子，叉着腰站出来：“怎么啦？这树是你家的吗？”“可不是我家的，难道是你家的？”“哎！是你家的，你喊它，它答应吗？”“你这孩子，咋不讲理，树能说话吗？”“哎！我说这树是我家的，我喊它，它就答应。”接着便听到这个小东西可着嗓门尖尖地喊“葚子树！”另外几个小东西，便齐唰唰地奶声奶气地答“哎！”“怎么样，听到了吧，我家的！”哥哥舌战败下阵来，又气又恼，从院里抄起根竹竿就往山上走。孩子们见状，呼啦一下全跑了。留下哥哥坐在地头上，“望娃兴叹”！

　　还有一些小孩子是乖巧型的。那天在地里恰和几个小馋猴遭遇。有个长着黑亮眼珠的男孩，约五岁，“阿姨，你在拔草呀？”“是啊，你们干嘛呢？”“我们在坡上转着玩。”“噢。”“你家的葚子那么红，那么大。”“是。”我暗笑。“让我们摘几个尝尝行吗？”面对这样的孩子你该咋办，但我偏要逗逗他们。“大街上有卖的，你们咋不到街上去买？”“没钱。”“没钱就不要吃了，我这儿也是等明儿摘了去街上卖的。”“明天我们来帮你摘吧。今天你先让我们尝尝。”还有一个嘴更甜，“阿姨，我们先该着你的钱，等我们长大了挣了钱再给你。”我实在忍不住了，便哈哈大笑起来。几个孩子一看我的样子，互相使个眼色，一下子把棵桑树围了个严严实实。

　　这帮馋嘴的小猴子！我笑眯眯地瞅着他们，只是告诉他们不要踩了地里的庄稼。但结果可想而知，因为他们还实在无法约束自己的行为。

　　那两棵桑树，在历年孩子们“无情”的采摘之后，披伤挂彩，弯曲着身子，裸露着白生生的树干，耷拉着枯萎的枝叶。但无论如何，这两棵树还是努力修复着自己的躯干、顽强地无怨无悔地生长着，依然越长越繁茂。

　　桑葚熟了的时候，还会引来许多鸟儿的光临，那个“吃了葚子黑屁股”的鸟儿捷足先登，下来有喜鹊、“姑姑等”、黄雀等许多鸟儿品尝这甜美的果实。它们美丽的身影和婉转的鸣唱，总是给人带来恬静心怡的享受。

　　我知道桑树也一定和我一样，喜欢听鸟儿的鸣唱，喜欢甘甜的果实养育这些美丽的鸟雀，更疼爱喜欢并原谅这些尚不懂事的馋嘴娃娃。

　　人世间好多的美丽时时滋润着人们枯槁的心灵，正是这些不经意的美丽点缀着我们平凡乏味的生活，使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如诗如画。
　　—— 赵风华

我的牛群
 
　　那次带女儿回老家，女儿指着山脚下的两头牛惊呼：“那羊怎么这么大个儿！”我当时觉得很好笑，笑过之后就觉得有些沧桑——牛曾是我儿少时的好朋友，而我的女儿对它竟如此陌生——童年远了，我的牛群也远了。

　　山沟里的童年是寂寞的，唯有生产队里的那群牛让我开心，让我牵挂。放牛的是个鳏夫，除了骂牛就再不会言笑。一向怕人的我总是追着他叫：“二大伯，放牛去呀？”那用意不在礼貌，全在看牛。牛也不是想看就看，隔些日子才有一次机会——我们队分为南洪、北洪和东沟三道山沟，牛群需在三道山沟轮流放牧；只有到了我家所在的北洪，我才能见到那些牛。我像盼年一样地盼着牛群。牛群来了，我会接到沟门儿，像迎接宾客；牛群走了，我要送到沟口，像送别客人。牛群在北洪逗留期间，是我最幸福的日子。只要能抽身，我就会陪着二大伯看牛——看牛望青，看牛吃草，看牛抵头……中午和晚上牛被圈起来，我就站在牛圈外的斜坡上，居高临下地研究它们。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它们的长相，它们的神态，它们被人约定俗成的名字：大狸猫、二狸猫、小黑犍儿、黄儿、独角龙……

　　那头黑红相间的母牛要算是这群牛的“群花”了。它的体态很匀称，也很丰满，头和四肢及肚皮都是黑的，只有背是橘红的。它的犄角很特别，左边是弯的，右边却是直的。它的眼光很自信，但极不安分。二大伯和生产队都宠着它，不受欺负，不挨打，不干活，不被出卖和屠宰。它总是东跑西颠，总是走在牛群的最前头，所以它有个不太上口的名字叫“打主意的”。

　　“白脸儿”长得很小巧，身黄脸白，头小肚大，是母牛中的高产者，曾连续生过三头公牛，日后全部成为耕地的主力。“白脸儿”很恬静，也很柔弱，但在牛群中德高望重，没牛敢冒犯它。

　　“叫挠的”是“白脸儿”的“长子”，因从小乖巧，让人抚摸让人挠痒而得名。它有母亲一样的颜色，却长得虎背熊腰。它是个乐天派，给人的印象总是笑眯眯的。它年轻力壮，精力旺盛，走路带劲，干活带劲，抵头更带劲。

　　我曾经目睹了牛王的几次更替，觉得那近似于人，只是比人简单合理。最初的牛王是“大狸猫”，但它太老了，不久就被“二狸猫”顶替了。我曾问过二大伯，俩“狸猫”是否抵过头，二大伯说没有。那么就是一种禅让了。后来“小黑犍儿”打败了“二狸猫”，当了牛王。不久“黄儿”又篡了位。“黄儿”与“小黑犍儿”本来年龄和力量相当，但它联合“叫挠的”把“小黑犍儿”打败了。然而好梦不长，没过多久“叫挠的”就脱颖而出了。

　　“叫挠的”取代“黄儿”，是经过了一场恶斗的。它们彼此拉开架势，并不直接抵头，各自用前蹄在地上刨，荡起许多尘土，恰如战场上的硝烟。接着是在坡坎上磨犄角。其他公牛一律瞪大眼睛，竖起耳朵、鬃毛和尾巴，大声吼叫助阵。“叫挠的”本是晚辈，“黄儿”似乎没想到它会如此来势凶猛。“黄儿”气急败坏，几次发起进攻，都被“叫挠的”挫败。几个回合下来，“黄儿”已渐渐不支，只好以守为攻。“叫挠的”一看时机成熟，梗着脖子，红着牛眼，凶神恶煞般地冲刺过来，一举将“黄儿”抵倒在坡坎上。

　　印象中的“独角龙”是不参与任何角斗的。它原是另一群牛的王，因为拒绝拉犁，无法调教，被卖到我们队。来时它的背上布满伤痕，有的已经结痂，有的还在流血，听说那是用鞭子抽的和用火烧的。“独角龙”并非独角，只是一双犄角都被锯掉了半截，让人依稀想见它往昔的锋芒。然而不知为什么，到了我们队它就开始干活了，那是一头棒极了的耕牛。只是它从此便沉默了，既不跟任何牛亲近，也不跟任何牛较量。它默默地吃草，默默地拉犁，默默地思考，没有牛也没有人知道它心中的秘密。然而，即使如此，它依然难逃宿命，被不知哪头牛抵了冷角，从陡坡上滚下摔死了。没人忍心吃它的肉，队长派了几个人，把它埋了。半夜却被人挖出来，剥皮剔肉，卖到山外去了。

　　后来，我告别了那群牛，当兵去了。有一天接到三哥的信，说生产队已经解体，那群牛也被分散到各家各户去了。“叫挠的”在分牛的前一天夜里神秘失踪，再也没有找到。

　　多年之后，那些牛早已不知下落。再回老家，见到三三两两的公牛母牛，我一个也不认识。每当此时，我心中便充满莫名的悲伤与惆怅。我知道，我无法怪罪女儿对于牛的陌生；我知道，我也同样无法改变自己身上的牛性——牛的较真，牛的迟钝，牛的隐忍，牛的辛劳……

　　呜呼，我的牛群，我的乌托邦！
　　——  赵向东

柿饼的故事
 
　　在新兵连，最高兴的事无外乎收到家信和包裹了，等待家里来信或寄来包裹时，时间仿佛被蜜浸泡了。若是谁手里的包裹单上写着“食品”的字样，便会有人主动跟他去取包裹，几个人一起陪着那包“甜蜜”回到连里，往返的路上连说话都带着香味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家家兄弟姐妹多，日子都过得并不殷实，平时在家一日三餐吃饱，就没想过再用什么解馋、打牙祭。因此我们这群身体好、胃口大的小伙子来到部队，已让家里轻松多了。父母更关心的是我们在部队的思想品德、政治表现、训练任务，而他们更放心的就是部队的伙食，因此我们很少收到家里寄来的吃的东西，可话又说回来，家里寄的一定是我们平日里不常吃又最爱吃的。

　　新兵丁晓明家在河北满城一个小山村，那天下午，他和几个战友护着比暖水袋大不了多少的一个包裹，亮着眼睛，向所有的新兵发布消息：“我家里给我寄吃的了！”通常这是仪式的开始，按照程序，接下来有人将帮他打开包裹、有人计算食物的数量、有人均分食物到小数点后几位，有人为所有的新兵分发，一番轰轰烈烈之后便是静静地分享了，然后各自通报品尝的心得感受。

　　我曾分到过21颗葡萄干儿、一个核桃、四分之一块酱豆腐、半个咸鸭蛋青儿、多半勺儿山楂罐头汁和“一头牛”、“一匹马”两块动物饼干。尽管每次都是僧多粥少，但我们的规矩是，只要有“粥”就要分给所有的“僧”，因此我们不论吃什么东西都绿着眼睛，像品尝海味山珍。

　　丁晓明收到的是二十多枚柿饼，他拿了一个手里举着，向一群莫名其妙的南方兵高谈阔论这种棕红色的、干瘪的、泛着白霜的满城特产：我们满城离北京可近，坐车仨小时就到。我们那山上到处都是柿子树，我们那柿子叫磨盘柿，秋天柿子变红柿子树叶也变红，树叶掉喽柿子也不掉，在树上熟透喽最好吃，我们叫它“柿红儿”，在皮儿上捅个孔儿，里头的汁儿像蜜一样。这个叫柿饼，就是柿子晒干了以后的东西，跟葡萄干儿一个道理，吃吧、吃吧，多吃点儿。看他那样儿，好像全世界只有他们家有，尤其看那些南方兵如获至宝地用牙嗑着吃，我这见惯没吃惯柿饼的北方人竟有点忌妒。我分到了四分之三块儿，一口就吞了下去，的确这是我吃到的最好吃的柿饼。

　　几天以来我一直后悔吃得太快了，没有认真地品尝柿饼的味道，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沉浸在柿饼的味道里，沉浸在丁晓明的夸夸其谈里。好些天，人们夸柿饼、夸丁晓明，什么时候我也能这样被人夸一夸呀？人的智慧是让欲望激发出来的，在一天比一天更强烈的欲望里，我终于想出了一个令人兴奋的计策。

　　我写了这样一封信：爸、妈你们好，你们寄来的柿饼我收到了，我们三十多个新兵都尝到了咱家的柿饼，好多南方人从来没吃过，没人不夸咱家的柿饼好吃，遗憾的是，我的班长赵秋波由于出公差，回来时我们都分光了，他一口也没吃到，班长对我很好，我想让您再寄包柿饼来，就直接寄给赵秋波，免得又都让人吃喽。我这里很好，请爸妈放心。你们也多注意身体。

　　然后我签下了“儿子：丁晓明”……

　　信从张家口万全县榆林沟村寄到满城，我望眼欲穿。我设计着收到这包柿饼后的“程序”，想象着丁晓明的眼神儿，提前分享着所有人给我的甜蜜。

　　欲望也会让人不够理智，比如我竟想都没想丁晓明会不会也给家里回信呢？我的字体不会让他爸妈怀疑吗？他们要给丁晓明回信我会不会露馅呢？好像那时候人都简单，好像他们也都没看过儿子丁晓明写字，我竟如期收到了一包从丁晓明家寄来的柿饼，比寄给他们亲儿子的还多。

　　所有的程序都和上次分柿饼一样，只不过分发人换成了我，我故意多给了丁晓明一点。大呼小叫地分完了柿饼，乐呵呵地看着丁晓明问：“柿饼咋样？”丁晓明木木地说：“嗯，跟我家的味儿一样。”

　　我还是向丁晓明和战友坦白了。至今，我和丁晓明依然保持着最好的友谊。
　　—— 赵秋波

想起同桌的她

　　10月的一天，随有关人员深入山村采访。出发时天还是蓝的，下午，突然起风了。片片枯黄的树叶被风吹得四处飘荡，路上行人摇摇晃晃。扯紧衣领，还是感觉不到一点暖意。当又一阵狂风席卷着寒意肆无忌惮袭来时，我浑身一颤，竟然想起了我的大学同桌，想起了跟她有关系的两件毛衣。

　　同桌是位文静、秀气的女孩。一笑就会露出两颗洁白的小虎牙，显得非常可爱。记不起我们是怎么相识的，只记得我们很快成了同桌，成了三年共用一个饭盒的朋友。

　　我是一名来自保定西部边远山区的穷学生。从学校往返老家一趟需要40多块钱，相当于我那时一个月的生活费。为了省钱，大学三年，我都是半年回一次家。所以每次归校都得带足半年的生活费及半年内换替的衣物。但老家的交通极不便，村民出远门要先步行20余里山路，到乡里才能坐车。为避免路途累赘，每次我都尽量少带东西，可每次到校后才发现，因一些必备的东西没带来，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很狼狈。

　　记得那是大二的一个冬天，天非常冷。我上身只穿一件绿色毛线坎肩御寒。不刮风还好，一刮风好似没穿衣服，浑身冰凉，手脚麻木，脸色也成了酱紫。从枕套里掏出生活费数数、算算，犹豫着是否该添一件毛衣，但想想家中父母清苦的日子、紧锁的愁眉，最终还是放弃了。

　　细心的同桌很快发现了我的窘迫。但为了不伤我的自尊，在一次吃饭时，她故意漫不经心地说：“好多宿舍的女同学都在学织毛衣呢，要不咱们也买几两毛线先试着给你织两只袖子？”我听了很高兴：织两只袖子不需要多少毛线，花不了几个钱，我的坎肩也可以变成毛衣。说干就干，找个午休时间，没顾得上吃饭，迎着风，同桌陪我逛了无数家商场，最终挑价格最便宜的一家买了四两毛线。

　　说着容易，做着难。同桌以前虽织过围脖，但那是最简单的正反针。而我的坎肩却有着很好看的花样。为了花样统一，当天晚自习结束后，同桌就细心研究起我坎肩上的花样，并用笔在纸上划着什么。然后织了拆、拆了又织，几番折腾后，同桌高兴地说：“我知道这个花怎么织了！”白天要上课，午休时间又很短，同桌只好在晚自习后加班为我赶织毛衣。几次夜里醒来，见同桌还在忙碌，便劝她早点休息，不要影响第二天上课。她却说：“我得和时间赛跑，要不然织起的袖子就没用了。”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为了让我早点穿上毛衣，同桌把已经织了半截的袖子交给我，手把手教我学会织花样后，自己立刻开始织另一只袖子。刚开头我觉得还挺有兴致，但织不了一会，就觉得腰酸，脖子疼。尤其是一不小心织错了，再翻改，我的心里就像堵了一团毛，织着织着就想拿针扎自己的手。见此，同桌只是露出两颗可爱的小虎牙笑笑：“你啊，天生就不是干这活的料，还是看你的书去吧。”

　　熬了十几个夜晚，当同桌的两个食指脱了一层皮时，两条袖子织好了，我穿上一试，不肥不瘦不长不短，非常合适，但由于毛线质量差的原因吧，两条胳膊痒的难受。同桌竟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一件紫色的新毛衣脱下来：“你试试我的，看是否合适？”试穿她带着体温的毛衣，我感到温暖、舒服。

　　那年，穿着同桌的紫色毛衣，我“异常温暖”地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却从没有想过，同桌穿着我那件由坎肩改织成的毛衣是否也发痒，是否也觉得暖和。

　　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整整11年没见过同桌了，但每每有了寒风刺骨的感受时，就会不由自主想起同桌的她，想起那两件毛衣，心里也就会油然生出一股暖意、愧意、谢意……
　　——  任宝丽

照片往事

　　QQ上，与同事聊天，他用着十分惊叹的语气说，你的婚纱照拍得真漂亮。我说，是吗？谢谢。之前就有朋友对此表示赞美。其实在我看来，拍婚纱照只是一种形式，一个纪念，我本身不是一个热衷拍照的人。在这一点上，我和女友金子就差远了。

　　金子最近结了婚，去她的新家参观，一进客厅首先被那面“照片墙”吸引。洁白的小半个墙面，满满地挂着全是照片，尤以她的居多。或成熟妩媚，或忧郁冷艳，或纯真淑女，她就那样张扬着，肆无忌惮。再看她的婚纱照，一大一小两本相册，六十来张照片，真有些羡慕她这样张扬。

　　小时候，正流行照黑白相片，我能记起的是一张与哥哥的合影。那时候，哥哥戴着一顶海军帽子，我拿着一束假花，俩人傻傻地站着。照相人大概不懂得逗人发笑吧，我们两个的表情就像刚被父母教训过一样，一脸的不高兴。

　　此后，好多年不再照相。初中时，突然发现自己长成了小胖妹，对照相这件事，也变得敏感起来。遇到要照相，总是能躲就躲，而且照相时，故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以至于脸部根本没有表情，效果更是不理想。而我的父母，也许是整日忙于生活，根本没想到过用照片来记录我们的成长，以至于家里没有一本相册。

　　去同学家里，总是很喜欢翻看他们的相册，细细浏览，心里会涌起一阵羡慕感。总觉得在那些照片中隐藏着关于岁月，关于成长的故事，可是属于我的那些呢？想起时心里不免有些遗憾。但又总怕照得不好看，真是一种矛盾的心理。

　　大学毕业那年，室友们约定，下第一场雪时，一起去操场拍照留念。几年的大学生涯下来，我比以前瘦了许多，心理上也成熟了许多，人也变得自信了起来。拍照时，我始终笑着，甜甜的，再也不管眼睛照出来会变小了。结果效果还不错，大家都认为，我笑得最甜，整个人看上去也精神了不少。终于，我不再那么排斥拍照。

　　后来，有了电脑，有了数码相机。每年，我们去竞秀公园踏春，去植物园赏秋菊，去夏天的军校广场看音乐喷泉，都要拍许多照片。回家后，都存在电脑上。老公说，一年去拍一次，以后老了，翻出这些照片，就能想起咱们年轻的样子了。

　　是的，就像此刻，我握着鼠标，一张张翻看这两年拍的照片，只觉得生活安详，岁月静好。
　　—— 若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