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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两起离奇的性骚扰案

        “性骚扰”一词为现代人所发明，但此类行为却不为观代人所独有。晚清文人陈炽在他的《庸庵笔记》里就有记载。

        有一男子在路旁小解，恰好被一妇女撞见。此男子非但不回避，反而大耍流氓，一边继续撒尿，一边笑着用手指着自己的生殖器。那时女子和现代女子不一样，该女子哪见过这场面，顿时号啕大哭，觉得受了奇耻大辱，回家后就上吊死了。案子送到了刑部，大多数人认为该男子行为可恶，但一无手足勾引，二无语言调戏，只能拟为“缓决”，也就是“死刑暂缓执行”的意思。

        清代律例规定，凡调戏妇女企图诱奸而未成，致使被调戏妇女羞愤自尽的，要判处“绞监候”，这是一个死罪，但要在每年的秋审中再作决断——“杀”还是“不杀”。所以这是个模糊的问题，要由朝廷大员在会同秋审时决定，可是刑部必须先拿出个意见供会审官员参考，而这个意见往往能获得通过。那个耍流氓的男子就死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多数刑部官员认为判个“死缓”就够了，可刑部有个司员一口咬定：“调戏虽无言语，勾引甚于手足”，于是拟为“情实”，也就是应该杀的意思，就这两个字送了那个小流氓的命。

        没过多久，又出了个类似的案子。一个私塾先生，上课上到一半，起身到室外僻静处小解，偶一抬头，却见对面楼上有一少女倚窗眺望，塾师不禁对那位少女笑了笑，那少女脸色大变，马上关了窗。

        塾师小解完毕，像没事人一样回到课堂，没过多久，就听得外面吵吵嚷嚷，说是对面有一少女上吊身亡。塾师一听，不由得拍桌惊呼：“哎呀！今天错了。”座下恰好有一学生是少女的弟弟，急回家探视。女儿死得莫名其妙，父母正百思不得其解，一听儿子说起塾师的非常举动，大为可疑，立马报官。

        塾师被捉到官里去，问成了“绞监候”。案子到了刑部，多数司员也拟为死缓，还是上次那个司员，坚持“虽无实事，其心可诛”，拟为“情实”，结果杀了。

“八百壮士”英烈遗骨是如何散落海外的

        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在淞沪会战结束之后似乎就消失在人们的视野。而他们的后半段故事，直到七十年后，才为更多人所了解。壮士们由抗战孤军沦为租界俘虏，又成日军俘虏，彻底失去了自由，散落在世界各地，其中一部分甚至长眠异域，魂不得归。借此新契机，千千万万散落于海外各地的二战中国士兵遗骸的下落，引起了国人的关注。

        1937年10月28日午夜，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第三天。

        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女童军杨惠敏将一面12尺长的国旗裹在身上，冒着战火自公共租界出发，凫过苏州河，将国旗成功送至四行仓库。第二日早晨，四行仓库顶楼升起了这面国旗。硝烟中升起的这面旗帜，让据守四行仓库与阵地共存亡的“八百壮士”和上海市民倍感鼓舞。

        大多数人对“八百壮士”这段故事耳熟能详，这场前后仅仅打了8天的保卫战，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中淞沪会战的结束。但从那时起，“八百壮士”便似乎消失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一位华侨的一次“偶然发现”，才使“八百壮士”重新回到公众的视线，弥补了“八百壮士”的后半段故事。更重要的是，借此新契机，千千万万散落在东南亚各地的二战中国士兵遗骸的下落，引起了国人的关注。


        胜利孤军成俘虏

        1937年，秋风萧瑟中，淞沪抗战进入了紧急关头。

        日军已攻陷大场、江湾、闸北、庙行地区。中国守军腹背受敌，战局危急。为避免全军覆没，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决定将主力撤至苏北河以南阵地。

        10月26日晚，守卫战场防线的中国军队第88师第524团，在团长谢晋元的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连夜西撤。媒体用“八百壮士”来称颂守卫四行仓库的孤军，实际上他们只有400多人。

        经过4昼夜激战，守卫四行仓库的将士击退了敌人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的数十次进攻，出色地完成了保卫大部队西撤的任务，重新振奋了因淞沪会战受挫而下降的中国军民士气。

        然而，“八百壮士”孤军抗战的举动，引起了与四行仓库仅一河之隔，苏州河东岸上海公共租界当局的不安。

        29日，外籍人士派代表向国民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以“人道主义原因”停止战斗。

        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与英军将军斯马莱特会面，会议决定第524团撤至公共租界，并和正在上海西部战斗的第88师汇合。

        31日，谢晋元接到撤退命令。他当即表示：全体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但经再三电令，剩下的370多名将士才不得不退入租界。

        他们首先从四行仓库撤退到中国银行。虽然只是跨过一条西藏路，但却踏入了另一个天地。租界是国中之国，一切均由以英国为首的洋人主宰。


        孤军营的生活

        时年19岁的王文川，是连里唯一一挺重机枪的机枪手，如今已是91岁高龄。他回忆说，孤军们被安排住在中国银行一个地下室里。

        第二天凌晨4点，士兵们被要求缴出所有的武器，大伙儿勃然大怒，却不得不缴枪。在战场上流血牺牲没有流一滴眼泪孤军们，那一刻都哭了。

        当天，“八百壮士”被转移到沪西余姚路一片15亩大的空地上，与胶州公园仅一墙之隔。四周被铁丝网围着，有租界的白俄士兵监守，不许他们走出半步。

        不久，环境的艰苦、心情的忧愤，就使十几位官兵相继病倒。王文川也得了严重的急性肠炎，卧床半个多月。

        为了重振军心，团长谢晋元带领士兵们自盖营房。他们建起了宿舍、厨房、礼堂。为了锻炼身体，他们又自建了篮球场、足球场和排球场。士兵们还被编成三个班，学习算术、常识、历史、地理等，还自制肥皂、毛巾等生活用品。

        他们虽然身陷孤军营，但并没有消沉，尝试用各种方法引起外界的重视，离开这个地方。 1938年2月，谢晋元在孤军营接受了新闻记者的采访。他呼吁道：“余敬向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呼吁，请主持公理正义，唤醒公共租界当局注意其自身中立态度，实践诺言。更有望于当日呼吁我政府下令撤退之友邦人士，为国际正义而好终为余等赞助，则不独余等之幸，实全世界人类正义之幸。”然而，租界当局和“友邦人士”对他们的呼吁却置若罔闻。

        1938年8月上旬，为了纪念陆军第88师在上海抗日一周年。谢晋元向租界工部局再三交涉，要求在孤军营内升国旗。工部局同意了，但租界当局却派人进行干涉。通过双方反复斗争，最后商定，将旗杆截去4尺。

        8月11日早晨6点左右，孤军全体官兵齐刷刷地站在操场，谢晋元带领全体官兵举行升旗仪式。但没过几分钟，400余名手持武器的白俄士兵将孤军包围，强迫降旗。遭到孤军断然拒绝，一场冲突在所难免。手无寸铁的孤军终究不敌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白俄兵，不但国旗被夺走，还有100多人受伤，41人受重伤，3人死亡。

        “八百壮士”受到了重创。更大的打击却还在后头。1941年4月，他们最为爱戴的谢晋元被暗杀，孤军们亲眼目睹这一惨状，无不悲痛欲绝。

        7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日军占领英法上海租界，孤军们顷刻变成日军的俘虏。失去自由的孤军们，原本一心盼望着很快能够再次投入战场。至此，“八百壮士”重返战场的梦彻底破碎。


        遗落西南太平洋

        日军进入租界后，孤军们被押解到上海附近的宝山县月浦机场，住在一个空出来的军营里。这里戒备森严，四周拉有电网。他们被迫劳动，“八百壮士”成为名副其实的囚犯。

        半年后，“八百壮士”被拆散，一部分被遣送至杭州、孝陵卫及光华门(南京)做苦役，还有一部分留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拘押。还有一批，则被押送到远洋之外的巴布亚新几内亚。

        相比较而言，留在大陆的士兵要幸运得多。部分被送至孝陵卫及光华门的士兵于1942年11月逃脱，其中一部分在重庆重新归队，另一部分就近参加了游击队。被送至其他地区的士兵许多也先后逃脱日军的魔爪。

        被送到安徽芜湖裕溪口装卸煤炭的王文川，趁看管不注意，躲进一户农家的茅草屋顶上，日本人收工点名时发现少了一人，用刺刀向顶棚上乱刺一阵，躲藏在里面的王文川差一点被刺中。等日本官兵走了，他才敢出来。

        从芜湖逃出来，王文川一路讨饭，一路打听，凭两条腿，整整走了3个月，终于到达重庆大坪的国民党散兵收容所。

        而被押送至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那部分官兵，命运要悲惨得多。

        1942年秋，25岁的湖北人田际钿和其他几十名官兵被押送上一艘日本大型军舰。军舰共有9层，他们被赶到最底层。里面不见天日，闷热无比，连床都没有，不少人晕船、拉肚子，田际钿一个来湖北自通城县的老乡就热死在军舰上。

        在太平洋上颠簸了48个昼夜，军舰到达澳洲一个叫新不列颠的荒岛上。

        上岛后，田际钿发现共有160名中国战俘，其中包括被俘的新四军、游击队战士。来自孤军营的这几十个人被拆散编队，田际钿被编入“中国军人勤劳队”。

        那是一段让这些枪林弹雨都不惧的铮铮男儿都苦不堪言的日子。他们的劳动十分繁重，生活极其艰苦。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的重体力活，住的是岩洞，吃的是瓜薯，有时还吃日本人丢下的猪牛内脏和骨头。也没有任何医疗条件，一旦患了病，就只能眼睁睁等死。田际钿经常看到日本兵把死亡和重病的战俘用卡车运到深山里去埋掉。

        两年多后，当初160人的中国劳工队，只剩下38人。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不久，麦克阿瑟统率的盟军澳大利亚13师乘舰只驶近该岛海岸。

        岛上的中国战俘得知情况后欢呼雀跃，田际钿等二三十人下海一直游了500多米后爬到舰上，和盟军士兵一齐享受胜利的喜悦。

        1946年，他们经香港回到上海。至此，“八百壮士”的故事已经告一段落。


        被遗忘的“八百壮士”

        “八百壮士”到底有多少人？四行仓库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之时，上海《新闻报》、《字林西报》等就以“四百人”、“四百余人”等加以报道，今天的媒体报道也有452人之称。目前史学界采用四百人、四百余人居多。

        他们到战后幸存不到一半。幸存下来的战士也各自开始了自己的人生。

        解放前，连长上官志标和一部分官兵去了台湾。据他的儿子上官百成介绍，一同去台并与父亲保持联络的有十多人，现在都已谢世。而更多幸存的孤军则是在解放后回到自己的家乡以务农为生。他们主要分布在湖北、浙江、四川、上海等地，以湖北最多。

        湖北人杨养正和其他30多名战俘集体越狱后，经河南、湖北辗转来到重庆。后来，他被送到位于重庆长寿的残废军人教养院，一位小他12岁的重庆姑娘爱上了这个左眼残疾的抗日英雄。60多年来，夫妻在重庆过着安静的生活，连生活了几十年的邻居也不知道他就是“八百壮士”之一。

        对于如今还健在的“八百壮士”来说，“上海四行仓库”是他们埋在心底最深处的名字。当年他们用生命死守的四行仓库，如果已经淹没在大上海的繁华里。

        1985年9月，四行仓库被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批准为抗日纪念地。但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商场与办公楼，被多家单位使用。直到2002年，才在七楼楼梯间辟出一间小小的史迹陈列室，每周只开放两个半小时。主体建筑大部分仍被用作仓库，归属上海百联集团。


        2008年的重新发现

        2008年12月底，中国台湾《联合报》最先披露了一则“八百壮士”遗骸遗落巴布亚新几内亚无人问津的消息，并刊登了照片。照片上，一片热带植物的包围中，是三座刻有青天白日徽的方形柱状墓碑，底部早已被荒草淹没。中间一座墓碑上写着“故陆军步兵上尉吴公坤之坟墓”，字迹仍然清晰可见。

        这组照片来源于当地一位华侨。

        他从一名澳大利亚前飞行员那里得到这处墓地的消息，这位飞行员在寻找二战遗迹时曾在拉包尔附近发现刻有中文和青天白日徽的墓碑。于是，这名华侨雇佣当地人，找到了这三座墓碑并拍照，并将照片寄给了《联合报》。

        此事一经披露，立即引起多方关注。绝大多数人得知这件事，是通过一个北京网友在一家网站论坛上发的一篇名为“《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八百抗日壮士遗骨在海外无人问》”的帖子。此帖一发布，迅速在大陆网友及媒体中刮起一阵旋风。一家网站还在2009年1月成立了“迎接抗日战士回国筹备组”，并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实地考察，计划迎接抗日将士遗骸回国。

        海峡两岸都表现出了对此事的高度重视。台湾当局面有关部门表示，已成立项目编组积极处理，“未来将派员前往现勘，后续将依勘查结果，研拟妥适处理方式，以慰忠灵”。

        3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政府将以隆重、庄严地纪念在太平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抗战将士遗骸归国。散落海外的英烈遗骨，在沉寂数十年后，受到了海峡两岸共同的礼遇。


        英魂何日归

        事实上，“八百壮士”只是客死海外的中国军人中很小的一部人。

        在西南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岛最东边的亚包(Rabaul又称“拉布尔”)，曾经有一座中国战俘集中营。据解放拉包尔集中营的澳军报告记载，二战期间，先后有1600多位军人被送到这里当奴工，在运输途中死者不计其数，在集中营中死亡600多人了。在整个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有一千多名中国将士魂归异域。

        在缅甸密支那，4000多名中国远征军人的遗骨埋藏于此。天灾加上人祸，目前仅有零星远征军墓地幸存。

        历来，世界各国对外阵亡者遗骸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美国对待海外阵亡士兵的方式。

        2008年2月29日，中美两国国防部长在上海签订合作备忘录，以文本形式落实军事档案合作。在这一针对“二战”、“朝鲜战争”和“冷战”在中国大陆失踪或死亡的美国士兵的备忘录中，明确了双方的职责：美军负责提供失踪人员的具体线索，中方将根据线索组织搜索相关档案，并根据需要实地走访当地村民，再将所获信息提供给美方。

        美国寻求与中国合作搜寻阵亡将士，其实早在1970年代建交后就已展开。当时主要针对的是二战中“驼峰航线”等美军阵亡士兵。

        30多年来，美国不断地派人在各国寻找失踪战俘的遗骨，并为此成立了一个美军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司令部(JPAC)，支撑司令部工作的，是背后美军一个年耗资1500万美元以上、横跨各兵种、有上万工作人员的美军战俘与失踪人员搜索系统。

        或许有人会认为如此“昂贵”的搜寻不划算。但正如美军战俘与失踪人员搜救体系创始人韦伯(JohnieE·Webb)所说：“我不认为这是可以用金钱来计算的。搜寻工作的存在价值对军队和国家的意义远大于实际的遗骸挖掘收获。我们把那么多青春年华的男女送上战场，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无论生死，我们都会把他们平安带回家。我们守护的是军队的传承信仰。”

        长眠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八百壮士”的遗骨在两岸的高度重视下，有望回到祖国，那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千千万万中国士兵的遗骸能否同样回到故土呢？

邓小平晚年反省中国道路

       

        1993年9月，邓小平与其弟邓垦的谈话，是一篇研究邓小平晚年关于中国发展思路问题的重要文献。尽管从公开发表的文字来看，这篇谈话篇幅不长，但内涵丰富，立意高远，反映了邓小平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新理解、新认识。谈话既有他对主政中国期间发展思路的总结，又有他对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出现新问题的洞察，还有他对未来中国发展问题的提醒。理解和把握这篇谈话所包含的丰富思想，对我们进一步理解邓小平理论，在新世纪新阶段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主政中国时期发展思路的深刻总结：“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

        “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这是邓小平立足于1993年的新认识，通过观察中国发展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改革开放以来他主导确立的中国发展之路作出的高度概括。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发展之路，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反思建国后特别是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确立起来的。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由于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发生重大失误，尽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是20年左右的时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在低水平徘徊，人民生活的贫困面貌长期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要想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必须从这样一种局面中走出来。正是在此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理论和实践勇气，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集中概括。党的基本路线，说到底就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物质财富极度匮乏的温饱社会阶段实际而提出来的中国发展之路。

        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发展之路的集中概括，党的基本路线无疑是一个系统完整的发展思路，涉及发展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基本途径、主要方针、主要目标等等。但是站在今天的认识水平看，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实质就是“先发展起来”，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因为：其一，这样理解党的基本路线，符合它所立足的温饱社会阶段的实际。由温饱社会物质财富极度匮乏的特点所决定，它对于执政党的根本任务有其独特的要求。温饱社会的发展目标必然定位为实现温饱而奋斗，发展内容则必然定位为“蛋糕”做大，发展途径必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二，这样理解党的基本路线，符合党的基本路线发展的内在逻辑。从党的基本路线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首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为了更好地保证这一战略的落实，我们才在随后进一步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途径；在以后又进一步重申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发展经济的政治保证，最终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逻辑，邓小平在其主政中国期间反复强调，要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现代化建设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发展是硬道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等等。现在看来，这些论述实质都是“讲先发展起来”。因为发展起来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

        对1992年后中国发展出现新问题的深刻洞察： “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是邓小平基于1993年的新认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之路存在问题的深刻反思，表明邓小平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局限性有了深刻洞察。

        上个世纪90年代，经过改革开放1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整个中国开始从温饱社会向总体小康社会过渡。中国从总体上走出温饱社会，这是当代中国发展历程的历史性跨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一旦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之后，必然会提出更高层次的需求。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走出温饱社会以后，发展思路必须根据新的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具体说来，在走过温饱社会以后，在发展目标上要根据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来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在发展内容上，不仅仅要把“蛋糕”做大，还要进一步把“蛋糕”做好；在发展途径上，不仅要发展经济，还要根据新的阶段社会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发展政治、文化、社会，关注生态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满足了这些新的发展要求，社会才能继续健康发展。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充分的认知，在已经走出温饱社会的情况下，仍然完全按照温饱社会的发展思路来推动国家发展。这样发展的结果，一方面我们的物质财富总量当然在不断增加，这为国家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导致了经济建设一条腿长，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多条腿短的局面，为我们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1993年9月，邓小平提出的上述论断表明他首次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从邓小平思想的发展脉络来看，过去他一直认为，经济建设搞好了，就能牵住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牛鼻子，但是这个谈话表明，邓小平晚年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在以前认识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深刻认识到，即使是经济建设搞好了，还会出现一些其他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同样会危及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为了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对原来的发展思路进行调整，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对未来中国发展之路的深刻提醒：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这是邓小平在深刻分析1992年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国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以后，对未来中国发展之路的深刻提醒，对我们新世纪新阶段确立新的发展思路有重要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发展，必须实行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但是，他同时也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我们没有根据新的发展阶段的要求对我国的发展思路作出有效的调整，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日益突出。邓小平过去一直强调发展经济是“大问题”，希望通过发展经济解决“十二亿怎样实现富裕”的问题，但是，1993年9月，他进一步认识到：“富裕起来后财富怎样分配”也是“大问题”，“分配的问题大得很”。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发展的实践表明，分配问题搞得好不好，确实是一个与发展经济问题一样关乎国家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其重要性在于，它不仅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能否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从而实现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而且就其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讲，如果搞得不好，最终会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大多数社会成员因收入偏低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直接造成了中国经济发展后劲乏力，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强调：“这个问题要解决。”虽然“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但是一定“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着眼于避免出现邓小平担心的问题，根据多年的实践探索，我们必须根据我国社会已经走出温饱阶段的实际，在继续发展经济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进一步发展政治和文化，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最终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日本间谍渗透中国30年

        20世纪80年代一个炎热的夏夜，海口市一家高级宾馆的豪华套间内，一个略微秃顶的日本男人蹑手蹑脚地拎着皮箱来到窗子旁。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台酷似收音机的机器，熟练地架好机器、对准波长。传出的声音开始有些嘈杂，但慢慢变得清晰。

        不知道是因为门外传来了簌簌的衣服摩擦声，还是本能使然，这个日本男子突然感到胸口一阵紧缩，神经质地感受到一股从未有过的恐惧感。仅几秒钟时间，他拔下天线，把机器扔到床下，迅速按下电视机的开关，一个箭步冲到床上，看起了电视。两分钟后，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他假装睡眼惺忪地打开了门，两个强壮的男子冲进了房间，环视一周后，其中一人说：“原来是电视”。日本男人心中一阵战栗，但他的脸上仍挂着疑惑的表情，用日语向来者提问，两名中国男子很快就不耐烦地走了。

        这个日本人就是阿尾博政，日本自卫队派驻中国的间谍。藏在床下的机器，是他从台湾带来的受信机。阿尾知道，他差点就大难临头，来人很可能就是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员。


        地狱般的特种训练

        1930年，阿尾博政出生在日本富山县。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一片法西斯狂热中度过的。少不更事的他，很快就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忠实追随者。

        1959年，阿尾博政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日本自卫队。等待他的是“地狱”般的训练生活。刚进学校，他就碰上了每年一度的对抗性马拉松竞走，看似平常的比赛，却有一个要求——全体队员必须同时到达终点。“这项比赛要求必须把落后的人员拉着一起到达目的地，这最适合培养团队精神，同时也唤醒超越个人体力界限的能量”。此后，他苦练实弹射击，学会熟练使用各种枪支，刻苦训练匍匐潜入的技巧——在机枪的强烈扫射之下，匍匐爬行70到80公里……

        所有艰苦的训练，在阿尾博政面前似乎都成了小菜一碟。渐渐地，他获得了上司的赏识，很快就升为小队长。不久，连队长推荐他参加一个神秘的研究课程——特种部队训练。他面对的是更加苛刻的“地狱”训练——美国留学归来的训练员每天都给他们安排超越体力与精神极限的训练项目，比如，一个人在黑熊出没的树海中度过一天一夜；携带1天的食物，进行3天的高强度训练……一些营员终于因为无法忍受而自杀。但阿尾博政却从不退缩，他在多年后仍很感激这段经历：“特种部队的训练培养了我，让我在任何严酷的情况下，也能保持作战的自信。这对我今后作为秘密谍报员十分有益。”


        对华间谍战的老手

        结束在特种部队的训练后，阿尾博政被分到了一个名为“武藏机关”的部门。这是日美共同建立的谍报机构。他很快接到了第一个任务——以新宿的一间公寓为据点，侦测俄罗斯的情报。其间，他施展美男计，骗得一名俄罗斯旅行团女翻译的信任，让她为自己拍摄俄罗斯军事机场的照片。

        随着工作的深入，颇有“追求”的阿尾博政感到，自己只不过是美国的一条“走狗”。他多次向上司提议建立日本独立的情报机构。半年后，他的建议终于得到批准。但上司告诉他，“要建立独自的情报机构，你必须辞掉在‘武藏机关’的工作，还要真正退出自卫队。”这意味着他不仅会失去养老金，连工资也没法保证。尽管如此，阿尾博政还是离开了“武藏机关”，并为自己的谍报系统起名为“阿尾博政机关”。

        开始时，“阿尾博政机关”主要从事国内谍报工作。为此，他卖过菜，办过洗衣粉销售店，甚至当过运货司机……

        阿尾博政的隐忍终于得到了回报。1972年3月，他被自卫队上层机关召见。上级指示：“不久的将来，日本就要和台湾断交。日台关系会变得很复杂。从日本安全保障的大局出发，需要有人监视台湾。希望你能完成这项任务。”就这样，阿尾博政以经济学学者的身份潜入了台湾。不久后，他又在台湾间谍部门的委托下，将目光锁定中国大陆。

        由于有经济学家的身份，阿尾博政很快就以“民间交流”为借口频繁出入中国大陆。一开始，他找不到其他门路，就用秘密相机拍摄中国的街头景象，或到新华书店里搜集中国的各种出版物，并想法设法搞到了一些非正式的出版物。通过日益丰富的人脉关系，阿尾博政渐渐找到了更多的侦测机会。一次，在中国政府官员的介绍下，他被安排到部队去交流。在部队参观期间，他看到很多军事设施和武器。他不动声色，要求和部队人员合影留念，借机拍下了当时中国最尖端的军车。

        日本和台湾都急切地想知道海口空军战斗机的配备情况。阿尾博政多次接到命令：必须寻找一切机会刺探相关情报。开始时，阿尾头绪全无，只能不断在海口的机场乘坐飞机，观察海口机场的情况。几次之后，老练的他终于发现，海口机场的一个角落多出了一个掩体。阿尾博政兴奋不已，因为他本能地感觉到那正是军用飞机的格纳库！机上人多，左右都是中国人，阿尾博政在几秒钟之内就想出了对策——他换了座位，坐到了最后一排。飞机起飞前，他拿着相机疯狂地按下快门，就这样，掌握了中国最新战斗机型号的情况。

        久而久之，阿尾博政成了对华间谍战的老手。从1982年开始，他为日本陆上幕僚监部呈报了150篇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即便在退休后，阿尾博政都没有真正离开对华间谍战这条战线。如今，已经78岁的阿尾博政继续担任日台经济人协会理事长，仍然关注着日本的对华谍报活动。


        百年对华情报战

        阿尾博政为何不惜暴露日本的国家机密，将自己的对华间谍行动写成书？有分析认为，他试图通过此举，让日本政府更加重视对华谍报活动的重要性。在中国不断崛起的新时期，像阿尾博政这样的老牌间谍，一直在敦促日本政府更全面地关注、监测中国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

        实际上，阿尾博政在书中披露的情况只是日本对华间谍活动的冰山一角。

        日本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从18世纪就已开始。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中国情报刺探活动达到高潮。1886年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荒尾精中尉秘密潜入中国，将大量在中国活动的日本浪人纠集起来，组织了庞大的间谍网，开始以各种形式刺探中国的情报。后来，他根据成员在中国各地搜集到的情报，编纂成厚厚的一本《清国通商综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诸多方面，为日本军政当局侵华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进入20世纪，日本对华情报战更加猖獗。特别是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向中国派出了难以计数的谍报人员。比如，日本政府曾派出千余人潜入中国，进行非法测绘。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方面发现，侵华日军使用的军用地图，竟然比中方的军用地图还要精确，重要地段的一棵树、一间房，都被记录得一清二楚。

        二战后，日本派间谍大规模潜入中国，是在1972年中日建交、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他们派出一批精通汉语的谍报专家，以使领馆为主要阵地，通过不断发展与留学生、工程技术人员、专家以及华侨的私人关系，刺探我国情报。同时，他们向名目繁多的民间代表团、民间机构，安插大量的谍报人员，打着“交流、参观”的旗号，大肆窃取中国的经济、技术情报。

        几年前，两名日本国公民以考古为名，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擅自测绘，最终在江西境内被抓获。被我国警方缴获的资料中，就有他们特别标注的部分军事设施的详细位置。

        2006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曾裁定，两名日本外交官是日本外务省派出的间谍，他们为“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工作，北京高院认定该组织是间谍机构。同年，国家安全局逮捕了《中日经济新闻》杂志的创办人、日本籍男子原博文。他从1995年开始，为日本外务省搜集中国情报，提供了大量中国的机密文件复印件，内容从“邓小平的健康状态”、“中国的对外政策”，到“中国领导人对解放军的内部讲话”等，不一而足。

        另据报道，在日本本土，有一幢大楼专门为广播监听而建，内有8名监听人员全天24小时监听和收录中国中央及地方电台广播节目，并整理、制成卡片，分类存档。日本亚细亚综合开发研究所近来开设了一种新的服务项目，即向日本商社、金融机关输送各国经济情报信息。在中国境内，日本的商社和金融机构已发展到近千家，遍布大中城市，他们或亲自下手，或利用中国雇员，从事经济间谍活动。

项英怀疑妻子出卖瞿秋白  愤而杀妻

        1935年2月，按照中央分局书记项英的决定，瞿秋白、何叔衡、张亮、邓子恢等同志，由中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妇女部部长周月林率领，在一个警卫排护送下，向赣粤交界地区转移。就在这次转移行动中，何叔衡牺牲，四个月后，曾经以假身份骗过敌人审讯的瞿秋白、周月林、张亮，也暴露了真实身份。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西部的罗汉岭脚下瞿秋白就义。


        炊烟引来敌人众人滚下山坡

        1935年2月，苏维埃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留守人员被层层包围。主力红军一时难以营救，只能分批分期突围。当时，瞿秋白身患严重的肺结核，何叔衡年逾六十，张亮（项英的妻子）怀孕六个多月。2月11日，他们一行人与中央妇女部部长周月林会合。几天后，到达长汀县四都，遇到了中共福建省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由他派人护送向永定县境进发。长汀到永定有四五百里路程，并且山高路险，沿途国民党布满了层层碉堡。面对这种险境，他们装扮成贩卖香菇的客商和随行眷属，换上便装，戴着口罩，由警卫排护送至永定县。

        黎明时分他们越过汀江到达了水口镇附近的小迳村，便动手做饭。炊烟引起了当地地主“义勇队”的察觉，并将情报报告给了福建地方保安十四团第二大队，敌人从三面包围过来。大家迅速向村子对面的高山转移，但是爬上山顶后却发现无路可退。大家只有抱着头，向山坡下滚去。


        瞿秋白冒充学生未现破绽

        滚下山坡后，大家走散了。周月林发现瞿秋白落在一个山洼里，正坐在乱草丛中大口喘气。周月林扶起瞿秋白，又发现躺在荒草中的张亮。于是他们三人穿过一片桦树林，潜入了茂密的草丛里，瞿秋白因为虚弱无力，立脚不稳，正巧撞在身旁的小树上。由此惊动了敌人，三人不幸被俘。

        在审讯前，瞿秋白要求周月林咬定自己叫陈秀英，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让张亮改名为周莲玉，佯装是香菇商行的老板娘。而他自己则叫林祺祥，原系上海大学学生，后至同济大学学医，因为有病去上杭疗养，途中被红军抓去。翌日审讯时，敌人没从口供中发现破绽，便将他们押往上杭县保安14团团部。

        战斗结束，国民党福建地方保安十四团特务连代理连长曾起等人发现了中枪负伤的何叔衡，他们想搜他的身，不料重伤未死的何叔衡将曾起的脚抱住，传令兵便打了他一枪，接着曾起也打了一枪。

        按当时国民党福建省的规定，如果俘获三名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可得奖金四万五千元，由于曾起打死了何叔衡，所以只得到三万元，有人说：“被曾起打掉了一万五千元。”


        身份暴露瞿秋白遇难

        1935年3月9日，瞿秋白以“林祺祥”的名字写信寄往上海，通过周建人转给鲁迅、杨之华，要他们设法营救，因为有两个地下党员张亮和周月林暴露了身份，殃及了瞿秋白。但他拒绝了国民党的劝降，蒋介石下了“瞿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的密令。负责看押的国民党36师决定6月18日执行。

        17日晚，师长宋希濂特意让参谋长向贤矩提前告诉瞿秋白，瞿秋白听完之后这样说道：“我早就等着这一天，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

        第二天清晨，瞿秋白起床后，自己换上了洗净的黑短褂、白中裤、黑袜、黑布鞋。梳洗后，静静地坐在桌前，点上烟，喝着茶，翻阅着唐诗，吟读、思索、挥毫，写下“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的绝命诗。整8时，36师特务连连长廖祥光进屋说：“恭贺瞿先生，今天是个好日子。”接着出示了蒋介石的“枪决令”。瞿秋白没有停笔，把诗写完后，附上跋后，起身跟着廖祥光步行到长汀中山公园拍照。他信步行至八角亭前，已见亭中放着酒菜四碟，白酒一瓶，然后他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酒喝到一半，瞿秋白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酒喝完，他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执香烟，神色自若，沿途用俄语唱着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和《红军歌》。到了罗汉岭下，他自己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回头看了看行刑者说：“此地甚好。”接着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从容就义。

        瞿秋白的牺牲在党内引起巨大的悲痛，同时让人们疑惑:瞿秋白被捕后的头两个月，并没有暴露身份，后来是谁出卖了他牽当时与瞿秋白一同突围的4个人，何叔衡当场牺牲，邓子恢突出敌人包围后，很快找到了游击队，不存在嫌疑。只有张亮与周月林这两位女同志，她们与瞿秋白一道被俘，一起关押。两个多月后，瞿秋白的身份被敌人知悉，屡次劝降不成后由蒋介石下令杀害。而张亮与周月林在关押3年后被释放。瞿秋白是被这两个女人出卖的。


        所谓“叛徒”被丈夫项英击毙

        不但一般人认为，就是张亮的丈夫项英，也这样认定，因而在怒不可遏的情况下，一枪击毙了自己的妻子。1938 年5月，被保释出狱的张亮，经过一番颇为艰难的跋涉，辗转来到了皖南泾县的新四军军部，找到了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面对分别3年多的妻子项英语气严厉地说:“你说，瞿秋白同志是怎样死的牽是不是你和那个周月林干的牽”张亮感到受了莫大的冤屈，气急之下有些结巴地回道:“怎、怎么可能牽我、我……”怒气填胸的项英，看见张亮这副紧张失措的模样，心头的疑惑似乎得到证实，他拔出手枪推弹上膛，将满身行尘的张亮击倒在地。项英杀妻一事，当时并未受到追究。张亮就这么死在丈夫的枪口下，而且背着“可耻叛徒”的黑锅沉冤于世。


        女部长以“叛徒”之名被捕

        1955 年6月18日，瞿秋白的遗骸从长汀罗汉岭的盘龙冈取出，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向中央要求缉拿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有关部门很快成立了专案小组。因为张亮1938 年在皖南被项英击毙，专案小组把目光对准周月林。周月林1922 年曾被党组织派往苏联海参崴党校学习，1931 年9月回国来到瑞金，几年后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妇女部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周月林的丈夫留下来协助项英、陈毅的工作，周月林也随同留下来。主力红军前脚离开中央苏区，敌军就从四面八方向苏区腹地推进。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留下来的16000 余人，被敌人层层围困。中央分局决定派出一个警卫排，护送患肺病的瞿秋白和年过60的何叔衡离开瑞金，突围出去。同行的还有邓子恢，已经怀孕的项英之妻张亮和周月林。8天之后，这支小队伍到达长汀县四都，在汤屋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由他派人护送向永定县境进发。行至梅坑，被敌人发现包围。何叔衡牺牲、邓子恢突走，瞿秋白与张亮、周月林同时被俘。1955 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上级命令，迅速将周月林逮捕。被关押了10年后，直到1965 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正式刑事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罪名，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鉴于“罪行重大”，她刑满后继续被关押在狱。


        谁是真正的叛徒

        几十年来，周月林一直思索:到底是谁暴露了“林祺祥”的真实身份。1935 年2月17日，周月林等人偕同瞿秋白在汤屋碰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万永诚让瞿秋白等人扮成被俘的红军，由穿上国民党军服的军区特务连一个排，“押送”着走出了敌人的封锁线。2月21日，他们进入了上杭县的梅坑。半夜村口忽然响起了枪声，排长传令战士们截住敌人，要瞿秋白等人赶紧向村后的山上撤。瞿秋白等人登上这座山头，才知道陷入了绝境。望着背面陡峭的山势，不知谁喊了一句“滚下去吧”，人们没有犹豫，都双手抱头地朝山下滚去。滚到了山脚下的周月林，张目四望寻找伙伴，看见了跌坐在乱草中的瞿秋白。两人走不多远，又发现了张亮。3人走下山脚，打算在草丛中隐藏起来，却被抄过来的敌人抓住。3个人偷偷地商议了应对敌人审讯的办法。周月林假称叫陈秀英，是被红军抓去当护士的。张亮则自称周莲玉，是香菇商行的老板娘，瞿秋白叫林祺祥，有病来上杭疗养，被红军抓去不到一个月。

        翌日上午，敌人在营部对他们加以审问，3人按照商议好的应对，没有露出破绽，敌人只对他们加以一般的关押。3月9日，瞿秋白以“林祺祥”的名字写信寄往上海，通过周建人转给鲁迅、杨之华，要他们设法营救。时上杭县城有个姓赵的糖果店老板新近丧偶，看中了张亮的人品，也不嫌她怀有身孕，欲娶为妻室，便花钱将张亮保释出来。周月林也逢上了一个机会，因她自供给红军当过护士，恰好有一个李营长的堂弟媳妇将要分娩，周便被保出去护理产妇。想不到两个月后，她们又同时被敌人抓到上杭监狱，直到审讯的时候她们才得知，敌人已发现了瞿秋白的身份，将他转押长汀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师部了。其实真正出卖瞿秋自的是另一个女人——万永诚的妻子徐氏。

        2月21日，瞿秋白等人遇到万永诚，徐氏知道其中有瞿秋白。4月10日，万永诚指挥人们在山里与敌周旋，坚持了两天，最后在战斗中牺牲，万妻被俘，熬不过酷刑，供出了瞿秋白曾在汤屋住了两晚，然后向上杭水田镇赶去的情况。敌人根据徐氏提供的情况，不费力地从被俘人员中找到了有气质特征的瞿秋白，为进一步证实，又让被俘的、曾当过收发员的郑大鹏在暗处指认，证实“林祺祥”确系共产党的前“魁首”瞿秋白。张亮、周月林与瞿秋白同行，敌人判断她们也非一般人，遂对重新收监的张、周二人加以严审。最后，上杭国民党当局以“共匪坚定分子”的罪名，对张亮、周月林各判处10年徒刑。


        沉冤终于昭雪

        在国民党龙岩监狱中，周月林为张亮接生了一个男孩，两人带着这个孩子，在铁窗里艰难地熬过了3个春秋。1938 年5月的一天，周月林突然得到通知，有人保释她和张亮出狱。原来，周月林丈夫的故人陈士明，时在闽西龙岩国民党党部担任要职。他利用国共业已合作、保释共产党人方便得多的有利时机，疏通关系，将周月林、张亮两人保释出狱，并资助她俩离开闽南。出狱的周月林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党的组织。可是过去的老关系早已中断，茫茫人海中她无法寻觅，迫于生计，周月林嫁给了一个贫穷的船工。周月林过着平凡的生活，命运却洞开了厄难的大门，1955 年8月24日，一副锃亮的手铐戴到了她的手上。20多年的服刑生涯，并没有使周月林精神崩溃。她在劳改农场提出了不知道多少次的申诉。

        有关部门根据申诉进行了认真核查。结果，在国民党当年的一张报纸上，发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这一发现与党史部门新近掌握的郑大鹏暗中指认的资料结合起来，形成了有力证据，推翻了原来的“两个女人出卖瞿秋白”之说。至此，事件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出卖瞿秋白的叛徒首先是万永诚的妻子，再一个就是郑大鹏。1979 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对周月林的原判，予以无罪释放。1980 年3月，山西省委组织部给周月林落实政策，按1925 年参加革命给她办理了离休手续。

左宗棠缓进速战收复新疆

        提起新疆，我们会想起“丝绸之路”，会想起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会想起甘甜的哈密瓜，还有今日跌宕起伏的东突分裂活动……在新疆的历史长河之中，发生过很多我们无法遗忘的事情。其中，左宗棠收复新疆，维护祖国主权，保持国家领土完整的那段历史、那场战役更是应该被我们铭记。

        西方列强将魔爪伸向了新疆

        新疆自治区位于我国西北部，地处欧亚大陆中心。面积166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1/6，是我国面积最大的一个省区。除东南连接甘肃、青海，南部连接西藏外，其余与8个国家为邻，即东北部与蒙古毗邻，北部同俄罗斯联邦接壤，西北部及西部分别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接壤，西南部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接界，边境线长达5400多公里，是我国边境线最长、对外口岸最多的一个省区，新疆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

        1840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火打破了中国大地古朴田园生活的平静，也打开了与世隔绝、千年封闭的中国大门。一个古老的封建帝国，一时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奴役宰割的对象。19世纪60年代，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世界范围内殖民地的争夺，中国的土地成为列强觊觎的目标。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先夺取了中国东北边疆的大片领土，随后又将侵略魔爪伸向了中国西北边疆。1864年，沙俄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侵占了中国西部领土44多万平方公里，并妄图吞并整个新疆。与此同时，受到陕甘地区回民起义影响的新疆回族、维吾尔族人民在天山南北起兵反清，先后攻占库车、乌鲁木齐、哈密、玛纳斯和喀叶噶尔旧城，然而，打着反清旗号的武装暴动却成了少数反动封建主进行割据分裂的工具。政权割据，互相攻伐。1865年，南疆封建主金相印为了兼并汉城(今疏勒)，向浩罕汗国求援。

        1865年，浩罕汗国派遣阿古柏率大军侵入南疆，先后占领了喀什噶尔、疏勒、和阗、叶尔羌等地，并在英国的支持下，建立了反动政权，不断扩充势力。1867年底，阿古柏以喀什噶尔为中心，成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伪政权，并自称“巴达吾来特阿孜”(意即洪福之王)。到1870年，阿古柏率部攻占乌鲁木齐等地，几乎占有新疆全境。阿古柏侵占新疆期间，对外投靠俄、英和土尔其，于1872年、187年分别与俄、英订立“条约”：英俄承认阿古柏政权，给予金钱武器援助，阿古柏则给他们以通商、设立领事、低额关税等特权，以获得对自身统治者地位的认同。对内则加紧残酷压迫各族人民。英国为了排挤俄国势力，加强对阿古柏的援助，使阿古柏越来越依靠于英国。此种情形促使俄国在1871年乘机出兵侵占了伊犁，“设官置戊，开路通商，晓示伊犁永归俄辖”，并对清政府谎称“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阿古柏慢慢演变成了沙俄和英国分裂中国领土的共同傀儡。

        政府纷争，在左宗棠得到了慈禧的支持

        西北边疆被列强所占，日本入侵台湾，1874年可谓多事之秋。面对边疆和海域的危急形势，清政府内部产生丁关于“海防”和“塞防”孰轻孰重的争论。形成了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论和湖南巡抚王文韶的“塞防”论，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则坚持“海防”、“塞防”并重。他认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秩，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所以“时事之宜筹，漠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此论符合中华民族之长远利益，得到朝野普遍赞扬。并呈上万盲奏章，到了慈禧的支持。在奏章中，左宗棠直言(白话译文)：

        “新疆的面积很大，占全国土地面积的六分之一，非常重要。依我说，凡是祖国的领土，一寸土地也不能轻意让给外国人，不要说这六分之一的广大肥田沃土了。”

        “新疆与西北各省，乃是华夏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人失去了四肢，他还能好好地生活吗?也许李少荃(鸿章)不要四肢该可以活着……”(李鸿章曾比喻新疆是四肢，丧失了元气气无伤，而海防是心腹，丧失了身死。)

        “李少荃说‘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这种说法实在是数典忘祖!早在周、秦、汉、唐时代，已有西北，并有了隶属关系。纵现历朝各代，每当国家衰亡时，总是最先丢失西北，为了保住东南，結果导致全民族的灾难。因此，只有保住西北，才可控制东南；光想保住东南，不但保不住东南，势必最后连西北都失掉。……

        新疆不稳会导致其它地区的连锁混乱，此观点得到了慈禧的认同。1875年6月，慈禧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同时以沈葆桢、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防务，出兵新疆，消灭阿古柏傀儡政权，恢复被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的主权。左宗棠争取到了用兵新疆的权力，为显示其收回新疆的决心，他命令部下抬棺而行。鉴于新疆远离内地，交通不便，战前着力采运军粮，购置枪炮、弹药，整顿、编组了一支6万余人的作战部队，终于于1876年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新疆。

        缓进速战，收复新疆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从兰州移营肃州(今甘肃酒泉)，准备发起进攻，制定了“缓进速战”(“缓进”就是要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调集军队，操练将士，创造好出战必胜的一切条件；“速决”，考虑国库空虚，军饷难筹，力了紧缩军费开支，减轻人民负担，大军一旦出发，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速战速决，力争在一年半左右获取全胜，尽早收兵)、“先北后南”的作战方针，命道员刘锦棠率湘军25营主攻乌鲁木齐；提督徐占彪和张曜各率所部驻守巴里坤至哈密一线，防敌北窜东逃。清军出关总兵力有80余营，清军按先北后南的方针，首战南北疆交通要冲——乌鲁木齐。

        阿古柏得知清军西进的消息，急忙布置防御，令马人得、马明、白彦虎等分守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古牧地等地，阻止清军南下；主力部署在吐鲁番和托克逊，阿古柏本人在托克逊督战，总兵力约4万人。

        1876年7月，刘锦棠率所部各营到达巴里坤，并进驻古城，7月底与金顺部在济木萨会合，谋攻古牧地。8月中旬，清军进扎古牧地城东和东北。8月17日，清军经过数天激战，占领古牧地，歼敌近6000人。

        刘锦棠从缴获的敌方信函中得知乌鲁木齐守备空虚，决定除留两营兵力守古牧地外，主力迅速向乌鲁木齐挺进。8月上旬，刘锦棠、金顺二部清军从阜康出发，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避开供水困难的大道，走敌虽严密防守但水源充足的小道，出敌意外地迫近乌鲁木齐北面重地古牧地(今米泉)。扫清敌外围据点后，用大炮轰塌城墙，17日从缺口冲入城内，一举歼敌5000余人，并乘胜于18日收复乌鲁木齐。白彦虎、马人得等仓皇南逃。尔后，左宗棠命刘锦部驻守乌鲁木齐，防止阿古柏军北犯，并继续清剿山中残敌；命金顺挥 军西进。昌吉、呼图壁及玛纳斯北城之敌闻风溃逃。9月初，金顺部开始攻玛纳斯南城，月余不克。后刘锦棠、伊犁将军荣全先后增援会攻，于11月6日占领该城。至此，天山北路为阿古柏军占领之地全部收复。时临冬季，大雪封山，刘锦棠等就地筹粮整军，以待来年进军南疆。

        根据阿古柏在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城部署重兵，加强防守，其本人则坐镇喀喇沙尔指挥的情况，左宗棠于1876年11月初拟定了三路并进收复南疆的作战方案：刘锦棠部由乌鲁木齐南下攻达坂城，为北路；张曜部由哈密西进，为东路；徐占彪部出木垒河，越天山南下，为东北路。张、徐两部协力攻取吐鲁番，得手后，立即攻托克逊。

        1877年4月14日，清军开始向南疆进军。刘锦棠率主力1万余人及开花炮队由乌鲁木齐南下，16日进至达板外围，乘守敌不备，迅速完成对该城的包围。4月18日，清军打退增援之敌，在达坂城外增筑炮台。4月19日，炮台筑成，清军用开花大炮轰塌城中大炮台、月城和城垛，击中敌弹药库，敌军死伤甚众，企图突围，被清军截杀未逞。敌守军在清军强大攻势面前只得投降，达坂城克复。这一战，清军共击毙敌军2000余人，俘敌1000多人。与此同时，张曜部和徐占彪部在盐池会师后，于4月21日克七克腾木，22日克辟展，25日克胜金台，向吐鲁番挺进。

        4月26日，刘锦棠部攻克托克逊。随后，张、徐二部在罗长枯部湘军协助下收复吐鲁番。至此，清军三路并进，未及半月即收复三城，为彻底打败阿古柏创造了条件。南疆人民纷纷起义，反对阿古柏的反动统治。阿古柏见大势已去，于5月下旬逃至库尔勒自杀(另说他杀)。其子伯克，胡里在喀什噶尔称王，继续顽抗。

        1877年9月，清军挟连克三城余威，乘秋高气爽之际，开始部署收复南疆八城之战。刘锦棠率马步32营为前锋，张曜率马步16营为后队，共2万余人，向西挺进。敌守军放弃喀喇沙尔和库尔勒西逃往库车。刘锦棠根据敌西逃库车，立足未稳等情况，决定亲率精兵追击。10月15日，刘锦棠率2000精兵追至布古尔(今轮台)，击败敌骑千余。10月18日，追至库车城外，发现大量敌军。刘锦棠在随后跟进的部队到达后，猛攻库车，敌军大败，白彦虎率余部向西逃跑。清军收复库车。

        10月19日，刘锦棠继续西进，21日抵拜城，22日在铜厂大败白彦虎军和伯克，胡里军。24日，清军克阿克苏城。26日克乌什。至此，清军在一个月内驰驱1000公里，连克南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和乌什。

        清军的破竹之势，使盘踞在西四城(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喀叶噶尔)的敌军惊恐万分。和阗叛军呢牙斯向清军请降，并主动率兵围攻叶尔羌。伯克·胡里率兵自喀什噶尔增援叶尔羌，打败呢牙斯。但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乘机反正，率数百满汉兵民占据喀什噶尔。伯克·胡里赶忙回救喀什噶尔。何步云派人向刘锦棠乞援。刘锦棠当机立断，决定不待张曜全军到达，便分兵三路前进：一路由余虎恩率步骑5营从阿克苏取道巴尔楚克(今巴楚东)直趋喀什噶尔为正兵；一路由黄万鹏率骑兵6营、张俊率步兵3营，经乌什取道布鲁特边境，出喀什噶尔西为奇兵，约定于12月18日两路同抵喀什噶尔；刘锦棠自率一部经巴尔楚克直捣叶尔羌和英吉沙尔，策应攻取喀什噶尔。12月17日，余虎恩、黄万鹏等部齐至喀什噶尔，当晚一举收复该城。伯克，胡里、白彦虎率残部逃入俄境。12月21日，刘锦棠收复叶尔羌，24日收复英吉沙尔。1878年1月2日，清军克复和阗。至此，新疆全境除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取得伟大胜利。1881年，中俄通过谈判，中国收回伊犁。

        清军收复新疆的正义之战，不仅有力痛击了阿古柏侵略势力，而且粉碎了俄英两国利用阿古柏势力分裂我国的图谋，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与统一。收复新疆成了左宗棠一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闪光点!

完整的《游击队之歌》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上小学二年级时我就学会唱这首《游击队之歌》了，可直到2007年才知道自己唱的只是第一段，第二段歌词在1950年被删去了。

　　去年夏天同学聚会，有位山西临汾洪洞县的同学带来一本他收藏的1945年的初中语文课本让我看。上面有贺绿汀作词作曲的这首《游击队之歌》，第二段歌词为：“哪怕日本强盗凶，我们的弟兄打起来真英勇；哪怕敌人枪炮狠，找不到我们的踪和影。让敌人乱冲闯，我们的阵地建立在敌人的侧后方；敌人的战线越延长，我们的队伍越扩张。不分穷，不分富，四万万人民齐武装；不论派，不论党，大家齐抵抗。我们越打越坚强，日本强盗一定走向灭亡，待到最后胜利日，世界和平现曙光！”

　　这是贺绿汀1937年底创作于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的一部四声部群众合唱曲。歌曲完成后，曾先唱给朱德、彭德怀、叶剑英、左权、任弼时等同志听，得到大家的赞扬，迅速在临汾一带传开。解放后保留了第一段歌词。从字面看，第一段歌词只表现了战斗的决心，并未指明战斗的前景。一首鼓舞斗志的战斗歌曲，不指明斗争前途，不树立战胜敌人的信心，显然是不完整的。歌词的第二段则回答了这个问题，它明确指出了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全民战争。大敌当前，全民武装，不论党派，枪口一致对外，正义一定战胜邪恶，侵略者必然覆灭，这也符合共产党主张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删去第二段，显然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其实，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正如歌中所唱到的那样，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除八路军、新四军外，国民党部队同样也在抗战，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都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游击队之歌》流传甚广，不仅解放区军民在唱，国民党部队的士兵也在唱。有资料说在山西指挥与日寇作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就很爱唱这首歌，甚至时任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也能哼哼几句，可见这首歌的影响是多么大。其原因在于它唱出了中国人民反击侵略者的坚强信念，唱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心声。
　　—— 保定日报 顾俊文

何维汉：我一生最难忘怀的一天

　　

　　

　　1949年10月1日，是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日子。这一天，对于我来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怀的一天，也是一生最为光荣、最幸运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我有幸亲自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亲眼目睹了祖国第一面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亲眼见到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当时，我正在中央团校第二期学习。校址在北京的南郊良乡镇。学员是从已经解放了的各省市选调来的青年团的干部。团校没有礼堂，没有讲室，没有校舍，学员都是分住在农民家里，上课是在一个破旧庙的大院子里。没有专职讲师，都是邀请专家、中央各部和团中央的负责同志讲课。吃的主要是玉米面窝窝头和白菜汤。生活比较艰苦，但情绪高涨，精神愉快。

　　在学习期间，听老师讲中央正开政协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还要举行隆重的开国典礼。我们就写条子，请校领导反映，要求参加开国大典。后接团中央通知，允许我们团校同学同团中央机关和团校工作人员一起参加开国大典，编入中央直属机关方队。我们高兴的立即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开国大典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允许我们参加真是难得机遇，一定要服从指挥，遵守纪律，出席好典礼，给广大青年做出表率。

　　九月下旬，中央团校迁移到北京市。我们班被安置在东四牌楼十二条胡同。为了参加开国典礼，给我们每人下发了一身新的灰色的斜纹布的中山服，我们洗了澡、理了发，提前做好了一切准备。

　　十月一日，我们早晨六点钟就起床，洗漱、吃饭，整装待发。约九点就整队出发了。沿街都是参加大典的队伍，人特多，我们只能走走停停。当走到长安街时，见解放军的队伍早已整齐的排列在道路的一侧了。他们全副武装，仪表端庄，显得格外威武，令人起敬。

　　我们的方队，被安排在天安门对面的最前列。天安门高大宽阔，整个城壁粉刷一新，城楼上悬挂着许多大红灯笼。城墙两侧竖立着多面红旗，墙壁中间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格外显得庄严伟大。我们前后左右，都是整齐的方队，有工人的、农民的、学生的，真是人山人海，无数红旗，迎风招展。各个方队，竞相歌唱：《东方红》、《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此起彼伏，一个接着一个，尽情表达幸福快乐的情怀。

　　下午，快到三点钟，传来了播音员的声音：“毛主席来了！”我们一齐把目光投向了天安门城楼，伴随着＜＜东方红＞＞的歌曲，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相继登上了天安门。顿时，掌声雷动，如暴风骤雨，经久不息。我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大声呼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接着林伯渠同志宣布开国典礼开始，奏国歌，请毛主席升国旗。毛主席按动电钮，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万人肃穆的注视下在天安门广场上空迎风冉冉升起。我们跳起来，使劲鼓掌，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

　　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麦克风前，高声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洪亮而豪迈的声音，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阅兵开始了，朱德总司令身着戎装，走下天安门城楼，乘上敞篷汽车，在聂荣臻元帅陪同下检阅了海陆空三军部队。然后，又驱车回到天安门城楼，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人员，要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未解放的国土”。

　　接着有陆军、空军、海军、炮兵、骑兵各兵种大军一排排一队队，踏着有节奏地步伐，雄赳赳地走过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同时，人民空军的飞机，也一批一批地飞经天安门广场上空，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也兴奋地昂首注视着祖国领空的雄鹰。

　　阅兵式结束后，群众游行开始。在多面红旗的引导下，我们的方队走在了前列。当走到天安门前时，我们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也挥手向我们游行队伍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大家自觉不自觉地停止了脚步，都想多看看毛主席，看得更清楚一点。播音员一直催促要快点行走，我们在走过天安门后，仍回头望望不舍离去。当游行结束回到驻地时，天已经黑了，中午饭没吃也不觉得饿，忘记了疲劳，完全沉浸在欢乐幸福之中。

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我家乡

　　

　　

　　

　　


　　八路军总指挥部

　　位于山西省的东南部，绵延巍峨的群山之中，有一个叫王家峪的山村，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就是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所在地。

　　我的老家与它邻的很近，仅有千米之距，前些日子回去，其间，特意来到此地进行参观。

　　这是座依山而建的宅院，地处三山“品”字形交汇处。靠山的北房一溜儿十几间全是窑洞，东西南三面是青砖、青瓦两出水的脊房，青砖铺地，木梭、纸贴的窗户，两扇开的推门，整体结构上看：是一个大长方形的四合院，中间又被两排平房截分、断成了并排的三个小四合院，外面又各自开了门口。三宅院中即独立，又有旁门侧道可以相互串通。公元一九三九年九月，转战中的八路军总部悄然进驻该院。

　　面北，左至右的顺序，西院：北房窑洞是刘少奇生活工作过的办公室；东房、西房、南房，依次分别是:朱德、彭德怀、左权的生活工作室。

　　中间院：是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旧居。

　　东院：是陈庚、陈锡联旅长；任弼时、徐向前等领导人的生活工作室。

　　门口外面，悬挂着一块由陆定一题写的白底黑字“八路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牌匾。

　　行走在门前，环顾四周，总部窑洞顶上面是一条坡度很大的山路，路的上面收进去约二个篮球场大一块，深处是几间连片的窑洞，这窑洞顶部又斜挂着几条崎岖的小路，而就在它的上面，只见还有零星散布的窑洞，真是“重重山、重重路”，立体、多变，“山楼”式的窑洞景观。

　　距八路军总指挥部门口正前方10米外，是条“丫”字型起伏弯曲的山路，沿路走不出百十米，每条路又呈多个“丫”字路，多路口，多歧路，此处真可谓天然的“迷魂阵”。

　　若不是熟悉这里的当地人引路，外人很难直接找到此地。

　　我不禁惊叹于大自然鬼斧神工与天造地设的同时，更钦佩于八路军首脑机关选址的高明，难攻易守，进退可行，充分利用了天时、地利、人和的自然环境，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积极因素，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又能最大限度地进攻敌人。八路军总司令部、及北方局就在此地直接指挥着华北、全国的对敌斗争。

　　从这儿，人们可以近距离、更直观、更深刻地感受到当时斗争的残酷，敌我力量的悬殊。“雁门关伏击战”、“神头岭伏击战”、“响堂铺伏击战”、“夜袭阳明堡机场”、“百团大战”等著名战役，就是在这个不起眼的山村宅院里运筹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这里，为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解放的战场，走向新中国，迈出了无比重要而坚实的一步。

　　如今，烽火连天的岁月离我们渐行渐远，这里的窑洞、庭院、砖石、树木，主人们生活过的用具、油灯、地图、画笔、陈设等，原物依旧。一件件真实感人的物品，静静地呆在那里，仿佛无声地向今人叙述着：当年艰苦卓绝地战斗中，中华民族为了消灭日本侵略者，同仇敌恺，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荡气回肠的铁血诗章。

　　时光流转，沧海桑田；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当年，曾坐镇这里的八路军将帅们虽都乘鹤西去，走完了他们奇特坎坷的人生，但是，伟人、将星们所创造的丰功伟绩，气吞山河的惊世壮举，给后人留下的精神风范和高尚情操，如江河行地，如日月经天，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是这儿，就是这儿。记录、聚焦、尘封、见证了一个时代，仅此，就足以让世人仰视它。

　　这里是一座丰碑。往后无论下去多少年，人们都应该记住，不！中国人都必须要记住：

　　这里，曾让中华民族挺起胸膛！

　　这里，曾令日寇、汉奸、反动派闻风丧胆！

　　这里，曾号令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这里，曾将帅云集、星光璀璨！

　　朱德与红星杨

　　从八路军总指挥部南行百十米，一个山弯“丫”字形路口西北侧，有片茂密浩大的杨树林，参观者到此游览的目的，都是慕名来看“红星杨”的。

　　还没走近这块林地，已能感到它周边的氛围了，岔路口旁边的饭馆、小店、旅馆，全以“红星杨”命名，足见这棵非凡之树在当地人心中的位置。

　　一座玲珑小巧的汉白玉石拱桥，横跨溪水、连接树林，只见成片一式的高大钻天杨，林木葱茏、遮天蔽日。据记载，八路军当年开展大生产运动，朱德亲自带领总部所属机关工作人员在此地附近植树多达两万余株。今天，这片林子的树龄多已近七十岁了，一棵棵高大的杨树挺拔屹立、刚劲粗壮，其胸径多在五十厘米以上，又直又高，直入云天。

　　林间，铺着段两米来宽的石砖路，幽静雅致，顺路抬眼望去，路的另端，铁围栏圈着一棵更大更高的巨树。

　　近前一看，完全傻了，呆呆地愣了半天，只有一个想法，看来世界上真有奇异之事。

　　树的不远处，一块石碑刻着：“1940年清明，‘朱德总司令手植杨树’，碑于1957年8月立”。

　　起初栽树时，这棵白杨是万千树中的一棵，极为普通、毫无出众之处，因此也没人在意它，只是暗记了朱德种的。然而，渐其长大后，越显其出类拔萃、非同一般，加之，偶又被发现该树的枝干横断面呈五星状，方引起关注，人们亲切地称它为“红星杨”，并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于民间。

　　此刻我想，即使没有标记，看到此树的人一眼就能发现它的与众不同，这棵参天硕壮的巨树，称为“树王”，一点不言过，平生从未见过如此之大、之高的杨树，看着它，直觉得有种目眩人小之感。

　　论形状，该树的净树干就有三四层楼高，树身的胸径有一米四左右，地面到树茂顶尖的高度，能在三十米开外，树冠特大，铺扇开来犹如伞盖，树枝均匀舒展地像车子辐条似的散向四面八方（此也是该树的奇特之一），树盖直径近二十米，叶子层叠，参天入云，劲风一吹，哗哗山响，整个树林由它统领着摇曳呼号，其势，如排山倒海，似万马狂奔，伟岸的雄姿向世人展示着它的气魄与尊严。

　　本来这片杨树都很粗大高耸，可是“红星杨”比衬于周围的树，显得鹤立鸡群，格外招眼，即自成风景，又掩不住其外溢的孤傲与光芒。所有的杨树都无法与其模仿，这样的巨树天下难有其二，凡能亲眼见到它的人，不分智愚、长幼，国籍、民族，肯定都会对其竖手称奇，肃然起敬。

　　临别，拾了几段“红星杨”落地的残枝，掰断一看，截面果真是“五角星”，当时及后来，又不断比较过其他多个树种、树枝的断面，再没发现过有形同此树的了。

　　我郑重地把“红星杨”树枝收好，宝贝似的带回几段，欲让亲朋共同分享这一罕见的奇树。

　　太神奇了！难道树有灵性？天下有这么巧的事？红五星是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军徽，植树人——朱德总司令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而这棵经朱德亲植的杨树，却天然地生长出了“五星”，让两个（军徽、白杨）根本风马牛不相及、毫不沾边搭界的事物，演绎成了传奇流彩、异曲同工的美妙华章，真是无法想象造物主的神来之笔，人杰而树灵，这种神奇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也只好说：一切的伟大都有点神秘，而这种神秘更易让人去联想、去思索。

　　是的，毛泽东时代的人没有不知道朱德总司令的。历史铭记了朱老总几十年来的辉煌战绩和许多动人的故事，“红星杨”生机勃勃，昂首屹立，也正向世人昭示着老一辈无产阶级的不朽功勋，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树下，祈盼红星精神代代相传。

　　枣树泣血祭邓公

　　八路军总指挥部，刘伯承、邓小平的院门口前，生长着棵一搂粗的枣树，它高约六米，曲曲弯弯、倾扭着身子、斜刺向天空。

　　树的外表虽貌不惊人，但其深受主家喜爱，因门前这边仅此一树，仍可称它“金贵”和“独秀”，无树毗邻的日子，令其多少有点寂寞和孤独。所幸，八路军总部落这儿，从此使它不再感觉冷清，更巧得是，它又意外地与邓小平结下了难解之缘。

　　话得从头说：当年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经常参加军事会议，或到总部汇报工作，他们的随身坐骑每次总爱在门前这棵枣树上拴，没曾料想，邓小平的战马有一回竟意外地把这棵枣树的树皮啃掉了一大片。

　　此树是房东张昌绪家的，当他发现了自家枣树的遭遇后十分痛心。一天，他神情沮丧、而又非常惋惜地当面向邓小平述说；“邓政委，您的马把我家的枣树皮啃了，这棵枣树肯定要死的。”邓小平先是一怔，随即跟他看过枣树，然后又围着圈仔细地上下打量了一番，眼睛一亮，舒展开锁着的眉头，笑着说：“昌绪啊，不要紧，你就放心吧，这棵树不会死的，我保证。”

　　此话一出，很快一传十，十传百，知道的人越来越多，然而，看过树的人，无不叹气摇头。冬去春来，万物复苏，预言能否应验，人人拭目以待。

　　果然，被他所说言中，这棵枣树来年该长叶时长叶，该开花时开花，该结枣时结枣。年复一年，年年如此，枝繁叶茂，枣满树头，而每逢枣熟时节，邓小平及其他总部首长也常常乐呵呵地品尝这棵枣树结出的甜甜的大枣。

　　奇怪的是，这棵枣树躯干下身的皮几乎被啃光了，不仅没有死掉，反倒活得健壮依然；更奇怪的是，这棵曲弯多舛，历尽磨难的枣树颇似邓小平起伏坎坷的身世命运，及不屈的个人性格。

　　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邓小平作为中国的二号人物被打倒了，这棵与他结缘的枣树似乎看出了这不公的世道，自从主人受难后，其间多年再没有开花、结枣儿。但却顽强地活着，抽芽、长叶，辞旧迎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春夏秋冬，默默无语，昂首朝天。

　　后来，随着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先后垮台，长达十年的浩劫宣告结束，从而迎来了祖国的春天，这时邓小平也众望所归地重新走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岗位，是年，这棵枣树竟奇迹般地复又结枣，大枣挂满枝头，有许多枣儿都长崩了口，像人逢喜事，舒心欢笑，开始了它年年岁岁，回报人间。

　　1997年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走完了他落起不凡的人生。噩耗传来，各地、各界人士怀着极其悲痛和对小平无比崇敬的心情，以各种方式纪念、哀思这位世纪伟人。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八路军总部旧址举行邓小平追悼大会时，这棵枣树干上一个茶杯口粗的树洞里，突然淌流出汩汩殷红的（血水）液浆。

　　参会的工作人员、村民及闻讯赶来的人们，潮水般地涌到枣树前，亲眼目睹了这一世间奇观，无不为之动容，他们见证、同时用镜头凝固了这一真实的瞬间，并刻碑作志,其事碑文作证。

　　至此，这棵枣树从邓小平与世长辞之日起伴邓公作古，再无复生，枯树今在，依然迎风耐雪，凝眸大地。

　　2004年恰逢邓小平诞辰百年，欣喜的是，这一年从枯死的枣树根部旁破土而出一枝新芽，又复两年，开花结枣，人们为它起名“母子树”。小枣树长有一尺半高，筷子粗细，此刻就在眼前，看到时长枣了，米粒大小，如今，它与刘、邓的拴马枣树同样也成了八路军总部旧址处一道神秘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

　　止笔前须声明一点：我从来反对迷信，也质疑天人感应学说。但是，朱德的“红星杨”与“邓公的泣血枣树”，确实有点神秘得不可思议。这里不知如何说才好，大概就叫：吉人天相，苍天有眼，天公地道，或天经地义吧！再或者应解释为“巧合”，不然，怎么来得“无巧不成书”呢？毕竟一念之差，毫厘之差，终将结果迥然。
　　—— 王文生

从战火中救过蒋介石命的中共大将是谁


       

        中共将领陈赓



　　陈赓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1925年10月，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作为东征军总指挥，再次率国民革命军东征。他特调陈赓连担任护卫。

　　当时叛军主力林虎部集中在广东华阳。由旧粤军改编的东征军第三师缺少训练，师长谭曙卿草率出兵，被敌军重重包围。蒋介石得报，立即驰赴华阳方面督战。谭部已溃不成军。蒋介石不时责骂粤军，急得脑门上一溜细汗。

　　“娘希匹！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该派用场的时候统统不见了！护卫连，护卫连呢？陈赓！”

　　陈赓像豹子一般蹿出掩体：“我在这儿！”

　　“你带上所有的人，冲上去，一定要把阵地夺回来！”

　　“是！”陈赓一面走一面喊道：“护卫连注意！……”

　　“等一等！你先不要离开我！”蒋介石对着地图指指戳戳，咕哝着：“炮兵一营呢﹖工兵连呢﹖”

       


        黄埔军校初创时的蒋介石


　　枪声愈来愈密集，东征军像潮水一般后退。蒋介石再也无法忍受，盯着陈赓：“你是黄埔的好学生！现在革命危在旦夕，你赶快下山，到前面向谭曙卿师长传达我的命令，不准退却！临阵脱逃一律枪毙！”陈赓拔出驳壳枪，冒着炮火找到谭曙卿，传达了蒋介石命令。谭曙卿用衣袖揩干脸上的汗，“我再冲一次！”可跟在他背后冲锋的只有几个人，不一会，便被炮火挡了回来。

　　陈赓回去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脸部涨得通红。“校长，我带我的连去冲吧！”

　　蒋介石把干燥的嘴唇舔了一下，“我命令你代理三师师长，指挥三师反冲锋，快去！”陈赓跑下山梁，拦住一伙溃退的粤军，喊道：“站住！蒋总指挥命令我指挥你们！我是陈赓！我是师长！”可是没有人响应。陈赓气喘吁吁跑回山头，报告军情。蒋介石怒火直冒：“娘希匹，谭曙卿是毁我国民革命，我要枪毙他！”“校长，指挥部该撤退了！”“撤退﹖现在怎么能撤退！打到一兵一卒也要坚守阵地！”“校长，我们已经落进环形包围圈。不转移个地方，无法反击！”“嗯，试试看吧。” 轰！高地上发出了一声炮响。一刹那，叛军的喊杀声传到耳边……陈赓架着蒋介石往山下跑，卫兵们纷纷倒下……

　　蒋介石忽然不走了，坐在地上，喊叫起来：“我不走了！我堂堂总指挥落到这步田地，还有什么脸回去见江东父老！”蒋介石愈说愈激动：“我在黄埔一再教导你们，战死则罢，不战死则杀身成仁，今天我要实现自己的诺言，不辱黄埔之威名！……”说着，拔出短剑，举到胸前，泪如雨下。

　　陈赓一把夺过短剑，喊道：“你是总指挥，你的行动会对整个战争发生影响，这又不是黄埔的军队，赶快离开这里，再不走就晚啦！”“陈赓！”蒋介石仰面望着陈赓，悲哀地说“我实在走不动了！”“我背你走！”陈赓在蒋介石面前蹲下，蒋介石踌躇不决，陈赓催促：“快！”

　　陈赓背着蒋介石爬过泥泞的山坡，在草丛里奔跑……过了河，枪声渐渐稀落，蒋介石恢复平静。他把总指挥部的几个军官召集在一间屋子里，自己咬牙切齿地踱来踱去，猛一转身停住说：“此地不能久待！让第一师快来接应我们。我要跟周党代表联系，谁愿意去送信﹖”几个人你看我，我望你，都不吭气。“我去！”又是陈赓挺身而出。

　　蒋介石把手按在陈赓肩上：“只好辛苦你了！你是校长的好学生，我将来一定重用你！”便要陈赓化装成农民，带着他的亲笔信，前往海丰的后埔去找第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和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周恩来。从出发地到后埔，少说也有一百六十多里，过河就是敌人盘踞的地区，中间一座山里还有不少土匪，陈赓又是头一次去，道路生疏，任务艰巨，但想到是去找周恩来，便振作起精神。

　　战胜了黑夜与重重困难，陈赓终于在第二天下午1时赶到后埔。周恩来、何应钦接到信，立即派出一支部队把蒋介石接了回来。蒋介石一到一师，就发出了感慨：“什么是黄埔精神？陈赓就是黄埔精神。”而陈赓累得连睡了两天两夜。

　　1933 年3月，陈赓在上海被叛徒发现并被捕。蒋介石特意在南昌行营接见了陈赓，表示：“你是校长的好学生，虽然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原谅你。”陈赓冷冷地回答：“我不需你原谅。”蒋又说：“只要你愿意，我可以随便让你指挥任何一个师。”陈赓坚决地表示，决不背叛共产党，也决不参加国民党。蒋介石念陈赓昔日的救命之恩，没有杀他。后来，宋庆龄亲自去找蒋介石，说：“陈赓是黄埔学生，你东征时打了败仗，是陈赓救了你，你现在杀他，岂不是忘恩负义？”此后，蒋介石指示部下放松了对陈赓的监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他逃了出去。
        ——  新浪读书  文章摘自 《红蓝同学会》 作者：《军事世界画刊》杂志社  出版社：《军事世界画刊》杂志社

共和国十大元帅单兵能力对比

       

        一、朱德

        老总乃讲武堂出身，蔡锷大将军的嫡传子弟，体轻时还当过体育老师，其体力与敏捷度当不在话下。旧军阀部队的一个特点是领导人枪法往往得压得住台面，老总这方面肯定也不会差。八一起义失败后南下途中粟大将眼见老总亲率一彪悍卒攀崖而上直取拦路者的后方，油然而生敬意，可见年过四旬的老总依旧不减当年之勇！长征电视剧中我们还看见老总亲端机枪射击飞机的壮举。综合而言老总的单兵做战能力全面而持久，位列三甲恐怕没有问题。

        二、彭德怀

        彭总出身贫苦，年少时当过矿工，参加湘军后以训练刻苦出身，估计其体能一定很强，而且耐久力恐怕还在当过军阀，一度养尊处优的老总及贺胡子之上。彭总过人之处在于善于操炮，曾在攻克长沙后与武亭同志亲自操炮轰击英帝之军舰！据说当时三军见之无不欢欣鼓舞。拼大刀的事虽没在相关回忆文章中见过，但是以彭总的做战风格，刺刀见血的功力恐怕也不差。特别是在旧军阀中能从士兵升到团长，没点真本身是不行的。彭总的功力我感觉也可排进三甲。

        三、林彪

        林总身体相对前二位显然不够健硕，在挨了友军一枚子弹后更是缺乏前线直接杀敌的能力了。不过轻年林彪也是黄埔嫡传，以黄埔训练之严，这位八一起义时的连长估计也中规中矩。由于没在相关回忆文章中见到林彪甩膀子冲锋厮杀的描述，其枪法表现方面也没文字资料，这方面可能不如前二位。林彪的单兵能力我不是太看好，恐怕要排在后五名了。

        四、刘伯承

        刘师长年轻时就号称川军名将，做战上不但勇敢还善于出奇制胜。可惜丰都一仗打瞎一只眼后再不复当年之勇，只能在智的方面多做文章啦。看电视剧及书籍，解放战争时的刘师长为振作部下士气，带头打靶示范，当然，成绩不好，纯属于表演性质了。刘军神的单兵能力综合评定我觉得也在后五名。

        五、贺龙

        贺帅袍哥出身，当然，也可以称为民间爱国义士。其枪法肯定不会差，刀法呢？虽说是两把菜刀起家，但我没在各种资料中看到贺老总拼刀或是教部下练刀法的记述，只能认为其虽然与刀有缘，但并非刀法大家。根据张老四回忆，南昌起义南下时贺帅还坐轿子！显然，其颇是潇洒了一阵，显然，过于优裕的生活对其耐力有一定下降。虽说长征时的贺老总已经完全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人了，但是做为一个没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军队领导人，其做战技能的训练上肯定不是太全面，比如炮兵知识或工程知识方面，大字不识几个的贺老总恐怕不会太好。我感觉单兵能力贺龙大概在五六名之间。

        六、陈毅

        作为一名半路出家的门外汉陈毅的军事指挥能力颇值得怀疑，事实上陈军长也常自嘲“最善打败仗”。但是枪法上面经过三年游击战的考验，胖帅显然大有进步。其他技能呢？骑马显然不会差，虽说日益发福的身体让坐骑愈益疲惫！好在以后有了汽车，一切都解决了……拼刺刀对胖帅来说显然也是项吃力不讨好的活，更别说挖工事了...胖帅的单兵能力我感觉要排倒数三甲。

        七、罗荣桓

        政治元帅的人格、实干能力、鼓动宣传才能无疑都是一流的，但是军事技能呢？做为一名大知识分子，罗帅早早戴上了眼镜，这对他的枪法进步恐怕不无影响。井岗山时期的罗帅由于缺乏锻炼，加上年轻阅历不足，误把一担银元交给某战士挑，结果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或者可以从另一方面说明罗帅体能不出众，虽说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久经锻炼，但由于先天条件，其耐力、体能只能是一般。事实上罗帅也是个百病多灾身，由于肾不好解放战争时还要去苏联看病，解放后也没根治，最终成为第一个去世的元帅！罗帅的单兵能力可能是副班长。

        八、徐向前

        作为黄埔老大哥，徐总指挥受过严格训练，按资料及回忆早在太原师范时期阎老西已经对他进行过准军事训练了。广州起义失败后艰苦卓绝的一年多游击生涯对其军事敏感性及耐力的锻炼恐怕相当于粟大将在浙江打游击那三年的效果。大别山时期把一帮土包子训练成我军最勇敢的战士群，可见其教头素质堪称我军第一！但是一个好教练不等于一名好运动员，徐总枪法显然不会太差，可也没相关资料显示其举手打鸟如罗炳辉那样的能力。刀法嘛，徐总部下不乏这样的人才，如程世才、许世友之流，不过这方面刘英、许继慎等猛人也有极大贡献。不过徐帅早期经常带头冲锋，视机枪如无物，肉搏起来显然也是不含糊的。并且在跳跃及攀爬能力上有突出表现。比如攻打白沙关时如老总一样率军攀越悬崖，西路军时在倪家营子在房屋顶上到处腾跃，从容战斗。这种经历十帅中大多数人显然都不具备。可惜在延安被马踏伤又得了肋膜炎后徐总就与担架结了缘！综合评定，我感觉徐总指挥的单兵能力恐怕与老总在伯仲之间，或者次于彭总。

        九、聂荣臻

        聂老总虽说加入我党以来一直都干军事工作，但是早期在黄埔是当政治教官，八一南昌起义后聂帅一直高高在上，没有第一线做战的锻炼，因此枪法十有八九不如陈军长。其他诸项技能对一位身材并不魁梧，又没经过严格训练的政治干部来说也显然难以精深的掌握。我感觉聂帅的单兵能力大概与罗帅相伯仲，身体要好些，可还没有罗帅从连指导员一层层打拼时练过的硬功夫！

        十、叶剑英

        花帅是位不出世的高人，虽说缺乏表现机会，但是做为老总在讲武堂的小师弟，花帅实有过人之处。没见他上学时就拼剑刀赢过东洋教官吗？枪法上作为旧军官出身的花帅显然也不会差。由于长年呆在机关中工作，花帅缺乏实践机会。这些不可能不消弱花帅的战斗力，综合评定花帅与育帅大概半斤八两。
        —— 新浪读者文摘 一丁一下

林彪阴谋夺权的恶行是如何一步步败露的

　　

　　林彪曾经是法定“接班人”

　　林彪集团的权势在九大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林彪成了法定的“接班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都成了政治局委员，陈伯达也转向林彪一边；黄永胜、吴法宪作为正副组长掌握了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又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更多和更直接地掌握军权，而在实行“三支两军”以来，军队在全国各地和各部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使林彪集团的权力和野心空前膨胀起来。

　　这时，中共中央对战争危险的估计是比较严重的。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四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进行军事袭击，决定加强战略，紧急疏散在京的领导人。十八日，在苏州的林彪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发出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这样的全局性行动，事前没有报告军委主席毛泽东，到第二天才用“电话记录”的方式告诉毛泽东。陪同毛泽东在武汉的汪东兴回忆道：“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4页。】林彪自行以副主席身份发出这种“号令”，确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此例一开，就可以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副统帅能不经过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或采取其他行动。

　　一九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却在第二天让叶群转告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尽管毛泽东一再表示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公开地坚持地表现出同毛泽东的分歧，显得很不正常。

　　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互相勾结，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也曾发生矛盾，但总的说来是密切合作的。他们相互呼应，在###中夺取了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九大以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林彪担心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的势力有超越自己的可能，把它看作自己进一步掌握大权的主要对手。江青集团确也野心勃勃。双方之间的相互倾轧，愈演愈烈。

　　修改宪法，是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八月十三日，修改宪法工作小组讨论宪法草案稿。张春桥提出把毛泽东“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句话的前面几个副词去掉。吴法宪不知道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见，以为这下可抓到张春桥的把柄了，进行激烈的反驳。

　　“天才”问题，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成了争论中的两个焦点。

　　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这个议程是中央在会前商量好的，主要为召开四届人大做准备。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的意图是要在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下，通过召开四届人大，在全国范围内重建国家的正常秩序。但全会开幕那天，林彪临时提出要在大会上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要“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他又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3日。】当晚，陈伯达、吴法宪商议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样集中地来谈“天才”问题，联系到吴法宪同张春桥的争论，显然有着明确的针对性。第二天的小组会上，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南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统一准备好的“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说有人“反对”毛主席，煽动要“揪人”。六个组中，华北组最为激烈。二十五日，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写道：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1970年8月25日。】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并不了解幕后的实情，也没有精神准备，全会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这件事反映出来的问题极端严重：显然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瞒着毛泽东和多数常委，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采取地下活动、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各组同时发难，改变全会的原定日程，狂热地煽动揪人，毛泽东事先却一无所知。在中央全会上实行这样非同寻常的大动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是毛泽东绝对无法容忍的。用他不久后在吴法宪检查上批示中的话来说：“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他十分震怒，立刻决定全会分组会停止讨论，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检查。

　　庐山会议这场风波显然同林彪有密切关系，但鉴于林彪的特殊地位，对他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而且这场风波的幕后情况一时还有待进一步弄清，这不是几天内能够做到的。因此，最初把批评集中指向陈伯达。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批了一大段话，说陈伯达这一次“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1970年8月31日。】九月六日，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这样一来，原定的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恢复国家正常秩序的部署被完全打乱，又拖下去了。

　　“批陈整风”进行了整整一年。通过检查和揭发，林彪集团背着中央幕后活动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明显。他们却始终抱成一团，拒绝帮助和挽救。林彪看到毛泽东下决心追查这件事，认为自身地位难保，便铤而走险。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秘密组织的“联合舰队”的骨干分子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代号为《“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毛泽东在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二日乘专列离北京南下，先后抵达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地，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他说：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

　　毛泽东还在巡视，有人已把他的谈话内容秘密向林彪报告。林彪集团决定提前采取谋杀毛泽东的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写道：

　　“九月五日和六日，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了毛泽东主席察觉林彪在密谋夺权的谈话，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主席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九月八日，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并由林立果、周宇驰对江腾蛟和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以及‘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进行具体部署。正当林彪反革命集团紧张地策动武装政变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对他们的阴谋有所察觉，突然改变行程，于九月十二日安全回到北京。”【《历史的审判》(上)第54－55页。】

　　这时，林彪十分惊慌。他图谋到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并且在九月十二日晚将三叉戟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机场，供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林立果使用。当晚十时，周恩来得到消息，立刻追查这架专机为什么突然去山海关。林彪判断密谋已败露，南逃广州另立政府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于十三日凌晨在极匆忙的情况下登机强行起飞，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一场武装政变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中共中央在九月十八日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林彪事件的发生，是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想到的。对中共中央来说，他们策划武装政变的事实，也是在林彪外逃以后才一步步查明的。它像晴天霹雳一样，在全国引起极大的震动，使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曾经深信不疑的事情产生了怀疑，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  新浪读书

两岸故宫大展为雍正平反
 
　　10月6日，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向台北故宫博物院致赠《清乾隆朝清文大藏经》，台北故宫院长周功鑫回赠《清康熙朝藏文龙藏经》。

　　雍正是否如坊间传言，篡改康熙遗诏夺得皇位？台北故宫博物院7日起推出“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为雍正平反。

　　据台湾媒体报道，这项展览展出246件雍正王朝的文物档案，观众可充分了解这位从登基到死亡争议不断的“话题君主”，而雍正将外界流言编成《大义觉迷录》一书，也在展出之列。并且，这次展览还包含了北京故宫提供的37件展品，是两岸故宫文物相隔一甲子后，首次合作汇聚展出。

　　《康熙遗诏》写着传位胤祯

　　雍正是清史上最具争议的皇帝，以他为题材的影剧、小说十分火红。稗官野史上对这位皇帝的传说甚多，包括他篡改康熙遗诏、为了巩固皇权六亲不认、个性阴险狠毒等。民间流传最多的是雍正施展少林轻功，从紫禁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方取得康熙遗诏，将“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

　　虽然史学界对《康熙遗诏》的真伪有所争论，但目前也没有留下任何证据，指出康熙要传位给十四子。

　　在此次“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中，有一件《康熙遗诏》汉文本，可看到遗诏上清楚写着：“雍亲王皇四子胤祯，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位。”

　　事实上，把储君名单放在“正大光明”匾额后的先例，始于雍正，而非康熙。经历骨肉相残的苦痛经验，雍正建立秘密建储制，继位者名单密封在金匣里，藏在这块匾额后方。

　　雍正试图辟谣越描越黑

　　坊间还流传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好杀等十大罪状，雍正将这些流言编成《大义觉迷录》一书，一一加以反驳，颁行全国试图辟谣，没想到越描越黑。而这本《大义觉迷录》也在展出之列。

　　两岸清史研究学者从雍正遗留文物中发现，雍正45岁登基，在位13年期间，勤于理政、肃贪养廉且国库充盈，他的艺术品位精致典雅，本人更精于书法，文采风流。雍正常夜间挑灯批谕奏折，此次展出的每折朱批中，少则数十字，多则千字，洋洋洒洒，全是亲笔批示，让人叹为观止。从中可看到他惩治贪污，倡行廉政，赏罚分明。

　　痴迷道教疑死于服食丹药

　　雍正在康熙的35个皇子中，排行第四。根据展出的《大清世宗宪皇帝本纪》描述，雍正母亲怀孕时曾“梦月入怀，华彩四照”，出生时亦出现种种祥瑞征象。文中谈到雍正长相“仪容奇伟，高挺鼻子、身材修长、双耳丰垂、声音洪亮、目光明亮有神”。

　　北京故宫另提供一尊高14厘米的《泥塑彩绘雍正像》，写实呈现雍正细长眉、小眼睛、高颧骨、薄嘴唇。他手持如意坐在檀香木制的圈椅上，推估是30岁左右、还是皇子时期。

　　《雍正朝服图》应是雍正即位初期所作，雍正身穿皇帝参加盛大典礼时的黄色朝服，神态端庄威严又不失文人气质，难以将他和阴险狠毒连结在一起。

　　最有趣的当属《胤祯行乐图》系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13页行乐图，内容描绘雍正穿着喇嘛装、道士服、渔夫装，化身村民耕种，或是头戴假发身着欧洲贵族服装去打猎刺虎等场景，雍正“百变形象”堪称当代扮装文化先驱，也看出他对西式文化、佛道宗教等不同宗教文化的广纳接受。而雍正对道教的养生灵丹颇为入迷，多数史学家认为，雍正死于服食丹药。
　　—— 《扬子晚报》

毛泽东写给女性的六首诗词  两首半写给杨开慧

        天纵诗才的毛泽东一生当中写过大量的浪漫主义诗篇，其中有六首诗词是写给女性的。

        1、第一首是《虞美人·枕上》，是1921年写给夫人杨开慧的。杨开慧1901年生，湖南长沙人，1920年冬，同毛泽东在长沙结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湘区委员会负责机要兼交通联络工作。1930年11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1921年夏，毛泽东告别新婚不久的夫人杨开慧，与何叔衡悄然登船，东下上海，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途中，夜间无法入睡，思念远方的爱人，写下了这首词。词曰：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词最早发表于1994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2、第二首是《贺新郎·别友》，写于1923年，也是写给夫人杨开慧的。1923年冬，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毛泽东受党委派，离长沙赴沪转穗，去参加国民党一大。辞别夫人兼战友杨开慧时，他写下了这首词。词曰：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这首词最早发表于1978年9月9日《人民日报》。

      3、 第三首是《临江仙·给丁玲同志》，是1936年12月写给女作家丁玲的。曾与杨开慧在岳云中学是同学的丁玲，1936年11月辗转到达陕西保安（当时党中央所在地）。那时，红军经过长征，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缺乏人才，尤其缺乏知识分子。国统区著名女作家丁玲此时到来，便成为一件重要事情。中央宣传部在一个窑洞里召开了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都出席了。丁玲感到意外，更感到温暖，后来她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毛泽东说，你是从国统区来到苏区的第一个作家，现在这里的条件很差，打仗的人多，文化人少，你来了好，可以把苏区的文化工作开展起来。你在上海领导过左联工作，多想些办法，多发挥一点作用。丁玲建议：先要成立组织，比如文艺俱乐部之类，把文艺爱好者聚集起来，开展活动。

        11月22日，在保安，我党在革命根据地成立了第一个文艺协会组织，开始叫“中国文艺工作者协会”，毛泽东建议改为“中国文艺协会”。丁玲被推选为中国文协主任。毛泽东问丁玲，还想做什么？丁玲说：“我想当红军，上前线去，看看打仗。”毛泽东思索了一下说：“还来得及，还赶得上最后一个仗。明天有队伍上前线去，你就跟着杨尚昆主任他们走吧！”就这样，丁玲跟着工农红军前方总政治部出发上了前线。

        这一年的年底，丁玲收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就是毛泽东的《临江仙》词，用军队电报拍发给前方的丁玲。词中表达了对于丁玲的高度赞许。词曰：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据考证，在毛泽东诗词中，题赠现代作家的只此一首。1937年初，丁玲来到延安，又当面请毛主席亲笔抄录了这首词，写在两张16开大小的浅黄色毛边纸上。抗日战争开始后，丁玲为防丢失，于1939年初夏把毛主席的手书寄给远在大后方重庆的胡风，请他代为保管。胡风虽然历尽沧桑，几度风雨飘摇，但始终妥善保存着这件珍贵文物。1982年，胡风从四川回到北京后，终于将它归还给了丁玲。

        这首词最早发表于《新观察》1980年第七期。

        4、第四首是《蝶恋花·答李淑一》，是1957年5月11日写给李淑一的。李淑一当时是湖南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师，杨开慧的好友。1957年春节，李淑一写信给毛泽东，谈她读了毛诗的感想，并附了一首她在1933年听到丈夫柳直荀（曾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牺牲时写的《菩萨蛮?惊梦》。毛泽东5月11日回信，并赋此词。词曰：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词中的“杨柳”指的是杨开慧和柳直荀。毛泽东在此词中以浪漫主义手法歌颂了为国赴死的先烈，与李淑一共同缅怀了自己的革命伴侣。

        这首词最早发表于1958年1月1日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

        5、第五首是《七绝·为女民兵题照》，是1961年2月写给已参加民兵的女机要员小李的。

        1960年的一天，毛泽东的女机要员小李送文件到菊香书屋。这时，正站在窗前沉思的毛泽东忽然问她：“小李，你参加民兵了吗？”“参加啦。”小李回答。“你为什么要参加民兵？”毛泽东又问。“这……”小李想了想答：“响应主席的号召，全民皆兵呗。”

        60年代初，我党与国际上一些政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比如，在怎样对待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民兵组织的建设上，我党与苏共就存在着不同看法。苏共领导人认为，在现代化武器面前，“常规部队无足轻重，民兵只不过是一堆肉”。与此相反，毛泽东则以为，在帝国主义依然存在的今天，在现代化武器面前，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女机要员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参加过民兵，从笔记本里拿出一张训练余暇时拍的照片给毛泽东看。照片上，小李剪着短发，白衬衣束进蓝色长裤里，右手扶着步枪，昂首站在一棵树旁，背景是明净的蓝天和远山。“好英武的模样哟！”毛泽东称赞道。

        一会儿，毛泽东把手里的烟灰弹了一弹，对小李说：“给我拿支笔来。”他接过铅笔，顺手拿过一本看过的地质常识书，翻到有半页空白的地方，便在书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了《七绝?为女民兵题照》：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毛泽东放下笔，笑着对小李说：“小鬼，我把这首诗送给你，好不好？”小李又惊又喜：“主席，您太夸奖我了，我哪配得上……”“哎，你们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说完，爽朗地笑起来。

        这首诗最早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诗词》。

        6、第六首是《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是1961年9月9日写给江青的。毛泽东所写的“李进”，是江青1951年底去湖北武汉附近深入土改时用的化名。那张照片则是江青1959年上庐山时拍摄的。诗曰：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20世纪60年代初是中国复杂而严峻的年代。国际上，中苏两党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苏联单方面撤走全部专家，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并挑起中苏边境纠纷。而在国内，经济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东南沿海一带面对着所谓“新月形包围圈”，西部北部边境也存在安全威胁。在严峻形势下，作为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他依然镇定自若、信心百倍，“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的诗句，与其说毛泽东是触景生情，倒不如说他是借景抒情，把自己在特定历史年代的情怀，寄寓在题照诗中。

        这首诗最早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诗词》里。
        ——  新华网  本文摘自《魅力毛泽东》 刘继兴 编著　新华出版社

开国上将吕正操生平回顾

       

        图为青年时代加入东北军的吕正操。吕正操，1905年1月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唐王山后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战火纷飞的乱世年月，家贫的他只上了4年小学，之后只好当学徒、种地来聊以糊口。1922年，17岁的吕正操参加了东北军。1925年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后，吕正操成了张学良的少校副官、秘书。吕正操是张学良的知己与爱将。

　　中国最后一位开国上将吕正操于13日下午14时45分逝世，享年106岁。在生前的一次采访中，吕正操老人对记者说“我一辈子，就是打日本，管铁路，打网球3件事。”


       

        1939年，担任冀中军区司令员的吕正操。吕正操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全面侵华，吕正操率部脱离国民党军，改称“人民自卫军”，在兵家大忌之地创建了华北平原第一个抗日根据地，首任冀中军区司令员。他是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回民支队的指挥者和领导者，并发动10余万人马参加百团大战，被毛泽东誉为“坚持平原游击战的模范”。


       

        抗日战争时期的吕正操，吕正操上学时，老师曾给他取学名“正言”，他听后感到不对心思，边走边琢磨，这言语的“言”字，跟军事打仗没啥关系。上学读书为的是求知识，长大要当兵，操练好了才能打日本。于是，他打定主意，自己改名为“正操”。


       

        吕正操与老乡亲切交谈，抗战开始前后，吕正操在冀中战斗生活了10年，他的队伍和当地老百姓相濡以沫，鱼水情深。冀中的父老兄弟姊妹视他亲如家人，他也一直把那里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至今听到冀中的乡音，仍感到格外亲切。


       

        1939年，在晋察冀抗日前线。右起:舒同、关向应、贺龙、罗瑞卿、吕正操、聂荣臻、黄敬。
    接下帖……

—— 接上帖

     

        1940年4月，于辽县桐峪镇129师师部合影。左起：李达、聂荣臻、邓小平、刘伯承、吕正操、蔡树藩。吕正操率部改编后，进入冀中，与冀中地方党组织会合，发展抗日武装，创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他说：“日本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当问到他打过败仗没有，他笑了笑：“敌人来了，打不过就跑嘛。这就是敌进我退。”


       

        1940年摄于山西，左起：罗瑞卿、吕正操、彭德怀、朱德、聂荣臻。1940年8月20日晚10时，正太路第一战役打响，“百团大战”开始，冀中区十万以上群众配合部队进行破路和反击。据吕正操回忆：“从8月20日至9月20日，冀中区平毁公路、铁路500多公里，炸毁铁桥、木桥20座，收电线13000多公斤，毙伤日伪军1300多名。我军伤亡400多名。”


       

        1940年，舒同（左起）、王平（坐者）、罗元发、吕正操、李耕涛、聂荣臻、杨成武、聂鹤亭。接着，第二、第三战役打响了。吕正操将冀中主力部队指向被敌人侵占的广大区域，冀中各地的民兵和百姓还冒着敌机低空扫射的危险，大规模地破坏铁路、公路及其他附属建筑物，“不留一条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座桥梁”，从根本上破坏敌人的交通线。


       

        吕正操率部改为人民自卫军坚持抗日，与河北游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船中站立者为纵队司令员吕正操。


       

        1942年日军五万余人对我根据地进行“拉网大扫荡”。这是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在前线观察。
    接下帖……

—— 接上帖

　　

　　1944年，吕正操在晋绥。1942年5月1日，冈村宁次集结9万日军和伪军，配合飞机、坦克、大炮对冀中进行“十面出击”、“铁壁合围”式的“五一大扫荡”。此时吕正操和政委程子华将部队巧妙地化整为零，组建成灵活机动的武工队与敌人周旋。在“大扫荡”的两个月中，大战272次，以“脚丫子闪电战”使冈村宁次的“铁壁合围”破产，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会议。左起：林彪、高岗、陈云、张闻天、吕正操。解放战争时期，吕正操1945年10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945年10月起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副总司令员、东北军政学校校长，12月起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常委、西满(辽热)军区司令员。1946年1月至1947年1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1948年1月至8月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1948年8月至1949年5月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


　　

　　1949年9月21日，朱德、聂荣臻、吕正操、李涛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65年1月任铁道部副部长，1965年1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铁道部部长。其间，1954年11月起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


　　

　　资料图：吕正操与新婚妻子刘沙


　　

　　资料图：吕正操将军与家人
　　—— 新华网

吕正操与张学良相隔半世纪再聚

　　曾多年担任张学良秘书、副官的吕正操和“少帅”有着特殊的感情。首先，两人都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是校友；而吕正操读书时，张学良继承其父，兼任了讲武堂的校长，两人又是师生关系，再加上原本的上下级关系，这些都使得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直关注着吕正操，并指定他做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的联系人。1983年3月，在邓颖超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时，吕正操就被安排出任副主席。

　　自“西安事变”后，吕正操和张学良就失去了联系。直到1980年，海峡两岸关系缓和后，两人才建立了书信往来。吕正操曾多次试图邀请张学良回大陆，特别是回东北看看，但终未成行。1991年，张学良获准赴美探亲；受邓颖超指派，5月吕正操赴美，两人相隔半个多世纪后终在异国相聚。
　　—— 海口晚报

毛泽东如何对待两个曾“大骂”他的人？

　　在众人心目中，毛主席被骂，那还了得！然而事实上，毛主席确实被骂过，而且传到毛主席那里，天也没有塌，地也没有陷；毛主席妥善加以处理，还起到了“兼听则明”、“闻过则喜”和“言者无罪”的示范作用。

　　延安时期，第一个大骂毛泽东的人，是张国焘的忠实部下许世友。他不但骂，还扬言要带枪去见毛泽东，“毙了他！”引起群愤，群起而攻之，缴了许世友的枪，把他关押起来，剥夺了他的自由。此事报告给毛主席后，毛主席命令放了许世友，还了他的枪，发给他子弹，让他携枪来见自己。相见之后，毛主席了解了许世友骂他恨他的思想动机和由来，解开了误会，沟通了思想，融洽了情感，非但没有治许世友的罪，还交成了知心朋友。毛主席此举，让许世友佩服得五体投地，倍感毛主席的伟大，一生忠于毛主席，至死不渝。

　　第二个骂毛主席的人是一个农家妇女。一个夏日，雷电交加，雷电劈死了一个县长，这妇女就借题大骂：咋不叫这雷劈死毛泽东呢！接着又骂共产党。基层干部们立即抓了这妇女，并声称要枪毙她。消息传到毛主席耳里，毛主席立即约见这位妇女。问她为什么骂他，咒他死？还骂共产党？妇女声泪俱下，陈述了缘由。原来是因公粮任务太重，又逢三年旱灾，百姓交不起，尤其是她家，除了种子，已无颗粒存粮。主席得悉后，非但没有责怪她，报复她，还百般安慰，肯定她意见提得好。临行，还让通讯员把自己的口粮和自养的一头奶羊送给了这位农妇，以解养家糊口的燃眉之急。接着，党中央决定，减征公粮，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这就是毛泽东主席的为人，光明磊落，宽大为怀，严以责己，宽以待人，从不乱用个人权威，视百姓为父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新华网

中国古代十种隐士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传席先生把中国古代隐士分为十种。

　　完全归隐：归于此类的隐士是真正意义上的归隐，他们与为仕而隐完全没有干系，即使有时机有环境有条件，甚至朝廷派人来多次延请，他们也拒不出仕，如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等。

　　仕而后隐：这种类型的隐士在中国古代很多，当过官，因为对官场不满而解冠归去。这其中，名气最大的是陶渊明，其隐逸的名气甚至超过其诗名。但陈传席认为陶渊明在归隐之后就变成“真隐”了。

　　半仕半隐：此类人先是做官，但后来不愿做了，但辞官又无保于生计，于是虽做官，却不问政事，过着实际的隐居生活，虽然不具有隐士的名分，却有隐逸思想，如唐之王维。

　　忽仕忽隐：如元明之交的王蒙、明末董其昌，均是先做官，然后又隐居，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复出仕，之后再归去。陈传席先生评价这种人不果断，拖泥带水，并说王蒙创造了拖泥带水皴，董其昌的画用笔含糊不清，太暗而不明，就和他们的性格有关。

　　隐于庙堂：这类隐士，虽然做官，但不执著于政事，陈传席评价之为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对国家危害最大。

　　似隐实假：如明代隐士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

　　名隐实官：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然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这种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

　　以隐求仕：通过隐逸来博得名声引起朝廷的关注，然后出仕，即所谓的“终南捷径”。如唐代的卢藏用在考中进士后，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他曾对友人指着终南山说：“此中大有嘉处。”

　　无奈而隐：此类人实际上最热心于时局，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上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这一批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

　　真隐而仕：此类隐士在隐居时基本上都是真隐，但当时机来临时就出山，没有时机就隐下去。如殷商时伊尹、元末的刘基，名气最大的是诸葛亮。
　　—— 《中国新闻周刊》

古代并不主张早婚

　　现代人，往往对古代人有诸多的“误会”，譬如一直认为古代男女是“早婚”，一般十七八岁就结婚成家了。《孔雀东南飞》说，刘兰芝十七岁就嫁给了焦仲卿：“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这也许是事实，可是，如果仅凭此便断定古代人都是早婚，那未免太片面、太武断了。其实，古人并不主张早婚。

　　据有关史料记载，男子三十岁、女子二十三岁是“适婚”的年龄。《礼记》上说，西周时期，“男子二十而冠，始学礼，三十始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而笄，二十三而嫁。”东汉班固在《白虎通义》中，对男三十女二十三的适婚年龄，也作了十分科学的阐述：“男三十筋骨坚强，任为人父；女子二十三，肌肤丰盈，任为人母。”我国的中医典籍《内经·素问》中有更明白的解释：“男二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三十，五腑大定，肌肉坚固，血脉满。”而女子到了二十三，才“肾气平均，肌肉丰满”。

　　可见，古代应该并不主张早婚，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过早结婚，身体发育尚未成熟，是不能胜任为人父母的。而且，古人对于男女适婚年龄的观点，在现今看来，依然是科学的。不过，后来由于战争连绵不断，人丁锐减，统治者为了增加兵源，才大力提倡早婚和生育，致使早婚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盛行不衰。而且，至今在中国某些落后偏远的地区，早婚陋习依然存在。
　　——西安晚报